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但这并不是说，在经济行为与人口行为方面，英格兰与长江下游彼此一致。二者之间肯定有差异存在，但是事实证明有些差异只是表面上的，而非真实的。例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土地、劳动与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有许多限制（黄宗智1990：106~111）。而他实际上是以大学一年级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那种典型市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只是未明说而已。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对市场的限制也很严重。事实上，此时欧洲的农村土地与信贷市场，远比黄宗智所看到的受限制的中国市场更不自由。[7]这里要承认的是，欧洲的与中国的市场，都和理论中的典型市场大不相同。懂得这一观点之后，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则是解释中国与欧洲经济变化动力的相似性，以及两者在何处开始分道扬镳。
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之中。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类似的斯密型动力（即劳动的区域分工和通过市场的绝对优势）的推动下，这种循环逐渐地创造了更大规模的经济。当然，实际的生产组织差异很大。不过，在中国内部和欧洲内部的差异，较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土地使用的习俗都包括了从大地主与佃农到自由小自耕农的许多形式。许多法国农民，都把自家的耕地与租来的耕地合在一起耕种；为了平衡其劳动与土地，他们也都雇工与受雇。(www.xing528.com)
同时，中国与欧洲也同样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资源匮乏的经济危机。不过，与那些老生常谈相反，1800年以前，中国绝不比欧洲更容易出现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斯密型动力所引起的欧亚经济的明显扩展，并未逃脱马尔萨斯主义的限制。斯密与马尔萨斯两位古典经济学家都承认在欧洲有这种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同样适用于中国。即使新近的学术成果证实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比例有显著的差异，欧亚大陆的这两端仍都同样地明显呈现出脆弱的人口-资源比例。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某些繁荣地区尚未落入马尔萨斯主义的陷阱，但单凭斯密型动力并不能保证这些地区可以一直避开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更为可能的是，在18世纪晚期，中国和欧洲的经济核心地区都尚未遭遇真正的马尔萨斯危机的威胁。不论将来的研究如何探讨这些大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所划定的世界经济的限制，仍然存在于19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当我们在下一章讨论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工业时，将会再度发现二者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相似性。透过这一相似性的讨论，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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