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历史经验与中国经济发展

当我们从时间上的某一点朝后看，并且探讨一个经济是如何达到其现状的时候，我们通常能解释某些变化为什么发生。但是追溯这种变化的特别途径，并不意味着某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还有其他可能的变化途径存在。如果我们从某一点朝前看（譬如说，为了考虑欧亚各地的农业经济是如何发展的，我们从1550年出发朝前看），我们就会看到：若干重要的相似性（即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欧洲特征的东西），也适用于中国。换言之，通过商业化而取得的成长，其未来的成就在某个时刻会受到人口压力的限制。后来欧洲突破了这个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世界，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预料到的。我们当然可以在事后来回顾过去，辨认各种先兆，并且描述一系列发展，但是却不能真正“预告”工业革命的发生。

在《国富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并未谈论该书出版后几十年内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界。在此丕变的世界中，许多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在创造和追寻发财机会时所得到的侥幸的和始料未及的结果。市场是将私人追求导向社会利益的重要渠道，但是社会利益却很难平均地施于所有社会集团，并非每个人都确实受其影响（哪怕是很小的影响）。沟通资源、劳动与产品的机制和程序所创造的经济变化，具有结构的和空间的局限。承认这些局限，一直被作为一个理由，用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雄心从仅仅改善个人命运，发展到为更大的人群造就更好的未来。但是在上述事例中的未曾料到的结果，却能够同样证明是消极的或积极的。事实证明：创造经济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任何计划者都不能肯定地预见（更不用说有效控制）未来的结果。

经济史检讨过去的经验，为的是根据已确定的原则，解释某些结果。有些研究着眼于考察大跨度的变化。在这方面，最好的工作是在欧美经济史研究中。在亚洲，研究最为深入的是日本经济史。日本经济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似乎颇为适合那些最初从欧洲经验中得到的分析范畴。^[29]在这类比较中，关于中国的研究通常做得并不很好，因为很多的努力都用于解释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发生。当我们转而考虑中国在16—19世纪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我们发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扩展中，斯密型动力都起了重要作用。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至工业革命发生后才出现。即使西人东来给了中国以西方式发展的可能性，上述差异仍然继续存在。

欧洲经济变化的经验，通常会使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过程是一种一步接一步的、很自然的发展。我认为学者们有时夸大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容易性。脱离古典经济学家那个可能性有限的世界，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相反，对于中国，学者们很少看到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史之间的延续或联系。因此，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未给予我们其所能给予的帮助——由于过多地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研究者当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对确实发生了的事情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确实发生了的事情，在最终的分析中，又是能够与各种发展可能性联系起来的具体背景。

沿着一种“途径相依”^[30]的历史轨迹，在时间的某一点上，总是有着多种的可能性。没有一组单一的和必然的变化，一定会“自然地”出现。有些变化比另一些变化更为明显，而一些似乎不可能的变化事实上又能够发生。既然欧亚（不仅是在中国和西欧，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与中东）的许多民族都创造了复杂的商业交换网络，因此我们并不很清楚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是否“自然地”导向工业资本主义。但是，一旦工业资本主义为经济成长创造出新的可能性，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经济变化的潜在轨迹，就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各种局限。然而，欧洲之外各地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仍然千差百异并且不确定，同时还保留着一些与本世纪以前的经济变化轨迹的联系。

【注释】

[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移民都是朝向不太肥沃的地区。四川的再垦殖和满洲的开发，就是移民到肥沃地区的明显例子。

[2] 雷格莱（E.A.Wrigley）近来指出：斯密根本没有预见到工业化，而希拉姆·卡顿（Hiram Caton）则把斯密的思想称为“前工业化经济学”（preindustrial economics）（雷格莱1989；卡顿1985）。

[3] 见雷格莱（E.A.Wrigley）与斯科菲尔德（Schofield）1981：402～412。这个对于实际工资和人口变动之间关系的最佳解释，依然还是不甚清楚，甚至在对英国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尽管对英国的研究相对来说做得最好。

[4] 在近代早期，实际工资没有长期地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均产量没有增加。戈尔德斯通（Goldstone）近来的估计是英国的人均产量在上升（戈尔德斯通1991：202）。罗斯基（Thomas Rawski）也发现了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消费量之间的差异，但是在黄宗智的分析中，未对此作清楚的区分。

