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食物骚乱的原因及影响

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民众聚集起来阻止粮食流动，要求降低面包价格，并且常常强迫有关方面低价出售粮食与面包。查尔斯·蒂利将这些事件置于以下两个历史大进程的背景之下：（1）商业化以及国内粮食市场的形成；（2）国家的形成与政府食物供给政策的变化。粮食交易的扩张，是此时期所出现的以下三种趋势的组成部分：（1）农村工业的发展导致农村人口依赖于商业性的食物供给；（2）从农村人口中招募而来，并由国家购买粮食供养的常备军不断扩大；（3）依靠商业性粮食贸易获得面包的城市不断发展。这三种食物需求，将粮食吸收进了新的渠道。国家为增强中央权力以及维护城市公共秩序而制定的政策，对这些新渠道的出现也助了一臂之力（蒂利1975）。下面，我们首先考察英国与法国交易结构的变化。

格拉斯（N. S. B. Grass）在其关于英国谷物交易的经典性研究中，将商业性流通分为三种类型：在12世纪，贸易主要发生在庄园之间；而后城镇的成长，促进了地方市场的发展；在17与18世纪，都会市场和出口市场结合起来，一道取代了以前的地方市场（格拉斯1915：200）。阿兰·埃佛利特（Alan Everritt）对食物贸易作了更详细的研究，把都铎王朝时期的“开放市场”（open markets，即公共市场public markets）与“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s，即谷物会所、货栈以及位于外省城镇的小酒馆饭店）区别开来。从制度上来区分，开放市场的服务对象是各种领土单位，而私人交易则跨越更大的地域，在已经开始地区专业化生产的国内各地之间运送货物。长途贸易的发展以家族联系和个人联系为基础。多数从事贸易的人目不识丁，信誉的观念也因人而异。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交易规模的扩大。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以外省消费为主体的私人贸易仍在发展（埃佛利特1967：466 ~ 592，特别是566 ~ 567、516、530、545、531）。

此外，为了供给伦敦、出口、王室和武装力量，还有三种市场也发展了起来。伦敦的成长，要求私人交易增加比英国其他地方更快。格拉斯已说明了伦敦市场组织的这一特点，并强调掮客在调集供给伦敦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的食物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最后，出口市场同供应王室以及部署在欧洲大陆上的英国部队的渠道的增加也有联系（格拉斯1915：157；埃佛利特1967：507、524）。埃佛利特对这些发展，作出了以下令人信服的解释：

人口迅速增长及其日益集中于城市或工业中心（例如伦敦、诺维奇[Norwich]、泰因赛德[Tyneside]以及西部各纺织业城镇），破坏了迄今为止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各共同体之间的平衡，并迫使这些共同体依赖于市场供给。人口的集中、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可供耕作的“未开垦”地区的减少以及地区专业化的加强等，使得本地资源不能满足这些共同体的需要。在此同时，16世纪的价格上扬，可能也导致了农业产量的提高；而为时人经常抱怨的17世纪的货币紧缩，则刺激了信用交易的发展。结果某些年份显示出：在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某些商品有大量剩余，而只有私人贸易才能处理这些剩余商品（埃佛利特1967：564）。

16世纪的人口增长，助长了以地区专业化为基础的工业产品和城市产品的生产。贸易规模通过新的流通结构而不断扩大，又支持了这种地区专业化。这些流通结构包括各种新型的商人。他们的那种以城市为基地而到处旅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社会观。埃佛利特警告我们不要把开放交易与乡村、私人交易与城镇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又使用这个对比，来描绘那些随着食物流通新渠道的发展而出现的“关于社会与社会责任的不能兼容的观点”（埃佛利特1967：568）。

伍舍尔（A. P. Usher）在其对法国粮食贸易的研究中，分析了18世纪以前的商业性粮食流动的结构及其后来的变化。在18世纪以前，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二者在制度上各不相同。城镇市场可以在一个小区域内以一些方式联结起来，例如一个生产市场上的粮食可以供给一个消费地区，或者一个大的消费市场可以由很多较小的生产市场来满足。批发贸易以两种形式进行。一种被称为“布拉提埃”（blatier）的小麦批发商，使用自己的资金在一个市场上买粮，然后运往另一市场出售。其交易的规模相当小，而且他们也可能会被地方当局禁止进入城镇市场。在沿主要河流的富饶地区，另一种形式的批发贸易较为发达。河边城镇的居民建起了仓库，以供从大城市来的商人来此采购。在一些地区，这种仓库是由略有资财者、在此市场上购粮的资产阶级分子，或者从大城市来的商人建造的。这种多种人士致力兴建仓库的情况，说明了食利者、本地资产阶级和来自大城市的商人，在发展粮食批发贸易的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伍舍尔1913：37~38）。

