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理论揭示国家形成的七大结论

我们一直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和近代的中国国家形成。就国家间的比较而言，明清时期和近代并不是寻常的时期。对于帝国以后的时期来说，许多学者或公开或含蓄地拿中国国家与西方国家形成作比较。这种比较所用的标准，是将“西方”等同于“近代”，而将迄今还未西方化的“东方”贴上“传统”的标签。其他的学者，则从一种体系的背景下来看中国。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历史的连续性。

如果我们把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视为研究发展道路的指导的话，那么这些模式肯定非常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如果从近代欧洲国家所担负的各种功能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仍能够把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国家统治的策略，与明清时期以及近代中国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有一些功能（例如征收赋税、对抗来自邻国的威胁、保障国内稳定等）是所有国家都具备的，但是这些功能的具体的和实质的意义、它们相对重要性以及国家所面对的社会组织，却可以完全不同。

当代的国家形成，将历史上的国家形成过程、推动当代国家自身变化的动力以及这个国家使用以外国经验为基础的模式所进行的试验，都联系到了一起。现有的多种可能前景，是由过去经验的差异所创造的。这些差异扩大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更多地知道在哪些方面各个国家变得彼此相似。但是，我们用来判断成功和失败的尺度，仍然局限于那种主要是来自西方列强的经验。

今天世界上所存在的独立政治单位，从种类和数量上来说，都远逊于1200年时的情况。自彼时以来，国家形成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着。现在，成功的国家所具有的特质已变得更加一致。^[33]如果我们借用生物进化论的术语来作比喻，那么就是“门”的数量减少而“种”的数量增加。但是在国家必定面对着什么（即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国家能够做到什么（国家所具有的能力）和国家必须做什么（国家所负的义务）这些问题上，各国之间仍有重大差异。近代的世界充满了国家，但是它们都是经由不同道路而来的。它们所走过的道路，直到今日仍然在它们身上留有标记。

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国家形成的过程。这种过程从来就没有过。在1800年以前，欧亚两端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是提出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却不同，因为这些方式是更大的统治策略的一部分，而这些策略本身就各不相同。维持人民生存、征收赋税、实施社会控制，这些都是国家形成的要素，但它们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同的争端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欧洲国家可以供养城市人口，而不必像中国的国家那样，需要一种宏大和完善的意识形态，来促使国家履行家长式的责任。欧洲“没有代表就没有赋税”的观念，在19世纪中国人的眼中，可能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海外奇谈。在另一方面，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却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相似。这些相似之处提醒我们：欧洲的问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更不用说欧洲的扩张使得其国家形成的逻辑变得具有普遍性了。

自1800年以来，非西方地区越来越深地卷入了由欧洲的扩张所开创的国际政治经济网络。因此，人们很容易从这种国际体系，或者从西方民族国家所发展起来的那些特征出发，来看待其他地区的国家。然而，在中国，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持续不断；这较之欧洲那种现在与过去的分离，并不更奇特。当然，并非世界上所有的地区都像中国那样拥有强固的国家形成的传统。但是，这些地区在不幸地与西方遭遇之前，也都拥有与欧洲的政治发展模式并不相干的历史。除非我们去寻找这些地区国家形成经历中的历史层面，否则就很难避免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形成过程时，把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混为一谈。

【注释】

[1] 根据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不同来评价农业帝国的重要著作不少，兹以维森（Wesson）1967和帕森斯（Parsons）1966为例。维森把帝国国家的运作，拿来与多国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近代欧洲国家体系）中的国家的运作进行对比。帕森斯又加上了一种发展演化的尺度。他认为农业帝国不能适应近代世界；至关紧要的是，农业帝国不能把文化价值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例如进行政教分离（见帕森斯1966：69～94）。

[2] 这是麦克内尔（McNeill）《追求权力：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力和社会》一书中的基本观点。

[3] 关于中国财政制度的泛论，见周伯棣1981年著作。关于中国财政制度的改革问题，可参考邓尔麟（Dennerline）1975。欧洲方面的情况，可参考阿尔丹特（Ardant）1975。

