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变化：中国与欧洲的作用及历史变迁

在1550—1750年间，欧亚大陆的许多工业都位于农村。古典的工业革命，包括某些生产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个转移发生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欧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城市环境为新技术的有效运用所提供的组织与制度环境，远比过去分散的农村环境优越。正如从前一章所见的那样，这个转移是一种被雷格莱用来与广义上的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变化。我们可以保留对于“资本主义”的广泛定义，以包容近代早期以来欧洲发生的许多变化。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承认：第一章中着重论述的斯密型经济成长动力，并不一定与某种特有的制度特征同义，因为斯密型经济成长也发生在中国，但中国却未有欧洲出现的那些制度机构。中国发展了许多复杂的商业组织以引导斯密型市场扩张的动力，但是这并未注定中国的纺织业生产会以欧洲所经历的方式转移到城市。

欧洲与中国有若干可以确认的重要相似现象。在此二地，随着工厂机纺纱的引进，开始都有一个农户织布业的发展。在英格兰，手工织布者的数量从1795年的9万人增至1831年的27万人和1833年的30万人（波拉德[Pollard]1981：25）。在中国，工厂机纺纱与手工织布之间的联系，可以1915—1920年河北高阳织布业生产的兴盛为例见之，因为这一兴盛，系以工厂机纺纱及铁轮布机的获得为前提（赵冈1975：188）。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中国与欧洲都出现了织布技术的进步。^[26]但是欧洲的织布生产在19世纪逐渐成为一种城市现象；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户手工织布尚能成功地与工厂机织布竞争。赵冈认为织布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四倍于手工织工，但是他怀疑由于手工织工的工资及家内织布的生产成本均较低，故手工产品仍颇具竞争能力（赵冈1977：174~179）。欧洲机器对手工的最终胜利，是因为机器的生产效率改进和产品质量较高（罗森柏格[ Rosenberg]与伯德塞尔[ Birdzell] 1986：178~180）。但是由于在不发达国家中，近代棉纺织厂的生产率大大低于最佳运作状况下的生产率（克拉克[Clark]1987），因此欧洲近代工厂与手工业之间的那种生产效率差距，似乎并未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因为中国的近代企业的劳动效率低于英国或美国，所以中国手工业者与中国近代企业的竞争，比他们与生产效率更高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更为有效。正因如此，中国手工产品仍然颇具竞争性。纺织业是范围广大的农村手工业的缩影，而农村手工业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仍旧十分重要。例如在长江下游的苏州地区，过去几个世纪中手工业一直很发达，在1949—1957年间，手工业总产值仍占年工业总产值的50% ~60%（段本洛与张圻福1986：576）。

以农村为基地的手工业生产的延续，体现了工业向城市工厂生产的不完全转移。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欧美工业生产已全部位于城市。有些产品如汽车，要求大规模生产；另一些产品如肉类加工产品，在集中的屠宰场方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到20世纪初期，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已创建了通用汽车公司，而古斯塔夫·斯威夫特（Gustavus Swift）亦已使肉类包装业务发生革命性变化。近代企业开始出现于美国与欧洲后，过去通过市场来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变得服从于企业的决策。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这种工业企业决策内部化所具有的优越性，作出以下解释：“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更有效的规划货物流动，又使生产与分配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与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此外，行政协调也提供了更加确定的现金流动和更加迅速的到期偿付。这种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钱德勒1977：7）。尽管如此，这些企业之所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关键角色，其所凭借的逻辑具有几个因素：“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它的继续发展，使得那些由日益专业化的管理人员组成的管理体系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只有在那些技术和市场允许行政协调比市场机制更为有利的产业和部门中，它才会出现和推广。由于这些领域（汽车工业等）在美国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也由于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取代家庭、金融家或其代理人而成为这些领域中的决策者，近代美国资本主义也变成了管理资本主义”（钱德勒1977：11）。市场继续在确定企业所面临的需求状况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当然，企业也努力改变市场以及创造需求，但是这种制度仍然受那些决定企业行为的根本动机的市场原则所驱动。

从欧美经济史上的两个根本变化，可以看到近代企业确是进行分析的关键单位：第一，19世纪初期工业生产向成长中的城市的转移，创造了近代工厂；第二，纵向联系的近代企业在20世纪初期的完备化，为经济成长提供了桥梁。这两种组织变化，都促进了人们利用新技术，更多更廉价地生产货品。如果没有明确的制度变化，就不可能抓住技术变化的可能性。仅有制度变化，也能增加生产的可能性，不过只是在某一限度之内——一旦达到一种高水准的效率，就必须有另外的成长源（如技术进步），方能避免停滞。(www.xing528.com)

中国没有经历过这类关键性的企业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一成不变，而仅仅是说此时期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未包含有那些在欧美早已变得十分重要的特殊类型的组织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中国的生产发展，是通过农村生产者增加生产量来取得的。在1870—1930年间，中国的企业活动有若干重大发展。官员和商人在不同形式的“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共同参与，首先出现于重工业，随后又推广到轻工业。这种情况在19世纪后期新企业中颇为典型，但在20世纪前十年和20年代，官督商办又让位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一方面以通商口岸的外资企业活动为榜样，另一方面又以以往的国内业务活动为基础。1937年日本入侵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不是一个像钱德勒所说的那种近代企业支配的时代。

中西发展在企业层面上的差异，具有进一步的含义。首先，由于以纺织业为首的中国传统手工业面对近代工业的发展而持续下来，所以城乡之间潜在的差距开始扩大，而这种差距在欧洲经济史上并不很大。其次，中国企业活动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显示：新兴的资本家虽颇为成功，但其发展路线及方式与西方大相径庭。他们只是正在超越中国以往所存在的活动而已。当我们的分析从企业层面转向更大的经济时，这些差异仍将十分重要。这里我们要问的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国，是否正在突破欧洲古典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有限成长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