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的历史变迁：1949年以后的转变

学者们在中国研究中所作的分工，使人很难看到帝国时代的国家形成和帝国以后时代的国家形成之间的联系，更勿论使人理解这些联系了。1911—1949年的时期，被从明清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剔了出来。很少学者以系统的方式，跨越这条1911年的分界线去研究国家形成；而跨越了1949年分界线的学者，又更为稀少。这意味着：许多当代专家的研究构架，强调的是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似之处，或者是中国在一种较大的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当中国学者想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现在时，他们认为历史的连续性通常是文化的特征（例如宗族的重要性）或中国情况的某些特定方面（例如中国广大的幅员）。国家形成的连续性一般不很明显，而在中国20世纪国家形成的经历与前此几个世纪国家形成的经历之间的差异，则清楚可见。学术界未有跨越长时段的研究，是情有可原的。在1911—1949年间，在国家形成方面的主要挑战，是统一国家和抗拒外敌入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最高潮的中国革命，在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确立了一套新的关系。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20世纪国家形成的经历和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共有的那些问题与可能性。

关于20世纪国家的研究成果，也加强了那种认为20世纪的中国与20世纪之前的中国脱节的看法。大体而言，许多关于20世纪国家的论述，都不出以下三种看法：第一，按照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来为国家画像，即描绘国家是怎样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资产阶级的支配的。第二，按照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来为国家下定义，即断定国家是怎样将那些与民主理念一致的政策加以规范化的。第三，按照有利于近代管理的理性的官僚机器，来界定国家（阿尔弗德[Alford]与弗里德兰德[Friedland]1985）。

这三种观点，在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中都颇具代表性。就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有关研究强调明清时期的国家未能促进近代经济成长，而民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则被视为完全是私有部门中出现的现象。这些看法，和那些认为1949年以后国家大力扶持经济的看法，彼此恰成对照。即使学者们强调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经济活动之间存在各种联系，这种对照仍然十分鲜明。^[27]国家与民主关系的论题，很受那些研究19世纪晚期议会和当代政治的学者的注意。^[28]最后，关于官僚机器的论题，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党与国家的研究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29]在以上三个方面，虽然已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就中国国家形成的研究而言，这些论题中的每一个，只是提出了一些不充分的看法。将它们合在一起，也只是一种研究欧洲国家形成的分析构架，因为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官僚机器三者，只是在西方才同时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都根植于欧洲特定的历史环境；它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也出自欧洲的历史条件。在国家形成的问题上，从欧洲经验所获得的企盼支配着人们对中国的研究，而这种支配又使得我们特别看重那些在西方历史背景中显得重要的问题，而轻视甚至忽视那些在中国国家形成的内在传统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当然，当代的中国国家与明清时期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然而同样重要，但却并非同样明显的是，当代国家仍然是过去国家的继承者，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联系，尽管这种联系被我们就20世纪的中国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所遮蔽了。下面，我们将从中国国家在帝国时代和帝国以后时代的经历，来看一看国家与经济、国家与意识形态、国家与官僚机器的关系问题。

1.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重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工业扩展到了更多的地方，并形成了城市工厂工业。但是与农业帝国有关的那些老问题仍然可以见到。这些老问题（至少是部分地）以一种近乎两个世纪之前常见情况的方式，延续了下来。例如，1949年以来官方对于市场的态度，颇类似于明清时期已出现的那种态度；国家对于操纵和控制交易过程的关注，也并非一种新事物。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未洋洋得意地声称贸易自由主义至高无上。今日的国家，扩大了国家对生产和分配的干预范围，但其指导思想与过去的观念并非截然不同。官员们力求组织和管理经济，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和制约，也包括那些从过去的官员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基本问题。例如，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并保持地区间的平衡、保障社会平等与维护地方治安，都是跨越帝国时代和当代的问题。当然，经济发展的实际含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但是当今天的官员们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其出发点仍然类似于明清时期的官员，尽管后来所用的词语发生了重要改变。^[30]

明清时期和1949年以后国家与经济关系方面的这种相似性，在中国农村表现得最为清楚。在农村，国家扩大了对生产与分配的控制，但是自1978年起，在许多方面又后退了，变得更加类似明清时期的国家。国家力求用较少的直接投资（相对于1978年以前的标准而言），来促进农村的繁荣。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乃是以农村工业为基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结果，使得大多数的农村工业迁移到城市。但中国却不然。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已经根除了农村工业，那么这种乡镇企业的发展战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目前国家所考虑的发展政策，基本上仍受到人口结构的限制。只要千百万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农村里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国家就必须考虑前代政府所考虑的问题。当代的技术和增加农业产量的能力，有效地使得现今的情况有别于几十年和几百年以前的情况。但是过去和现在中国国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比大多数学者所看到的更多。