[4] 这个区别在十九、二十世纪也很重要，因为在这时期世俗化是民族主义产生过程的一部分。见本书第六章。

[5] 至少是有三种因素，使近代学者通常忽视国家的上述影响。首先，汉学家们见到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文献，谈得较多的是官员希望事情应当如何去办，而对于事情一定要怎么才能办好则谈得较少；其他的公私文献则抱怨事情办糟了。二者连在一起，使人相信理想与官僚机构的实际运作互不相干。由于现在有更多的档案资料可以获得，我们也有更好的条件来实事求是地评价行政管理的俗务。其次，社会学家向来把国家的影响看得很小，因为这种影响与任何表现近代国家活动的努力范畴都不尽相符。很清楚，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并未企图以一种与最近二三十年中发展经济学家所能辨认的方式去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不想或无力执行若干有意义的经济政策。第三，由于中国国家认真考虑的那些问题（例如土地分配和食物供给），在世界其他地方历史文献中并非也都显得很重大，因此历史学家也一向小看中国国家的作用。

[6] 关于晚期帝国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最佳的单部研究著作仍属萧公权1960，可参阅。

[7] 关于中华帝国早期的贵族情况，参见伊沛霞（Ebrey）1978及姜士彬（Johnson）1977。关于帝国晚期的士绅，见重田德1984和森正夫1980。

[8] 欧亚世界的不同部分，以并行的方式一同向近代世界前进。这是小约瑟夫·弗莱切尔（Joseph Fletcher Jr.）未出版著作的一个论点。参阅王国斌1985中对弗氏看法的简评。弗氏的看法很独特地以近代早期欧亚各地的文献研究为基础。

[9] 例如朱熹以社仓来替代王安石的“青苗法”。

[10] 详见我在《养育人民：1650—1850年间中国的国营民仓系统》（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与王国斌1991）中所作的研究。

[11] 在中国研究领域中，第一个使用“公众领域”一词的学者是萧邦齐（Keith Schoppa 1982）。他实际上已注意到了空间差异，但其他追随他的学者却并未对空间问题表现出同样的敏感。

[12] 当然，对长江下游而言，梁其姿已指出：“社学”一词在明代使用较为普遍，而“义学”则在清代更为流行。她也发现：在长江下游，在对地方学校的资助与管理方面，官员与精英的相对重要性，从明到清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即明代依靠官员办学而清代则依靠精英（梁其姿1989）。但在长江下游以外的地区（例如广东）“社学”的名称一直沿用到清代（1822《广东通志》144卷，1～9）。

[13] 黄六鸿在1694年刊出的《福惠全书》的“凡例”中，希望读者同他一起收集关于“教养”内容的资料。在该书中，仓储实际上是放在“教养”条之后的“荒政”条中加以讨论的。这是因为赈灾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足以使之从经济福利的其他内容中分离出来。见黄六鸿1984：61～66。

[14] 我强调官方的与非官方的努力相互结合，而非二者之间有明确界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员与精英的作用不会偶尔发生冲突。例如，从伍思德关于教育的研究来看，“学官”的情况就是颇有争议的（伍思德1990：182）。但是我觉得这种争议，并未导向那种欧洲许多地区出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www.xing528.com)

[15] 例如詹姆斯·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ck）关于同治中兴时期苏州士绅的重要文章（波拉切克1975）。

[16] 关于官方对控制地方机构的政治关注的另一个标志，出自陈宏谋在江西的活动。他努力在地方机构中更正式地利用宗族。他认为应为每个宗族设立一个领导职位，而取得此职位的人则负责向地方官员报告当地秩序（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14，35A）。

