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与历史的力量

雷格莱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时代的有机经济和后来的矿物经济所作的区别，是合乎逻辑的。这种差别并非一种孤立与奇怪的现象。因此尽管人们通常用某些偶然性的联系来解释技术变化，但是事实已证明：这些偶然性联系很难产生，或者说，太容易产生，因为有许多因素似乎与某些事例有关，但与另一些事例却无关。由于可能性很多，所以难以有一个简单的模式。乔尔·莫凯尔（Joel Mokyr）近来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出发，来看欧洲的技术变化，并且与中国作了明确的比较（莫凯尔1990）。他首先提出一个有倾向性的观点，即强调大量技术变化突然发生的情况，很少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某些因素可能对技术变化发生的速度有影响。其中关键的，莫凯尔认为是文化价值（包括宗教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允许发明家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获得不同的报酬，并允许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更广泛地看待人们努力改进人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问题。莫凯尔也相信：技术变化最可能发生在那些没有强大政府的国家，因为强大的政府有能力压制技术变化。所以在那些政治力量弱小、技术变化又被导向与市场价值相关的历史进程的地方，技术变化最有可能发生。这些广义上的条件，决定了中世纪后期与近代早期欧洲的主要特点。从莫凯尔的论述中，读者会意识到有一种动量聚集（gathering momentum），导向十八、十九世纪的“发明爆炸”（explosion of inventions，即发明大量发生——译者）。这种“发明爆炸”以蒸汽机和纺织机器为先导，引起了工业革命。莫氏的论述变成了一种描述性的综论，而不是对技术变化的因果分析。为了创立一种更为重要的解释，莫凯尔用古典时代的欧洲及明清时期的中国，来作为近代早期欧洲的对照。在古典时代的欧洲，大多数技术都表现为国家控制下的公共工程，技术变化并未卷入私营经济之中。但在中国，莫氏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挑战。他必须解释：为什么曾经有很多伟大发明的中国，在1400年以后，创造性变得远不如前？莫氏认为中国人对物质世界的哲学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还指出：国家越来越敌视技术进步，敌视支持技术进步的措施。莫氏这两种看法，事实上很难被证实。哲学思想的变化，是否会妨碍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对此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而且，即使对于这些变化作了有力的论证，仍不能弄清楚：这些变化是否对那些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士的心智有很大影响。关于中国的国家积极压制技术变化之说，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这个国家并没有能力积极地操纵这样的活动。如果这类事情产生了某种可疑的后果，国家也是听之任之而已；更何况技术变化通常不会产生令政府焦虑的后果，因为正统的国家定义，仅涉及道德、政治及社会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会意识到技术变化会带来经济利益，从而变成技术变化的倡导者而非批评者。这一点，在矿业、盐业乃至农业中均可见之。

认为国家反对技术变化，以及认为思想界对物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出自于为技术变化停止寻找理由的心理。这种为技术停滞寻求某种解释的希求，实际上是在假设：如果没有障碍，技术变化就会持续发生。莫凯尔在其书的不同章节中，承认这种假设没有根据。在今天的高技术时代，技术进步总是由研究与发展战略所规划。在此之前，技术很明显地是一种独立于经济的计算之外的变数。由于我们已习惯于企盼持续的技术进步，所以也就轻易地假设以前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仅如此，即使我们对今日情况的企盼也并非很站得住脚，因为这些企盼假设：如果情况急需，那么技术进步中的重大障碍总是会解决的。即使我们已证实这种假设对今天而言是合理的，我们也不能说对近代早期的欧洲或明清时期的中国能够作这种假设。(www.xing528.com)

欧洲的突飞猛进，比起中国的停滞不前，当然更令人感到惊异。亚当·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都假设技术变化有其固定的、难以逾越的限度；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天地之有限，就再次变得很明显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对中国技术变化的明显减缓太多地感到迷惑，相反倒应当对欧洲的技术发明更多地提出疑问，因为对于前者，我们的认识还很肤浅，而且因为资料缺少而不得不使用负面证据来加以研究；而后者在规模与持续时间上，却是18世纪最敏锐的经济观察家也未曾预见的。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世界其他地区逐渐懂得了欧洲所取得的胜利。各国都希望追赶上来，尽管有些国家仍然继续落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