[5]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72：420～421。该书英译本误作：“总的来说，好得多和幸福得多”。

[6] 泰尔福德（Telford）将桐城家族中早期的高预期寿命归因于这个因素。他否认在1750年以前预期寿命会超过40岁，并且说1750—1769年的男子预期寿命（39.6岁），可能是清代预期寿命的顶峰（泰尔福德1990：133）。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1750年以前关于婴儿和儿童的报道是完备的。在这种报道的完备性方面的逐渐改进，将会解释在1790—1809年与1860—1879年两个时期，同样一些家族中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会上升，而成人的死亡率则基本不变（泰尔福德1990：表8）。

[7] 古迪（Goody）、塞斯克（Thirsk）与汤普森（Thompson）1976：25、126～127、132～133；波思泰尔-维内（Postel Vinay）与罗森索尔（Rosenthal）将刊稿；罗森索尔将刊稿。

[8] 关于欧洲农村工业化的环境以及城市的重要性，霍亨伯格与里斯1985已作了令人信服的阐述。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应当也熟悉此类事物的空间构架，因为施坚雅（G.Skinner）开拓性的著作（特别是施坚雅1977），已对这些论题作了集中论述。

[9] 已婚比例和平均结婚年龄的变化，很可能各不相干。而且，人口变化的确切模式，也受到其他因素（诸如本地经济之外的劳动需求等）的影响（勒旺1977）。作为批评，可参阅金宁（Jeannin）1980。

[10] 对中世纪后期危机的分析，出自多个学派，从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学者（例如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6），到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例如波依斯［Bois］1984）。史密斯（Smith　1981）则针对英格兰的有关变化进行了研究。

[11] 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也对经济变化与人口变化之间有联系之说进行挑战，例如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认为经济变化与生育控制之破坏无关。见史密斯1981。

[12] 关于手工业生产组织（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手工业生产组织）的文献，数量众多。从西定生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棉业专著，到田中正俊20世纪60年代初期关于农村工业的研究，直到今日，日本学者对于手工业生产是如何组织的这一问题，作了若干极透彻的分析。参阅西定生1966与田中正俊1973。在中文论著方面，南京大学1981年和1983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收录了若干关于农村工业及贸易的论文，还附有自1949年至1982年的有关论文篇目索引。在英文文献方面，参阅伊懋可1973（请注意其论述深受中日学术成果的影响）。

[13] 这并非说变化初期的条件很接近。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似乎是农村工业出自于农村，而欧洲的农村工业则可能是从城市移到农村的。(www.xing528.com)

[14] 从制度上来说，新的婚姻单位形成相对容易，意味着中国的土地比欧洲更容易受到人口增长的压力。根据施坚雅以1843年资料为基础所作的估计，长江下游的人口密度两倍于中国其他地区（施坚雅1977：213）。从大量第二手文献来看，长江下游在此前数世纪中也已是农村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假定施氏所指出的人口密度差异也反映了前一两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可以指出在人口密度与农村工业之间有一种联系。当然，更理想的是得到其他地区的资料，以便更精确地观察较小的农村工业发达地区。但是，缺乏对生育的有效的制度限制，并不意味着贫富差别对出生率没有影响。例如，拉夫里（Lavely）和王国斌在其关于华北人口研究中，发现在田产与儿子数量之间，有一种肯定的关系（拉夫里与王国斌1984）。此外还有两个人口因素限制了出生率，即存在适中的合法婚姻下的生育率；同时在许多地方，由于性别比例脱离常轨，导致妇女不足，从而影响生育率。

[15] 约翰·哈吉纳尔（John Hajnal）近来对家庭的结构与形成的不同形式作了分析，见哈吉纳尔1982。李中清（James Lee）和乔恩·格杰德（Jon Gjerde）更近些时候进一步提出了解释家庭结构的方法，从而使得家庭制度之间的差异可以明显看出，参阅李中清与格杰德1986。

[16] 因此，农村工业应当把农村对人口增长的两种反应联系起来。这两种反应即柏金斯（Perkins）所强调的现有耕地上的耕作集约化与新耕地的开垦（参阅柏金斯1969）。

[17] 参阅黄宗智1985：194～195。对于比较研究来说，黄宗智似乎不像我那么看重关于原始工业化的文献，原因是：他所涉及的，是这类文献中那些强调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联系的论题；而我所利用的，则是文献中指出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差异的部分。