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城镇市场与批发贸易在制度上的裂缝被沟通了。成长中的城市，需要将其粮食供给增加到上述仓库贸易所能动员的水准之上，从而促进了这种沟通。从灾年救荒开始，一种直接向生产者购粮的国家采购制度出现了。商人一直深入到市镇以下，为生产者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需求来源，从而使得生产者直接进入了更大的交易网络（伍舍尔1913：39~40）。在法国，这种交易变革需要摧毁存在于地方贸易与批发贸易之间的障碍。在英、法两国，交易结构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这个变化为欧洲的食物骚乱创造了条件。

在农业衰退和经济停滞的时期（更勿论经济紧缩的时期了），食物骚乱变得更为频繁，并且延续到农产品价格上升、经济活动增强的时期。通过新的渠道扩大粮食流通，有助于吸收连续的丰年所生产出来的大量粮食。1750年的衰退，以粮价低迷而工资相对较高为标志。这次衰退过去以后，上述对食物供给的各种新要求肯定出现了，从而引起价格上涨和工资下落。此时食物骚乱也更加频繁地发生了。^[13]

在这些变化中，国家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有时是不明确的）角色。埃佛利特认为：英国国家未能接受16世纪长途商业新制度的发展，是斯图亚特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埃佛利特1967：586）。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家并不仅仅是在适应这个新的市场现实。贸易的成长，并非只是一种受个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逻辑所驱动的简单、平稳和自然的进程。汤普森（E. P. Thompson）坚信：在英国，自由贸易政策要求废除所有那些对粮食流动加以限制的成文法、习惯法和惯例。原有的反对囤积居奇和垄断收购的法律受到挑战，并于1660—1772年之间逐渐废除——这些被废除的法律，过去曾依靠禁止在远近市场上贱买贵卖粮食的办法来调节粮食流动。汤普森指出：“自由市场不但对政治性经济是一个新的突破，同时也瓦解了旧有的道义性经济”（汤普森1971：136）。从事长途贸易、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阶级，找到了政治上的代言人，而且在166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能够在关于废除支配地方市场的立法争论中获得胜利。

路易斯·蒂利对法国食物骚乱的分析显示出：在创立新的粮食流通渠道方面，法国国家起了一种领导的作用。17世纪后期的两位官员波瓦依斯基尔贝尔（Boisguilbert）和沃班（Vauban），将法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归咎于粮食的商业调节系统。随后在18世纪，法王颁发了若干整顿粮食自由流通的诏令，实际上是用许多税则和规定对此予以批准。对粮食供给的控制权，也从各级议会转到王室官员手中。这些议会常常禁止粮食流出自己的地域，而王室官员则有时强迫生产者将小麦上市。王室以牺牲各级议会为代价，在司法论争中赢得了胜利。随着国家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粮食也慢慢开始更为自由地流动（L.蒂利1971）。(www.xing528.com)

然而，法国国家不像英国国家那样明确地是某些特殊利益团体的坚决支持者。18世纪的法国，在一种旨在保护地方消费者的食物供给伦理和一种偏爱长途贸易的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之间，出现了旷日持久的争议。正如斯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在其关于路易十五时期法国食物供给的两卷本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粮食自由放任主义表现了社会理论中的一种激进观点，但是完全支持这种观点的，却是法国社会中最传统和最保守集团的成员即大地主和贵族。这些人之所以支持粮食自由放任主义，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粮价和更优的收入，而绝非因为他们对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与其他新观念之间的思想联系感兴趣。至于其他的人之所以难以接受粮食自由放任主义，则是由于这种粮食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与别的激进的社会观念有关联，而且其自身逻辑与优先保障地方消费者的社会要求大相径庭，因而容易引起警察与民众的冲突（卡普兰1976：卷2：682~687）。在18世纪，短缺的威胁也制约着粮食自由放任主义在不同地点的试行。对于这种威胁，处于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国家，有时也用努力保护地方供给的办法来作为回应。在整个18世纪，法国国家的中央官僚机构从各省议会手中夺得了对食物供给的控制权力之后，在采取行动保护地方消费者在供给紧张时期获得食物的权利方面，一直犹豫不定。

