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被英国取代的原因及欧洲国家的资源运用方式

1.挑战

就1100年遍布欧洲的众多政治实体而言，在而后几个世纪中它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生存。在与外界隔绝时，小政治单位能够保持稳定。但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许多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接触不断增加。这些接触导致了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在中世纪后期，城邦国家占了上风，但后来又逐渐让位于那些较大的领土国家，后者则由那些成功地对城乡地区都实行中央集权治理的统治家族所创立。这些领土国家面临两种不同的挑战：其一来自国内秩序，另一则来自对外关系。

近代早期的国家通常为国王统治。这些国王颇易受到两种类型的国内威胁：一是贵族取代王室或对王室权力加以严厉限制，另一则是平民动员起来反对政府。为了对付可能由精英引起的危险，王室一方面希望使自己与贵族们象征性地保持距离，同时另一方面又为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以获得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持。对于人民（农民和城市居民都一样），国家着眼于创造各种社会控制的方法，以阻止那些反对国家权力扩展的抗议活动。但是这些国内问题，经常仅居次要地位。而居首要地位的威胁，来自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所发动的军事攻击。因此，在一方面，战争是国家对外扩张的驱动力；在另一方面，战争也创造了一种直接的政治环境，来挑战国家与精英及民众的关系。

2.能力

由于政治竞争经常导致武装冲突，所以各国统治者都建立了较大的武力。并非所有国家都会同样地卷入战争，但是作战（或者至少说是开发有组织的暴力的潜力），成为大多数成功国家的主要工作。雇佣兵成了一个较大的社会集团，同时军队也更加官僚制度化。军队按照新的权威原则与方针组织及指挥，成为那些成功的近代早期国家的革新性组织机构之一。为了维持这样的军队，国家不得不征收新的赋税。

在从商业中增加新税收方面，英国做得最为成功。这可以部分地归之于经济变化所创造的财富。英国国家创立了新的财政方针，从而得以获取这种财富。但是经济变化自身很难保证政治上的成功。例如，荷兰共和国本是欧洲最有生气的国家，但后来却被英国取而代之。其之所以如此，可以部分地归之于荷兰的政治未能利用经济变化以谋利。又如在法国，其财政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时臻于极点。杰克·戈尔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近来对此所作的重新评价认为：这些问题较少由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经济差异所引起，而较多因为法国国家的政策失败（戈尔德斯通1991）。但是，即使在满足其财政需求方面不如英国成功，法国在17和18世纪依靠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大大扩充了财政收入。在整个欧洲，成功者是那些能够启动资源的国家。扩充财政能力，要求扩充官僚组织，以便创造和引导欧洲国家所获资源的流动。当然，各国发展起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例如勃兰登堡-普鲁士所创造的结构，就不同于英国或法国的结构。但总的来说，欧洲国家创造了新的官僚机构，而这种机构又决定了处于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欧洲国家的组织能力。(www.xing528.com)

在分析欧洲国家形成道路的空间差异方面，查尔斯·蒂利的方法大有裨益。他把两种极端的情况作了对照。这两种极端，一为那种主要依赖强制性动员资源的国家，而另一则为那些大多依靠积聚资本性资源的国家。俄国与荷兰共和国分别为这两类国家的代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便是我们更为熟悉的“成功的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普鲁士。这几个国家，尽管有差异，但在其国家形成过程中，都将强制性的集中与资本性的集中结合了起来。

3.义务

为了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欧洲统治者们对精英承担若干义务，而这些精英则要求其权力得到承认。这些义务中最主要的是政治代表（political representation）的观念和关于精英适当参政的定义。在英国，赋税问题与政治代表的问题密不可分。在法国，国会和国王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争夺，在十七、十八世纪一再出现。运用不同的方法，英、法王室成功地创立了各种权力，从而确定了精英只能起从属的作用。如果一个欧洲王室不能在政治程序和政治代表问题上承担某些义务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主，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波兰贵族对国王之选择与继承所享有的个人否决权，正是波兰王室软弱的表现。

欧洲国家对社会的义务，大体上是从权力与实际运作两方面作出的。19世纪以前政治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事务中作用很小。若是与中国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