[18] 参阅黄宗智1985：203。另一种相似之处出现在黄氏对“内卷化”的分析中。黄氏受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著作的启发，看到了20世纪华北的内卷化（involution，又译为“过密化”）。这种内卷化表现为：贫农农场的家庭劳动的边际产品降到了雇佣劳动的边际产品之下。这种程度上与孟德尔斯的论点（内卷化是原始工业化动力的一部分）以及勒旺的观点（内卷化与原始工业化相结合的过程，类似于吉尔兹笔下的印度尼西亚情况），颇为相近（参阅前引孟德尔斯著作）。勒旺说：“不仅工人自身在迅速替换，而且任何一个持续的繁荣时期，都会导致结婚数量的增加和新工人的涌入。一旦劳动便宜而充沛，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刺激企业家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生产率。低工资意味着原始的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而这种低水平的技术又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廉价劳动极为重要。事实上，这些因素创造了那种被称为‘内卷化’的恶性循环”（见勒旺1977：33～34）。

[19] 孟德尔斯、勒旺与克里尔得特对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所作的区分，都已在上文里谈了。在批评者中，科尔曼（Coleman）1983和金宁（Jeannin）1980都注意到了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不确定关系。

[20] 南京大学1981、1983两著作，汇集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论文，此外并附有自1949年间至1982年间中国出版的有关论著的目录。

[21] 关于农业生产组织研究的新著，有黄宗智1985、李文治等1983和刘永成1982。

[22] 关于英格兰的情况，见白赛尔（Bythell）1978；法国见古里克森（Gullickson）1986和刘培源（Tessie Pei yuan Liu）1987。日本的例子，则见斋藤修1985。

[23] 赵冈（Chao Kang）认为农村工业在中国远比在欧洲普遍。但是他的估计与我的估计不同，原因是他求助于外部人口变化来解释此现象。我觉得他回避了关于经济与人口现象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论争的意义（这种论争在欧洲史研究中已经展开）。他说：“在这些欧洲农村中的原始工业化，和在中国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化，二者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欧洲的原始工业化，仅只发生于一些人口增长快得不寻常或耕地品质差得不寻常的地方。相反，中国的非农业生产的农村化，则是一个人口过多引起的普遍现象”（见赵冈1986：24～25）。

[24]“鬼田”（ghost acreage）是琼斯（E.L.Jones）用来指欧洲人在美洲所使用的土地。这些新的林地、农田和园地并不存在于欧洲，但对欧洲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好像增加了欧洲的土地，因而被称为“鬼田”。

[25] 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在其《富裕的水平》一书中，作了一些类似的区分。在读了此书后，我进一步发展了正文中列出的理由。莫凯尔的四条理由包括了斯密型成长和由于投资增加引起的成长。但是，他把由于规模变化引起的成长也包括在内，而我认为规模变化大致可说是由斯密型劳动分工和投资增加所致。他将我提出的第三与第四条理由合而为一，但我认为二者应当分开，因为这两种情况可以独立地予以考虑，并且有时甚至可以独立地发生。

[26] 对于中国情况的研究，比较差一些。顾琳（Linda Grove）关于河北省高阳县纺织业的研究（未刊稿）将会增进我们的认识。而在顾琳研究的论题目录中，就有关于新织机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问题。

[27]《农业中国》1938年版第18章。

[28] 有两种主要的研究途径，至少是同样地重视成败两者。其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演变出来的关于附属国和世界体系的研究，认为那些在全球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的穷国，在获得这种地位时会有系统的障碍。其二则是出于主流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注意到当市场和实业家受到政府官僚和扭曲经济决策的封闭性利益集团干扰时，经济发展就不会发生。

[29] 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解释日本经济史时，和在解释欧洲经济史时，至少是同样地流行。而且，在欧洲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的其他史学，也是在大致相同的范畴之上建立起来的。

[30]“途径相依”（path dependant），是指现在的某种特定情况（或决定）对未来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通常用来解释技术性决策的意涵，如打字机上的字键的位置或铁路的轨距，一旦被决定之后，会对后来的技术或发明具有直接的影响。在这里，我以更广泛的意义来使用这个词，指过去的经济会影响到后来发展的可能范围。例如，已发展出农村工业的晚清社会，比一个已经有初步城市工业的社会，更容易造成乡镇企业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