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古典经济学的变革与限制

亚当·斯密指出：在马可·波罗作实地调查并写下其著名游记之前，中国可能已取得其最伟大的成就。同时，斯密又强调中国经济成长有其极限：“甚至在他（马可·波罗——译者）以前很久，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与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斯密1937：71）。斯密与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都相信经济成长受到更广泛的限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人口成长速率，因此维持生存的费用与工资紧密联系在一起。据斯密估计，高工资增加了儿童生存率；而儿童增加导致的人口增长，又使工资下降（斯密1937：64~84）。其次，在富裕的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已经竭尽，所以利润水平和利息率在下降（斯密1937：87~88）。李嘉图的基本分析构架也一样，他预计自然资源会耗尽（布劳格[Blaug]1985：88）。在此同时，马尔萨斯对人口增殖超过其资源基础所能支持的数量的前景深感恐惧。尽管我们习惯上把斯密与近代经济发展之研究相联系，但是他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所阐释的，是一个尚未经历19世纪的巨大产业变革的世界。正如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所说：“应当记住：当此书（《国富论》——译者）面世时，一座典型的以水利为动力的工厂已拥有300~400名工人，但在整个不列颠群岛，这类工厂仅有二三十座。这有助于解释斯密对固定资本的忽略以及他从来未真正放弃农业而非制造业才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老生常谈”（布劳格1985：37）。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全都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农业所支配的世界。

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摇来晃去。这种看法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它主要是基于当代的现象去推论历史，即：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然而，中国与欧洲前几个世纪的人口历史，到底是在何种程度上变得彼此不同，这一点尚有待澄清。中、欧比较的关键在于出生率与死亡率。在欧洲，阻止人口增长的因素，主要是出生率的降低，而非死亡率的增高。晚婚和部分妇女终生不婚所形成的预防性制衡（preventive checks），使出生率低于她们的最大生殖能力。与此相反，自马尔萨斯以来，人们都为中国的高出生率担忧，认为只有高死亡率才能平衡之。因此，中国通常被视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国度。通过高死亡率的“积极制衡”（positive checks），才达到人口稳定。但是，仔细检视死亡率的证据，我们发现这种看法并不可靠。

从表面上来看，死亡率与可获得的资源之间有联系，是很清楚的。但事实上却很难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除了在危机的年代之外，很少人会饿死。可能有很多人为慢性营养不良所苦，但即使在今日，也很难确定营养不良对死亡的影响有多大（卡尔迈克尔[Carmichael]1985；莱夫-巴西[Live Bacci]1985；斯克里姆肖[Scrimshaw]1985；泰勒[Taylor] 1985）。然而，现代学者仍然继续把食物供给情况与死亡率联系在一起（西蒙[Simon]1985：218）。

通常人们都认为中国人生活水准很低，使得他们的死亡风险很高。但这种见解是很勉强的。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在读了关于中国社会的记述后，都为中国的饮食情况叹息，斯密说：

中国下层民众之贫困，远甚于欧洲最穷国家中的贫民……他们得到的口粮太少，所以急于打捞任何欧洲船只抛弃的肮脏垃圾。任何腐肉，例如半腐臭的死猫或死狗，他们都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民欢迎最好的食物一样（斯密1937：72）。

马尔萨斯的评论也与此相呼应：

如果现有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可信，那么中国的下层民众都习惯于以最少量的食物为生，而且他们乐于得到欧洲劳工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的那些腐臭的食物下脚料（马尔萨斯1976：53）。

但是，其他的欧洲作者，包括认真作第一手调查的观察者，却有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有一位苏格兰目击者罗伯特·福钦（Robert Fortune），对中国农业的评价并不很高，但他指出：“仅用几个钱……中国人就能很体面地吃米饭、鱼、蔬菜和喝茶。我坚信中国是世界上存在贫穷和匮乏最少的地方”（福钦1847：121，转引自安德森[Anderson]1988：96）。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他谈到了采茶工人的饮食：

这些人的食物极为简单，也就是说，只有米饭、蔬菜和少量肉食（如鱼和猪肉等）。但是中国最贫穷的阶层，比起英国最贫穷的阶层来说，在掌握烹调艺术方面似乎强得多。用上述简单的食物，中国劳工力求做出许多可口的菜肴，因此其早餐与正餐都吃得颇为丰盛。在苏格兰，过去——我想现在也同样——从事收获工作的劳工的早餐是粥和牛奶，午餐是面包和啤酒，晚餐是粥与牛奶。一个中国人靠这些食物就要饿肚子（福钦1857：42 ~ 43，转引自安德森1988：96）。

