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的延续：历史变迁、国家统治及西方政策

中国国家形成的传统，不同于西方国家形成的传统。施坚雅在其关于明清时期城市等级结构的研究中，对两类城市等级结构作了区分：一类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结构，另一类则是自下而上的商业等级结构（施坚雅1977）。政治控制通过前一种结构从上传到下，而物资和服务则顺着后一种结构，向上汇集到更大的集中地。这两种结构不仅相互交织，而且甚至还有重合。但若加以分析，二者仍然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过程所创造的。行政等级结构由县治、府治、省治和首都（北京）组成；而构成商业等级结构的，则是由包括从定期集市到经济大区贸易中心的各种市镇组成的市镇网络。在欧洲方面，查尔斯·蒂利以施氏对明清时期城市等级结构的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若干欧洲国家形成的新见解，并解释欧洲国家是如何动员资源并对这两种等级结构确立行政控制的。他从对中国的研究中获得启发，创立了一种关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空间层面的新观点（蒂利1990）。

蒂利不仅提出了在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具有可比性的观点，而且他将中国和欧洲相提并论的做法，也重新提出了以下问题：既然欧洲民族国家所赖以构成的因素与中国所赖以成为一个农业帝国的构成因素颇为相似，那么欧洲的民族国家为何并如何从这些因素中形成呢？中国和欧洲都在不同的空间规模上保障了社会控制和物质资源，而这些不同的空间规模又应作何解释呢？为什么在像中国这样的区域，没有出现一种稳定的多国政治制度？而在欧洲，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一个较大的区域？在这些关键性的差异中，有些差异明显地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并且也与不同的国家在创立和执行统治的策略方面的愿望和能力有关，而这些策略则又以上述不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在过去的2000年中，中华帝国的国家并非一成不变的磐石，但是它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将促成国家统一作为典范的领土观。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华帝国统治的头1000年中），也有持续的分裂时期，但在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这些时期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在这些时期，也没有新的领袖去寻求以新的统治逻辑为基础，建立有异于其他领袖所为的地方自治。他们心中的模式仍然是统一的帝国。中国人很早就成功地创造出了支持这种看法的基础结构。这意味着：在以后的时期，要重新创建和重新形成帝国制度，总是有现成的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可以得到。中国的国家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能力，确实依赖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够为人普遍接受。否则，如果国家只是力求从军事上保卫自己的话，就会在强制性资源和控制手段方面引起严重的问题，从而造成国家的瓦解。欧洲早期诸帝国没有创造出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也不能够以本书上一章所勾画出的那些方法去依靠地方精英。明清时期的国家有能力根据各地地方社会结构的特点，改变国家的策略和人员配备。这种能力，和施坚雅所提出的“明清国家对各地赋税和军事的重视程度是可变的”之观点（施坚雅1977）结合起来就可以显示出：帝国时代的国家，在全国各地变换统治技巧和目标，以促进统一和控制。(www.xing528.com)

中国是一个农业帝国，这个农业帝国的生存逻辑在19世纪以前一直都运作良好。但是，为什么在帝国以后的时代，中国仍然以统一的形式生存下来了呢？事实上，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说法，是颇令人怀疑的。军阀们在各地建立了强制性的控制，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他们代表了在组织国家统治的各种基础方面的潜在转变。而后，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是否会再变成一个统一国家，前景变得更为渺茫。但是，即使人们不能很有把握地预见中国将会重新统一，中国国内外的各种力量也支持再统一的前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力图控制全国。中国的社会精英都想成为这个饱受战祸之苦、应当统一的国家的领袖。在国际上，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也开始把一个统一的中国设想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迫使西方强国改变了立场，并且推行孤立中国的政策，力图削弱共产党统治的元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倒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机会，使之能够专力于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像晚清的国家和20世纪初期的政府那样，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对付外国。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政府能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所开创的广大疆域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