[17] 例如在赈灾方面，见森正夫1969。

[18] 出于嘉庆帝之料，19世纪的官员继续在地方仓储中起作用，有关事例见星斌夫1985：297～289。

[19] 为了避免把对地方政府活动的协调与监控的削弱视为国家衰弱的一种广泛的标志，应注意国家活动的两个特征。第一，中央政府有能力在19世纪后期大幅扩大财政征收。岁入从18世纪的3000万～4000万两跃至1885—1894年10年平均数的8350万两（魏光奇1986：227；滨下武志1989：79）；第二，政府继续动员军队以镇压叛乱，而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官员们（例如曾国藩与张之洞）努力在西北和西南重建社会秩序。

[20] 抗税问题，将在本书第八章中较为详细地讨论。

[21]“分形”（fractal）一词，由数学家曼德尔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发明，意指某些不规则的几何形状，在不同比例的空间范围内，其不规则的程度会保持一致。因此，“分形”的形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论它是小到须用显微镜观察，还是大到只能从飞机上才能看到，见格莱克（Gleick）1987。

[22] 这些问题在王国斌1988a中已较为详细地提出。

[23] 要了解关于国家形成和近代政治的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可参阅蒂利1975和本迪克斯1978。蒂利和该论文集中的其他作者，都非常重视财政征收、战争和官僚机器；而本迪克斯则强调君主权威向代议制权威的转变。有些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研究，认为非西方的事例已被人们弄得支离破碎，见巴迪（badie）和伯恩鲍姆（birnhaum）1983。另一方面，吉安弗兰哥·波吉（gianfranco　poggi）关于近代国家发展的论著，则简单地将近代国家限之于欧洲历史。而麻烦的是，政治社会学者很容易把这种欧洲国家形成误解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近代国家。在波吉论著的标题中，也没有什么字眼提醒读者该书只是一部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见波吉1978）。

[24] 蒂利关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长期论观点，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见蒂利1990。

[25] 见王国斌1988a中就生存问题所作的有关论证。

[26]“非官方”和“不正统”的结合，是林培瑞（link，Perry）、迈德森（madsen）和毕克伟（pickowicz）提出的（林培瑞、迈德森与毕克伟1989：2）。

[27] 明清时期的情况，见费维恺（feuerwerker）1984；民国时期的情况见罗斯基（thomas　rawski）198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49年以后的经济，见柏金斯（perkins）1975。

[28] 关于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民主的问题，见傅因彻（fincher）1981和纳桑（nathan）1985。傅因彻极力主张：1905—1914年间中国的立宪改革、自治和省议会等试验，应视为欧洲以及亚洲所进行的政治试验的例子。纳桑则将当代关于民主的论争，完全置于上个世纪中国人努力领悟民主这个西方概念的背景中。

[29] 最重要的论述是舒尔曼（schurmann）1968。利伯索尔（lieberthal）与奥克森伯格（oksenberg）1986，是新近出版的攻击官僚机构组织问题的著作。

[30] 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不仅观点，而且言辞，也与明清时期的用语直接呼应。当官员们表达其对农民弃农经商的忧虑时，他们不断重复那些明清官员所发出的抱怨之词，而且他们的忧虑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官员们担忧农业产量不够，并觉得如果人人都去经商赚钱，就没有人愿留下来种田了（苏黛瑞［solinger］1984：273）。

[31] 我在此处展开了的论证，与白鲁恂（pye）所作的论述相似（白鲁恂1985：196）。但是他所解释为“中国民众明显地渴望民主”的那种现象，我却认为是人民对其权利的积极企盼——他们希望将这种权利加之于当局。在如何把有关评估与过去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我和白鲁恂也有分歧。我认为：在较早的时代，民众的企盼，是由他们对国家和精英的感受所造成的；而白鲁恂则似乎把黄仁宇（ray　huang）关于明代的看法普遍化了，认为明清时期的国家主要是从事礼仪活动（白鲁恂1985：43）。

[32] 我并不是说精英与一般人对所有的文化都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导致了18世纪以来儒家试图对民间活动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不过，现在的讨论所要强调的是，官员、精英及老百姓共享一个文化世界。在其中，这两个群体对恰当的行为及欲望，基本上有着类似的企盼。

[33] 这是蒂利1990的一个主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