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帝国形成与遗产：转变的中国

罗马帝国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它的建立以军事征服为基础，其官僚与财政两方面的能力都有限，从而使得帝国的政治力量受到挫折。它的政治控制颇不均衡而且通常来说在边远地区更为虚弱。在这些边远地区，本地豪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不复有规模大、力量强的帝国政治结构。

在中国，帝国形成的过程进展不很快，统一帝国的终止也不很明显和不很必然。公元前10世纪的西周国家，缺乏官僚机制以维持中央对地方的有限控制。到公元前8世纪，王室仅享有象征性的权威而无实际统治的力量。主动权握于地方官员之手，他们致力于通过领土扩张，以培育其权力基础。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政治家们的政治进取心，促进并且部分地造成了主要的社会与经济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农业技术的改进、商业的扩张以及新的军事与政治精英阶层的出现。

如果将视线由此转到1700年以后的欧洲，我们会很惊奇地看到：正是类似的动力，将欧洲从一个由支离破碎的政治单位组成的拼凑物，转变为一些相互积极竞争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争夺领土，而后又在欧洲之外争夺更大的地盘。上述中国与欧洲的情况，都可以说成是国家间的竞争。在一个以战争为动力的过程中，一些国家成功地扩大了其权力。同时，战争产生了对资源与人力的需求，而资源与人力又是通过发展正式的国家机能来动员和组织的。但是中西情况却有不同结局。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多国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有一种脆弱的力量平衡长期存在，但不断为战争破坏。与此相反，在中国却形成了一个帝国。的确，欧洲从未丧失其多国体系，而中国则未真正经历过永久的分裂。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时代，中西国家形成方面有着类似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又导致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应如何解释呢？

我猜测：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在于不同的竞争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在于政治权力搜括与集中资源的不同能力。在欧洲，有几个经济财富的中心可供搜括，从而能够获得大量的金钱供长期战争之用。但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国，却没有这种规模的资源，同时已有资源也不能集中到多个中心，从而维持多国竞争的情况。中国早期多国体系之不稳定以及这种体系之倾向于帝国，也是军事技能与军事组织之地理分布不平均的结果。当然，从罗马时代到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也产生过帝国。但是，和别的帝国相比，中华帝国的特点在于它有能力使其帝国制度不断再生。这种能力部分地得自于帝国制度形成的时期，即帝国早期。

秦国的军事胜利，消灭了其他的竞争者，从而在广大的疆域内确立了秦朝的统治。但是秦代国家的局限性，很快就引起了问题。历代史家告诫我们：秦代国家强暴无情，使人民不胜其苦。人民反抗秦朝统治，欢迎汉朝的建立。这段历史也警告人们：对于帝国生存而言，关键的任务是确立对农民大众和地方豪强的控制。巩固帝国，较少地是一个军事上的难题，而较多地是民事统治方面的问题。秦代国家的弱点，在于它未能与中国社会中的各种集团建立一种稳固的关系。其所以未能如此，一方面是其官僚机构未能充分发展统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其政治上的想象力未能创造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以指导政治实践、社会信仰以及个人期求。(www.xing528.com)

汉代发展起来的官僚统治，草创于秦代。这种官僚统治的正式机构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一直深入到地方，并且把地方上的精英吸收到政府机构中。但是组织机构仅只是政治活动的框架：它提供了有效统治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尚有待于实现。只有那些被授予职位的人效忠于此制度的领袖而非各谋私利，否则这种机构就不能为在其创建时所订立的那些目标服务。直至中华帝国的第二个1000年，才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汉代国家在通过把地方豪强吸收进官僚体系的方法来限制其独立权力的方面，无论如何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

汉代国家也力图创造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小农阶级，以减少其对于豪强的依赖。国家在直接从农民征税方面越成功，政府在获得资源方面对豪强的依赖也越不重要。因此汉代国家对农民的温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倒不是出于某种利他主义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人们意识到：

一个经济上能够生存的农民阶级，是一个政治上成功的政府的社会基础。虽然汉代国家后来衰亡了，豪强势力在而后几个世纪中成为重新统一的障碍，但是这种把农民的温饱与帝国国家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政治逻辑，一直很明确。在这几个世纪中，军事资源集中到了北方当权者手中。他们先是彼此厮杀，而后其中的胜利者又移兵南下，并吞了南方。因此，军事资源之集中于北方当权者，推动了中国之再统一。虽然中华早期帝国已在此前四个世纪灭亡了，但是用以实现早期帝国统治稳定的官僚机器，还活在典章史册之中。随着中华中期帝国之成功建立，大众温饱的问题，对于确立帝国之合法性和建立政治的意识形态，至为关键。前一帝国留下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遗产，是后一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后者能够借之宣称自己是前者的合法继承者。罗马帝国也留下了重要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遗产，由此发展出关于天主教会的政治作用的新思想和罗马法的新用法，但其帝国制度却后继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