自由贸易政策很适合丰收之年，但人们也相信国家的干预在歉收之年是非有不可的。政策的摇摆，部分地是对于收成大幅波动所作出的反应。有证据表明：法国国家所面临的食物供给方面的问题，比英国国家更大。据安德鲁·阿普里柏（Andrew Appleby）的研究，1590—1740年间英国农作物的多样化，有效地减少了因天气引起的收成波动（阿普里柏1969）。更加稳定的供给，意味着国家在保护地方消费者不受新的需求所苦方面的责任减轻了。但是必须强调：更加稳定的供给并不一定意味着食物骚乱的减少。为对抗不充足的供给而进行政府干预的需要减弱，可能使国家越来越不愿保护地方对食物供给的要求，从而使得食物骚乱变得更为普遍。在农作物种植方式的变化能够改变整个供给状况的时候，政治决策调节着食物供给的获得，从而也影响到食物骚乱发生的可能性。食物骚乱、供给短缺和饥馑三者密切相关，但是却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如果是因饿死人而引起食物骚乱的话，那么法国十六、十七世纪的食物骚乱，应当比18世纪更多（因为18世纪饥饿死亡率降低了）。恰恰相反，在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已平息，前面概述的诸变革已发生的18世纪，食物骚乱反而变成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现象。不仅如此，在18世纪（例如在1740—1741年法国的危机中），国家成功地保护了处于危急之中的民众对食物供给的要求。在此时候，食物骚乱很少发生。在英国，食物骚乱频繁的时期，并不是出现生存危机的时期。正如汤普森所言：“没有已公布的证据显示，在18世纪的英国有过任何类似古典的生存危机之类的东西存在”（汤普森1971：133）。相反，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笔下的朗魁多克的农民，在1526—1535年的生存危机中，也并未阻挠粮食输出。其原因很简单：朗魁多克庄园早已禁止粮食输出了（拉杜里1976：135~142）。

汤普森、查尔斯·蒂利和路易斯·蒂利认为：在商业的新形式与新规模贯穿到地方，人民不能再依靠官员来保障其获得食物供给的权利时，食物骚乱就会发生。人民依靠传统的权利与习俗，来使其要求合法化：

在粮食的买卖与加工等方面，对于什么是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有一种大众的共识。不满就是在此种共识的范围中起作用的。这种共识的基础，则又是关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责任，以及关于社会内诸集团的适当经济功能的传统看法。这些看法合在一起，可以说就组成了穷人的道义经济。践踏这些道义上的假定，就像实际上的剥夺一样，经常是直接行动的诱因（汤普森1971：78~79）。

许多关于欧洲食物骚乱的研究，强调对食物供给的新要求挫伤了民众的期望。这种观点有力地否定了饥饿与食物骚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的看法。在频繁的食物骚乱出现之前的数十年中危及生命的生存危机的减少，促使我们去注意食物供给状况的“需求”的方面。这种需求不仅是从理论上来表现的抽象市场的数量标志，而且也是在制度的限制和政治的强制之下人们获得食物的权利。但是，“供给”的方面也值得继续注意。当灾荒未与食物骚乱相伴发生时，挨饿以及对挨饿的恐惧颇为重要。可获得食物的真正减少和对于获得食物的权利被削弱的恐惧，两者都是引起食物骚乱的条件。乔治斯·鲁德（Georges Rude）提醒我们：“正如我们可以预见的那样，食物骚乱通常尾随着导致价格飞涨的歉收与短缺。食物骚乱可以说是对灾荒感到恐惧的结果，而非灾荒本身的结果”（鲁德1974：23~24）。灾荒尚未登台，但对灾荒的恐惧已经使得食物骚乱出现了。

乔治斯·莱夫布佛（Georges Lefebvre）在对食物骚乱参加者心理状况的研究中，把灾荒排除于1789年食物骚乱的情景之外。他说：

当物资匮乏时，饥饿引发了骚乱，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的或更大的恐惧。人们绝不愿意承认仅只是自然的力量使得他们贫困苦难。为什么在丰收之年他们没有储藏粮食？……在1789年，穷人一再说他们不可能死于饥饿。如果政府认为提高物价是合适的，那么大家都应增加工资或用别的办法使富人养活穷人。否则，他们将自己救助自己，并将报仇……并没有灾荒，但要制止涨价已为时太迟（莱夫布佛1973：24）。

在莱夫布佛的描述中，法国大革命期间食物骚乱的参加者都有自己的恐惧，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政府和自己双方的选择自由。会挨饿，可能也会饿死。但是灾荒并无罪过，它们并未引起食物骚乱。

简言之，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法、英二国的国家，帮助创建了自由的粮食市场，即免除了官方干预的市场。官员们不再经常地反对外来的需求，以保障地方的食物供给；人们也不再能够指望官员们把市场价格降到“公平”的水准。食物骚乱出现在粮食的商业化所造成的断裂处。在城镇与乡村，当一种新型的市场扩张贯穿并改变了旧的交换方式，而歉收又迫使人们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中作出选择的时候，食物骚乱也会发生。19世纪50年代以后，食物骚乱在欧洲消失了。运输的改进，使得越来越多的食物输往城市市场。欧洲的农村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方面肯定也发生了变革，但是每一种制度都变得服从于城市、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