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济：斯密型与马尔萨斯型的力量

对于近代工业在中国成长这一基本事实，没有人会提出质疑。学者们对于自1914/1918至1933/1936年之间中国近代工业年成长率的估计，自7. 7%至8. 8%不等（罗斯基[Rawski]1989：272~274）。这一成长，系由于采用了能获厚利的新技术和新组织活动所致。但是，即使工业成长能够以一种健康的速度继续下去，我们仍不能确信农业生产与人口的成长率会支持这些发展。

围绕20世纪20与30年代的农业状况，一向争论颇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众事堪忧，例如社会结构的总体不平等，资源贫乏，生活水准低下，等等。救世良方形形色色，从广泛地号召社会革命，到较有重点地建议改变制度，为农民建立信贷与贸易合作社等，不一而足。各人都不能肯定最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陶尼（R. H. Tawney）在其初刊于1932年的名作《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中，呼吁改进信贷、贸易、供应与保障。他相信这些基本的制度变化将会促进积极的变化（陶尼1966）。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却怀疑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是否能够进行制度改革。他说：“毫无疑问，农作方法的改良是必需的。但由于耕作者被寄生性的利息压榨得一干二净，并不拥有其所需要的资源，因此向他们进行说教是很愚蠢的”。^[27]姑不论陶尼不能肯定进行改良必需什么变化，他所表现出的感情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感情，即中国农民非常贫穷。最消极的评估，揭示了一个被马尔萨斯主义关于人口超过资源的可怕情景所萦绕的农业世界。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与近代早期欧洲大略相同。由于工业革命，欧洲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处时代的局限。但中国却面临着人口超过资源的潜在威胁。与斯密型动力所带来的好处相联系的生产扩大，允许中国经济在18与19世纪中增长，但地区差异十分显著。中国的可耕地扩大所受限制很大，是明显的事实。尽管拓荒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耕地数量的增加也微不足道（黄逸平与张敏1988；戴鞍钢1985）。因此，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通常意味着使用更大数量的劳动，并精心设计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产值的作物轮作方式。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用雷格莱的话来说，如果没有矿物能源形式的技术投入，土地与劳动的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

此问题并非新问题。李伯重认为难于获得大量能源，是16世纪以来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之一。他也指出了煤资源的局限以及由此而致的冶金工业规模的狭小。对于农户而言，最普通的燃料来源是木柴和秸秆（李伯重1984b）。在相对富庶的长江三角洲之外，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更显现出深受有机能源短缺所苦。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关于华北内陆部分地区的研究指出：即使按照最宽的估计，这些地区的人均燃料供给数量，仍比今日研究者认为是仅能维持勉强生存的燃料供给水准低出1/3。其数尚低于今日孟加拉国贫困地区的水准，而仅与20世纪后期非洲撒哈拉的一些地区的水准相当（彭慕兰1993：第三章）。纵使这些地区的情况比起中国其他许多地区更糟，但较之当时华北与西北许多别的地区而言，这些地区也很难说是特别贫困。(www.xing528.com)

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的能源状况恶劣，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没有开发矿物能源。抗日战争前，传统的与近代的采矿方法都已得到运用。近代煤矿所产之煤主要供给东北（满洲）与长江下游（上海地区）的工业。季节性开采的小型煤矿遍及各地，其产品则供应手工业，并供城乡居民生活消费（韦立德[Wright]1984）。手工业包括全国各地生产农具的铁工业。其实，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已拥有规模相当的铁工业。那些小型铁工工场中所使用的技术，不仅延续到20世纪初期，而且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大出风头，因为“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兴建小高炉（瓦格纳[Wagner]1985）。

能源制约在农业中很严重，但并不一定是工业发展的障碍。在西方，农业中使用无机能源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率，比工业中使用无机能源晚得多。化肥的运用更是20世纪的现象。对于工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工业部门的规模一直很小并且明显地无力置换那些不能大规模地开发矿物能源的传统生产方法。

这些严重的障碍，使得雷格莱所说的那种“突破有机经济”并未出现。但是尽管如此，市场交换仍继续为彭慕兰所研究的华北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好处。即使地方生态与资源状况恶化，斯密型动力仍能以一种似乎未曾预见到的方式运行。其总的经济后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既取决于积极的斯密型动力，又取决于一个地区所受的消极的资源限制。这些可能性，解释了为什么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直到今日，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都有很大分歧。斯密型动力能够延续，但却不能克服日益稀缺的资源所带来的制约。那么，20世纪20与30年代经济成长的前景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