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众抗争：视角比较与历史解读

以往许多关于社会变化的看法，曾从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卡尔·马克思那里获得灵感。这些看法在对民众抗争所作的基本解释方面有很大影响。涂氏将民众抗争视为社会脱序的一个范例，而这种脱序又是出自剧变中的社会所具有的紧张状况。他对日常与非日常、正常与脱序所作的区分，鼓励人们把抗争视为对常态的突破以及社会没有妥善运作的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则认为民众抗争应处于阶级斗争的中心，是每一个发生变化的历史时代的主要特征；贯穿于这些变化之中的阶级斗争，其类型不断变化，反映了阶级关系的改变。对于马克思来说，民众抗争是历史变化的推动力量的一个必然要素。

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抗争研究处于中心的地位。一种要发现一般民众生活史的使命感，激励着新的一代学者去探索社会冲突。只有很少的历史活动是既有普通民众参加，又留下了书面的记载的，而社会冲突正属于这类历史活动。新的社会史学尊重大众（间或也包括大众的呼声），并以两种方式把抗争与大规模的社会变化联系起来：第一，小规模的行动代表了民众对世事变化的反应；在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之时，这些抗争行动的内容也在改变。例如，抗税活动让位于反政府示威，工厂罢工取代抗议食品涨价，等等。在此意义上，民众抗争提醒我们注意：对于由别人所发动的巨大历史变化，普通人是如何作出反应的？第二，抗争本身，也是构成更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砖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17世纪法国的佛隆德（Fronde）运动，是反对王权扩张的一系列抗争活动，而这种王权扩张最清楚地表现为创立新税。同时，法国大革命也包括反对食品价格过高和赋税过重的抗议活动。在社会史向政治学靠拢的趋向中，民众抗争突现了出来，但是这不是帝王的政治，而是工匠、小商人和工厂工人的政治。民众抗争很适合一种根据大理论来评价历史变化方式的分析构架，不论这些大理论是来源于涂尔干、马克思还是韦伯（Max Weber）。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在80年代受到文化与思想史研究的挑战。后者虽然仍保留着民粹派与左派政治的痕迹，但通常用对个人经历的解释取代了早先的对集体行为的分析。有两组对于历史的解释，即使没有被完全否定，也是受到了有力的挑战。第一，历史变化在其轮廓上，不再被看得很简单。我们不能再声称可以轻易地预见未来的变化。第二，认为理性和目的性是引导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的观点，也遭到批评。在对民众抗争的研究方法上的这一转变，表现了在一个具体主题的重点背景中，还有更大的变化在影响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由强调客观的状况、过程和事件，向注意从主观方面再现历史真实的转变。人们仍然行动，但是他们行动的理由与感情的关系，通常比与理性的利益的关系更密切。(www.xing528.com)

人类的动机与理解，在20世纪60与70年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显而易见，但在近来文化史与思想史关于民众抗争的研究中则颇不然。例如，在一次工厂罢工中工人争取适当工资的斗争，以往可能被视为单纯的自利行为，而现在其动机的形成则似乎是依据于荣誉感。学者们重新认真阅读文献，更加注意有关文句，将其作为探究动机如何形成以及行动对于参加者有何意义的向导。比较中国与欧洲的抗争与集体行动的形式，会怎样促进我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在考虑此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地看一看关于中国抗争活动的历史记载，而这些记载同欧洲是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