2.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www.xing528.com)

关于民主的论题，将我们引向意识形态这个更大的论题。人们不断地强调，儒家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儒家强调和谐，而共产党强调斗争；儒家主张等级制，而共产党主张平等；儒家保守，而共产党激进；等等。差异固然很重要，但是这种对比却是盲目的。如果与西方传统进行比较，儒家的理想与共产党的理想之间的相似性就清楚地出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反复地宣扬一种消除不平等的信念，例如土地分配方案、号召限制私有地产等，都出现在每一个朝代。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土地重新分配的最伟大胜利。儒家的目标是调节人民生活和教化人民的心智，而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也有相似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的实质与形式均已改变，但是国家对人民的基本责任，即塑造人民的个性、创立社会的和经济的保障等，仍旧是中国悠久传统的一个部分。^[31]无论在帝国时代还是当代，人民都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国家介入。这些权利可以贴上父权制的或是依附关系的标签。但是，要求国家履行其职责的各种压力，形成了一种“协定”。孟子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国家不能履行其义务，农民就有“权利”造反。这种把国家与其臣民连在一起的逻辑，与西方的传统非常不同：在西方，人民拥有政治上的权利和正式的制度机制，来向国家表达意见和对国家的决策施加影响。

西方关于民主制和代议制的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在这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被引入中国文化时，实际上已在若干重要方面发生了改变。例如，美国人通常将他们的个人的权利，看成是一种保护其私有空间免受国家侵扰的手段；而中国人对代议制和民主制的看法，却更多地表现了他们的下列愿望：要使得领导者对自己的行动更加负责，以及在领导者不能代表人民时，把他们赶下台。中国人民最重视的是反对地方干部的胡作非为，而不是采纳另外的一种统治制度。他们所期望的是一种合乎道义的领导，即旗帜鲜明地反对受贿和腐败的领导。而明清时期的和当代的国家也都重视这些问题。在谈到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时，我们不应当忽视中国传统中那些很早就有的关于“权利”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无疑会保留到以后。当然，民主制与代议制的观念起源于西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领会这些观念的含义和重要性。但是，把中国人（即使是受西方文化和思想影响较多的城市居民）心目中的政治概念想得过于美国化或欧洲化，将是十分危险的。

3.国家与官僚机器的关系

有关国家的研究中的最后一个论题，是官僚机器的问题。在中国，今天的官僚机器当然比明清时期的官僚机器更加庞大和更加复杂。但是，努力去区别近代的和近代以前的官僚机器，可能会使得我们忽视二者在若干方面所具有的可比性。首先，当代的官僚机器也面临着一些明清时期官僚机器所熟悉的问题。例如，在生产和征收方面，政府应当主要与单个民户还是集体确立关系？在明清时期，这基本上是个征税问题；而在当代，这既是生产的问题，又是征税的问题。其次，我们把地方干部视为当代国家渗透入地方社会的象征之一。但是，地方干部的薪水是用地方财政支付的，他们也是从地方社会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几乎没有希望脱离本地而爬到高层。正如我在前面讨论维维恩·舒的著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地方干部是在国家与本地之间搞平衡，就像他们所取代了的地方精英过去之所为一样。当然，较之过去的地方精英，今日的地方干部的政治地位更为正式，角色更为明确，而且他们所属的地方社会也不再与1949年以前的情况相同。但是，地方干部仍然同过去的地方精英一样，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本地的成员。只有在中国，一个近代国家才会以这样巨大和系统化的努力来统治一个农村社会。这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才一直存在着一个如此重视农村社会的国家。

在中国国家形成的传统中存在着各种联系。这些联系所提出的问题，可以与欧洲国家形成的问题作一比较。而这些联系的存在，又证实了将经济、意识形态和官僚机器作为普遍论题的重要性。同时，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看这些论题，就能看到那些没有历史深度的分析所具有的局限性。如果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充分的材料，就会将一种情况硬套进那些它难以适应的范畴。这种事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对于那些主要受欧洲的分析范畴启发而作出的研究（即使是很好的研究）来说，最大的危险可能也就在于此。

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国家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若把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国家相比较，就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的官僚机器，在道义性的、物质利益性的和强制性的资源方面，都超过了20世纪早期的官僚机器。正如施坚雅和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inckler）多年以前指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控制方法也有所不同（施坚雅与温克勒1969）。近年来，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道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感召转向以暴力威胁为后盾的物质刺激；这个转变并且已经成为正常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