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历史变化的传统看法中，民众抗争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抗争统治者，是当局未能维持人民福利的结果。这个逻辑在解释政治变化方面很有影响。王朝的兴衰都与对人民的统治是否得当密切联系在一起。赋税沉重和在困难时候官方不予救助所引起的抗争，都部分地促进了王朝的没落。
更近一些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构架基本上支配了对民众抗争的研究。在农民抗争方面，中国学者耗费了很大精力。他们相信这些抗争代表着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历史变化的火车头。这种史观，正如中国传统史观一样，对于如何分析隐藏在这些事件后面的个人动机的形成以及这些事件的意义，并不太感兴趣，而是注重于那些已被阐明的历史后果。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学者把这些斗争视为驱动社会变化的工具，那么过去的中国学者则将这些斗争看做是重建善政的行动。儒家认为民众抗争走的是一条时代循环的弧线，而共产党则认为走的是时代前进的道路。在最近十多年中，这种在历史研究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不再盛行，从而对民众抗争的分析也失去了其吸引力。在此时期，美国学者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不同形式的研究，则是重在将中国的史料证据与欧洲的经验理论相互结合起来。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其关于捻军起义与华北共产党活动的著作中，将起义设想为农民谋求生存战略的延伸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而这种生存战略则又根植于中国一个特定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之中（裴宜理1980）。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对义和团起义的描述，通过大众文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与事件之间的关系，追踪一个社会运动的形成（周锡瑞1987）。史谦德（David Strand）的研究，展现了北京人力车夫的情绪与目的；他们的罢工，有若干因素与我们在欧洲城市罢工中所看到的因素相类似，也有若干只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环境所特有的因素，因此是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史谦德1989）。罗威廉（William Rowe）在其关于19世纪汉口史研究的第二本书中指出：与欧洲城市比较，中国城市中的社会抗争相对较少；而这则是由有异于欧洲情况的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特点所致（罗威廉1984、1989a）。这些关于中国群众运动的近著，都肯定中国的民众抗争，可以用欧洲的分析范畴进行比较并理解。然而这些事件本身，却走着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因此，共同性和相似性只有在较大的架构中才讲得通，而这些构架又必须能够解释我在本书上篇中所谈到的那些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变化方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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