中国的食物骚乱：政治经济结论

中国和欧洲的食物骚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开始于这样一种观察结果：在这两个地区，可以发现许多非常相似的社会冲突类型。西欧和中国的食物骚乱肯定具有若干共同特点。例如，二者都经常爆发在那些从空间上将不同规模的贸易分开来的断裂点上；二者也都常常发生在歉收使得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不可能都得到满足的时候。食物骚乱者的行动也很相似：民众要求以较低的价格得到粮食，阻止粮食运出本地市场，并且攻击藏匿大量食物的人们。食物骚乱事件的这种相似性说明：我们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复杂情境里找到相同的片段。我们也常用适合第一种情境的片段，来引导我们在第二种情境里寻找相同的片段。但是这两种情境所描绘的是不同的景象，不论我们如何地努力想要使第二种情境的其他片段等同于第一种情境里的片段，它们都不相符。因此我们是把相似的片段错认为是熟悉的情境了。

西欧的食物骚乱，发生在对食物供给的新要求取代旧要求之时。新的市场结构和新的经济意识形态，受到正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的支持，而生产组织与技术方面的变化，带来了食物供给与流通的新渠道。简言之，在欧洲史上，食物骚乱是在资本主义作为支配性的经济秩序而扎下根来的时候发生的。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小地区内的和长途的商业性粮食流通的扩大，是各地区经济内部多样化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专业化的一个方面。收成的波动加深了对市场上的粮食的依赖，同时又加强了对市场以外的粮食的要求（即向富户和国家要求借贷、赈济以及减价售粮）。当商人、富户和国家不能使仰赖他们所控制的粮食为生的人们以其熟悉和能够接受的条件获得粮食时，食物骚乱就出现了。

在西欧，到了19世纪中期，食物骚乱不再是社会冲突的通常形式。食物骚乱是维护旧体制的斗争，为的是反对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反对农村阶级屈从城市阶级，以及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19世纪的国家，由于受国内叛乱和帝国主义的困扰，不再能够像18世纪的国家那样干预食物供给问题。经济的专业化和通过不同规模的粮食流通而获得粮食供给的不可靠，二者相结合，仍然决定着中国食物骚乱的背景。人们继续对富人所掌握的粮食提出要求，同时不断地抗议粮价高涨并一直都在呼吁反对粮食输出。在20世纪初，一个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对人们阻止其父沿着湖南一条小河运米外出的行动深感震动。不久，长沙的食物骚乱就卷入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政治抗争。^[20]这次食物骚乱伴随着帝国制度的灭亡，提出了中国革命领袖们将要面临的许多挑战之一。(www.xing528.com)

把食物骚乱仅只视为伴随欧洲的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巩固的一种冲突形式，就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必然性的意义，即相信必须把各种食物骚乱（例如中国的食物骚乱）都置于与欧洲相似的转变过程中。通过将中国与欧洲的食物骚乱作比较，我们不能不感受到双重的惊诧：第一，有些类型的冲突，过去人们认为在性质上是欧洲的，但事实上却在另外的主要文明中也能发现；第二，对这些冲突的分析，并不支持任何一种从相似事件到相似结构与相似过程的简单推理。食物骚乱发生在不同的环境里，而这些环境又是由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要素经过特殊组合后形成的。这些要素中，有些是中国和西欧共有的，另一些则仅是中国或西欧独有的。这两个要点的含义在于：许多相似事件被置于远隔万里的中国与西欧的不同结构中；而这一事实促使人们去怀疑那些只是使用文化上的专门术语来作出的解释，以及那些根据普遍的因果关系而坚定不移地提出来的解释。而我们认为：对于集体行动的解释，目标应当在于分辨普通的要素和具体的要素。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的“权利”（entitlements）概念，为如何看待食物骚乱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这里所说的“权利”，指的是某个人能够合法获得食物的全部手段。这个概念，扩大了常见的那种重点局限于市场交换的概念（即森称之为“交换的权利”的概念，森1981）。在欧洲食物骚乱的事例中，权利的变化发生在本地和社团对食物的要求被市场的要求所取代之时。在这些事例中，交换的权利变得越来越重要。对食物交换权利的依赖日益加深，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而食物骚乱则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映。在18世纪的中国，农民在获得食物方面，既享有交换的权利，也享有习俗的和国家的权利。习俗要求真正的儒家社会精英在饥馑时节发放贷款和低价售粮。国家维持民间仓储系统，提供人民以另一种在饥馑时节获得廉价粮食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上述两种权利彼此不同，但是又相互补充。交换的权利是由地方习俗和帝国政策二者共同构成的。中国的食物骚乱除了反对交换的权利扩大所带来的不利结果之外，还捍卫习俗的和国家的权利。因此中国的食物骚乱证实了一种食物供给方面的政治经济。在这种政治经济中，尽管交换的权利带来许多问题，但国家的和地方的精英都承认有责任稳定食物供给。不能把中国的食物骚乱仅仅视为反对习俗的流通。毕仰高（Lucien Bianco）近来指出：在20世纪，本章所谈到的这种正式的食物骚乱抗争，远不及非正式的和小规模的抗争普遍（毕仰高1991）。对我而言，这一变化最可能反映出来的是民众意识到国家变得比较不能和不愿支持上述国家的权利。正式的食物骚乱相对的重要性可能降低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欧洲食物骚乱减少的逻辑，因为在欧洲，人们对食物的焦虑已消除了。即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对相似的食物供给问题感到愤怒，并以相似的方式表达其愤慨与焦虑，但是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正是在这些政治经济中，这些反抗才具有重要意义），却明显地彼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