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比，欧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最初的成功之关键，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了一笔E. L.琼斯（Jones）所称的“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琼斯1981：84）。欧洲人通过扩张所创造的资源基础，肯定优于中国人通过开垦边疆地区土地所创造的资源基础。中国新垦耕地，质量常常低于已有耕地。更糟的是，在许多地方，资源损耗、地力下降的问题日益严重。以前述山西的情况为例，即可清楚见之。经历了18世纪的开垦之后，到了19世纪，山西山区的粮食生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木材生产也大幅下降（方行1979；谭作纲1986；陈良学与邹荣楚1988；萧正洪1988）。这种恶性循环，与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研究的法国朗魁多克（Languedoc）等地区在近代早期的情况，有些相似。但是欧洲经济扩张的动力，能够超越这类情况所引起的制约。
比“鬼田”更重要的是，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24]这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发展生产。E. A.雷格莱（Wrigley）已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以煤为新的热能来源而以蒸汽为新形式的机械动力，在此基础上提高生产率。这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工业化，在19世纪变得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工业化大相径庭的主要特征（雷格莱1988与1989）。矿物能源对农业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卫·格里格（David Grigg）曾就农业中能源的投入与产出，提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数字。若无近代能源的投入，农业中能源投入-产出的比例一般在1∶13到1∶65之间，而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比例则约为1∶41。在近代农业中，能源投入-产出比例在1∶0. 95到1∶4. 2之间（格里格1982：78~80）。近代农业中土地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以能源使用效能降低为代价的。因此，近代农业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率之增长，与能源之大量使用密不可分。
与以矿物为基础的经济相对的经济，雷格莱称之为“有机经济”（the organic economy）。由于有机经济的延续，雷格莱不仅认为导向近代经济成长时有一个关键性时机的转变，还认为斯密型经济成长与以新能源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是以不同的内在逻辑而运作的。他说：
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的经济成长道路，若用一种成功的经济来描画，充其量只是一条渐近线。它绝不表现为幂的形式，因为幂的形式已成为那些经历了工业革命的经济的标志（雷格莱1989：34）。
在另一文章中，他又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所谈的经济增长与近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并非必然，但这一点却被“资本主义”一词弄得混淆不清。他说：(www.xing528.com)
要成功地摆脱有机经济所受的制约，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那种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化以达到近代化，而且也需要下述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即越来越多地从矿藏中，而非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开发大批能源储备，而非依赖各种过去提供生产所需热能与动力的可再生能源。英国经济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化了的，但是这两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之间的联系，最初是很偶然的，并无因果关系（雷格莱1988：115）。
雷格莱把亚当·斯密时代的世界与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欧、北美资本主义世界，作了重要区别。而中国的情况，正是对此区别的一个支持。有许许多多的变化发生在欧洲，但未发生于中国；其中能源不过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对我们的研究而言，雷格莱的见解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种经济体系，和那种突破发生后新起的经济体系（这种突破又以急剧转向矿物能源为代表），二者在逻辑上是互相独立的。一旦这种重大突破出现，欧洲就转向了一条新的经济成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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