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历程：从原始到现代

富兰克林·孟德尔斯发明了“原始工业化”一词。他认为：原始工业化的过程是一种具有地区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家庭（或者说，至少是农村家庭）为远处市场生产产品（孟德尔斯1984）。由此定义出发，孟德尔斯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他提出：在19世纪出现工业化的大多数地区，都曾经历过一个原始工业化的阶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结婚年龄的变化增加了劳动供给；（2）商人将劳动移向城市，以便更容易收集产品并更有效控制产品质量；（3）机器投资的资本来自于原始工业化的利润；（4）原始工业化教会商人有关技术；（5）原始工业化教会劳动者有关技能；（6）资本主义农业是在原始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孟德尔斯1984）。简言之，孟德尔斯肯定了他于1972年最初提出的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的论断。其他学者则强调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之间，有一种更因具体情况而异的关系。

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第二种观点，是大卫·勒旺（David Levine）提出的。他以下述方式讲述原始工业化的情况：“很多原始工业化的生产（特别是纺织业）可以用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内卷化’的概念来表现其特征。经济活动改变了人口状况，同样地，人口增长也影响了生产组织……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所以廉价劳动极为重要……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是使用高效能的动力机械以取代人工技艺。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勒旺1977：14）。确切地说，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仍是一个摆脱农村工业发展的过程。如果我们同意勒旺的观点，那么我们应承认：这两种工业化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彼得·克里尔得特（Peter Kriedte）提出了关于原始工业化的第三种观点。他说：“原始工业化确实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某些条件，但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引起工业化。要把家庭生产制推向工业化，除其内部矛盾与外部刺激外，还需要一种特定的大环境。若缺乏这种环境，或者这种环境发育不充分，调节原始工业生产的机制就会在其内部矛盾与外部冲击的联合压力之下崩溃。原始工业生产将彻底瓦解，或不断地遭受严重危机，而不会发展为工业化”（克里尔得特等1981：145~146）。和勒旺一样，克氏也强调在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中潜伏着危险。不过，对于工业化所必需的“一种特定的大环境”到底是什么，克氏并未详细说明。

很明显，在我们考虑原始工业化的动力到底有多强、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有时会有多慢等问题时，详细说明这种“大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孟德尔斯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和彻底的无产阶级真正相配的，是那种固定资本占主导地位、生产不间断以及劳动生产率高得令资本家认为高投资合算的工厂。如果我们理解在农业中清除季节性就业不足是何等困难，我们就会懂得：新的最佳应用技术之实际用到生产中，将会是何等缓慢，从而也会懂得：在工业中手工业方法与近代方法将会长期共存”（孟德尔斯1980：190）。孟德尔斯、勒旺、克里尔得特都认为：手工业生产和工厂生产不仅有先后继承的特点，而且还有经常彼此竞争的特点。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以区分原始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的动力。他认为：从18世纪中期的立场来看，19世纪式的工业化发展是全然无法明白的。他说：“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的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蒂利1983：133）。蒂利接着马上提醒我们：欧洲1750年以后的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城市工业化是跟着农村原始工业化发生的。

中国的情况则大异于是。农村工业延续了许多世纪。蒂利对欧洲1750年以后前景的设想，颇为符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已看到：在中国不同的时期与地区，农村人口的增加，至少是部分地依赖于工资劳动或手工业商品生产；城市中心的数量与规模增加了，但城市中心一般都没有很强的工业基础。就中国最“先进”的经济地区——长江下游——而言，我们已相当清楚地知道手工业发展的情况。在这方面，日本学者作了重要的考证，为说明这些发展奠定了基本构架。(www.xing528.com)

西定生认为：国家赋税需求刺激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棉纺织业代表了专业化农村工业的一种新形式，不同于传统的耕织结合和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西定生1966）。田中正俊不同意西定生把赋税作为农村手工业的“外部刺激”而加以强调的做法，而是认为农村工业发展的动力，在于农村经济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田中正俊1973）。虽然两人在解释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时看法分歧，但他们都对农村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作了明确的区别。他们都认识到：

在中国农村工业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之间，具有重大差异。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与后来西方学者在欧洲原始工业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恰恰是在西定生与田中正俊发现中国与西欧相异的那些地方，现在有新的证据表明：从欧洲原始工业化前景的角度来看，中国与西欧有许多相近之处。事实上，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的那个著名而又备受批评的“高水平平衡陷阱”的观点（这个观点颇大程度上是以较早的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基础的），即描绘了一种“成功的”原始工业化制度（伊懋可1973）。正如伊氏所述，明清长江下游市场与农村工业的发展，维持了日益庞大的人口。但农村工业内部，并无促进重大资本化及技术变化的刺激。伊氏力图解释何以中国未发生欧洲19世纪式的“工业革命”，但他的努力却似乎是徒劳而无功，因为原始工业化与19世纪城市工业化两者的动力截然不同。欧洲的文献提醒我们：在欧洲，对于发展而言，农村工业也是一种潜在的陷阱。当然，欧洲在19世纪不再受农村工业化的动力驱动，但中国则依然如旧。

黄宗智关于华北农村经济的著作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前期华北32个村庄中，有5个村庄，其中家庭手工业是农民家庭重要收入来源。虽然他正确地警告读者不要过高估计手工业生产对所有贫穷家庭的普遍重要性，但我们仍能合理地假设：他所研究的某些村庄的农村工业化，与前几个世纪欧洲一些地方的农村工业化大略相同，因此仍是原始工业化的动力在起作用。^[17]黄宗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指出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工资劳动视为人口增长的一种可能的刺激。^[18]他进而论证：当人口增加而未有重要变革发生时，经济越来越容易遭受危机。我认为黄宗智的论点，与一些学者关于欧洲原始工业化的论点十分相像。黄宗智所看到的20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的危机，与其他学者担心前几个世纪的欧洲可能会出现的危机，似乎颇为相似。但是，正如我在本书首章所指出的那样，人口状况方面的这种大略相似，可能并不像黄氏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接近于马尔萨斯主义的增长极限。

欧洲与中国农村工业的相似性，一直为人们所注意，但未被人们切实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寻求另外的某种东西。明白地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事实上，与中国情况最为相类的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也并不一定会导向19世纪的城市工业化。^[19]为什么中国的农村工业的出现，就一定会导向资本主义呢？或许，探寻“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史学家们，不应再继续寻求那种使明清经济发展不能变成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东西。^[20]相反，我们应当承认：原始工业化的动力，与造成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一系列条件，具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当我们发现了与原始工业化相类似的情况时，不应当再希冀会有欧洲式的工业化出现。同时，我们还应当承认：放弃对于明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搜寻，并不会使我们忽视那些更有用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