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问题与难点，研究探讨中的民众抵抗

在历史记载与研究中，民众抗争常常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它能够使我们想到英雄精神，想到献身大义和谋求私利。它是超出日常生活方式的事件，虽然备受指责，但也激发想象。对于学者来说，民众抗争对他们重现和解释复杂历史事件的技巧，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对此挑战的反应，包括三个彼此相关的方面。

第一，以往关于民众抗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考察参加者的意图与愿望，讨论人类动机的性质。一些学者的眼光盯着抗争者的利益，即抗争者与赋税、食品价格、工资等的物质利害关系。“利益”问题直接导向对以下问题的考虑：究竟有多少集体行动被掩埋在政治、经济的问题里？这个考虑强调人类动机的理智性，但是仅只利益并不一定会导致行动，因为一种理智的考虑，也包括抗争者对于成功地说服当局尊重其要求的期待。即使抗争者的利益与当局的利益相互歧异，双方仍必须使用一种共同的计算方法，来决定什么是冲突的合理解决办法。因此，一些学者选择了一种不同于上述强调利益的看法的观点。他们为抗争者所表现出的反对当局的情绪与情感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发动人们奋起抗争（即使抗争注定会失败）的光荣感与尊严感。

第二，对抗争的研究通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如何组织起来表达其不满？单个的个人一般不会随便或自发地聚集起来，而是通过某种组织或某些关系才走到一起来的。如果没有正式的组织，人们就通过居住方式、工作场所、宗族或友谊的纽带相互联系，而这些纽带则为集体行动募集人员创造了关系网。因此，对抗争的分析，重点在于那些将个人行动转变为集体行动的过程。集体行动的这个方面，帮助我们提出两个普遍而又重要的问题。我们先作一个起码的假设，即：集体行动的参加者，就像他们在个人行动时那样，怀有各种企图。因此，由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转移，涉及参加者的决策：不论是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还是为了使他人为你去解决此问题（即“搭便车”），究竟在什么时候，集体行动会比个人行动好？由于对于人们如何动员起来以进行集体行动的认识，会使我们更为广泛地去注意各种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因此，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还有助于提出另一个主要问题：如何从个人行动中创建社会结构？(www.xing528.com)

第三，对民众抗争的研究，也考虑到权力的各种特征。动员人民起来行动的能力本身，并不能保证抗争一定会发生。当局是抗争的另一参加者，其态度与能力也限制着集体行动的机会。当局能够用两种方式来减少抗争发生的可能性：（1）他们能够与潜在的抗争者进行对话并在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从而减少暴力发生的可能性。通常只是在当局不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之后，冲突才会发生。（2）拥有权力的人们（不论是官员或经济方面的精英）也可能建立具有绝对优势的强制力量，从而使得人民相信集体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是不明智的。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抗争常常是个人的和温和的。在此方面，只要看一看那些使用被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称为“弱者的武器”的奴隶和农民即可。对民众抗争的研究使我们去探讨：在何种权力之下，人民会组织起来集体地表达其要求？

从学术上来说，对抗争的研究最初出现于19世纪的社会理论与欧洲历史学。历史学家对欧洲的社会抗争活动的看法的改变，反映了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对于用从19世纪社会理论中得到的认识规律例如用宿命论的进程来解释过去和预见未来，认为物质的与客观的因素胜于信念的与主观的因素，等等，历史学家感到不能满意。这种不满，又迫使学者们去创造另一种对欧洲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