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国家形成：历史转变与局限

在1400年，沉寂的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农业地区，依靠农业过活。农民仰赖春雨和夏暑的按时到来，以保秋天庄稼成熟。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中，越来越多的产品进入了不断扩大的贸易网络。在中国和欧洲，经济制度都以一种大体相类的方式发展着。但与这些重要的相似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如果我们从1400年出发来讨论欧亚的国家形成问题，我们将会预见到：如果从这种不同的起始条件出发，欧亚国家将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就所有这些差异而言，中国和西北欧形成了两个相对较易比较的例子，因为它们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受到许多外来的影响。在中国或西北欧的国家形成中当然都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我们不必使我们的讨论围绕着对“内在”因素和“外来”因素进行明确区分的工作。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典型的例子是日本。日本曾经向中国学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对解决日本国内的问题起了很大作用。但是18世纪的日本领袖和知识分子，已把日本内在的政治传统与从中国学来的东西区分开来。在东南亚的不同地区，印度、中国和伊斯兰的影响并存，使得作这种区分更为困难。对于对那些原有的和“纯粹”的要素和那些由更广泛的接触和影响所形成的要素的区分来说，这种由内在的和外来的因素所组成的二元性特征，乃是探索的基础。至少就我们所作的欧亚比较而言，为了避免这种由内在与外来的差异所造成的复杂性，将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近代以前，中国和欧洲的相互影响很小，所以二者之间的比较，可以为将各种差别巨大的政治变迁道路进行比较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对于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一开始就遇到我们在研究经济变化时所碰到的那些令人头痛的难题。我们通常也是首先从欧洲经验中抽出政治发展的标准，然后进行分析。学者们在选取其认为重要的西方的特征时，彼此分歧很大。但是他们都重在研究西方政治的不同传统，而将中国经验置于一种次要的地位，着眼于中国经验是否符合西方的企盼而非中国的实际。中国学者习惯于探寻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将此作为中国的失败（如在民主制方面）或无能（如在西方式的财政活动方面）的表现。为了指出在欧亚政治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我将使用我在分析经济变化时曾使用过的方法，即找出中国和欧洲的国家都共有的问题。但是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大异于理性行为和市场制度等经济原理，所以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检讨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以创建一种超越欧洲中心论局限的评估方法。(www.xing528.com)

但我们也不应撇开欧洲。欧洲强权的扩展（特别是在19世纪，囊括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表明欧洲对于世界其他部分的政治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欧亚在政治上的这种不对称性，颇类似于其在经济上的不对称性，使得我们的比较研究变得十分复杂。这一挑战，很像我们在观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或者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在东南亚的影响）时所面对的挑战。但不同的是，不论我们对西方活动持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前者将西方影响视为进步的基础，后者则视为帝国主义的罪恶），我们对西方活动的重视，都远远超过我们在研究日本时对中国影响的重视（或在研究东南亚时对中、印、伊斯兰影响的重视）。这些受情感支配的看法，都加强了从欧洲中心论出发的对西方影响的重视。不仅如此，将“内在”与“外来”分开来的做法，还混淆了某些思想和制度变得本土化的方式。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解释那些源于西方的活动，是如何得以逐渐中国化的；另一方面也必须探索那些不能从西方活动中得到的中国的政治统治策略，是如何持续下来的。

本篇第四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构架。第五章深入探讨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以说明中国的战略产生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验很少有相似之处。第六章对本篇进行总结，并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我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读者将会对国家形成问题获得一种新的观点，即把中国和欧洲的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来看待，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看到它们的各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