19世纪的中国，通常被我们视为一个危机日深的国家。但是福钦在距今一个世纪之前据其所见对中国所作的论述，可能比起我们想象中的中国要更真实得多。无怪乎一位当代的汉学大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坚信：“雍正朝（1723—1735）和乾隆前期（1736—1765）的中国农民，较之路易十五朝的法国农民，普遍而言，吃得更好，生活更为舒适”。^[5](www.xing528.com)

简言之，根据现有的营养与生活水准的零星证据，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会低到因资源匮乏而导致高死亡率的地步。某些外国观察者对于中国食物问题的看法，很可能更多地出于文化（如口味与习惯等）的差异，而较少出于营养质量的科学根据。毫无疑问，明清时期的中国易遭饥荒。特别是在19世纪，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结合起来引起的危机，肯定提高了中国各地的死亡率。例如，自19世纪中期起，叛乱殃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中国西北、西南和南部的许多地方。最严重的天灾发生在华北与西北。在这些地区，1876—1879年间的连续大旱耗尽了仓储，迫使农民到处寻找食物。有些地方幸而灾不甚烈，但交战的军队又打断了正常的农作日程，并且大量劫掠所余粮食。可以预见，因为营养不良使得更多的人易于患病，同时一些人更直接死于饥荒，因此使得死亡率升高了。

中外观察者对这一时期的记述，都很令人心寒。例如，在山东省青州府，据荷兰牧师福尔古森（J. H. Ferguson）估计，在许多村庄，有30%~ 60%的家庭死于饥荒。同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报道说：在一些较小的村庄里，死亡率达到90%（波赫尔[Bohr] 1972：15）。1878年末，在饥荒过去后，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饥荒影响到该省80%的人口，同时60% ~ 70%的人口感染了伤寒病（波赫尔1972：23）。据波赫尔的估计，在华北与西北，可能有950万左右的人死亡（波赫尔1972：26）。

尽管这些记述如此可怕，但我们仍不能肯定这一类危机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异。近代早期的欧洲也出现过由饥荒、瘟疫和战争引起死亡率剧增的情况。在十四、十五世纪，瘟疫是一主要杀手；战争直接致死者相对较少，但因其打断生产与贸易，所以也能导致生存危机（霍亨伯格[Hohenberg]与里斯[Lees]1985：79~83）。不过，在另一方面，死亡危机也常常被视为一种引起补偿反应的人口动力。换言之，当死亡危机来临时，人们会自发地增加生育以补偿人口的减少（弗林[Flinn]1981：25~ 47）。不论死亡危机对人口成长动力的冲击如何，在中国与欧洲之间，仍存在着更基本的相似性，只不过是这种相似性被那些流行假设蒙蔽了，而这些假设认为中、西之间只有差异可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自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国的死亡率水平在持续上升。例如，泰德·泰尔福德（Ted Telford）以安徽桐城县的家谱资料为依据，指出在1750年与1769年之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9. 6岁，一个半世纪后却跌至33. 4岁（泰尔福德1990：133）。刘翠溶在明清家谱研究中，也发现预期寿命在18世纪内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降低（刘翠溶1985）。从表面上看，这类证据支持马尔萨斯关于在帝国晚期中国预期寿命下降的观点。但如更仔细地推敲，则这一解释却很难令人信服。我们有理由怀疑预期寿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之说。由于技术方面的理由，也由于历史记载不相符，马尔萨斯的上述观点颇难令人接受。

家谱资料中的技术性问题，家谱人口学家自己也注意到了（郝瑞[Harrell]1987；泰尔福德1990）。其中与人口统计有关的一个问题是：越到后来的时期，就有越多的家谱把婴儿与儿童收入其中；因此依据家谱所计算的死亡率便会上升。刘翠溶和泰尔福德所发现的预期寿命都下降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因此所致，而未必真正是预期寿命下降。^[6]

上述预期寿命下降的趋势，也与历史背景不符。在经济萧条时的17世纪后期，官员（特别是长江沿岸各地的官员）担忧劳工找不到工作（岸本美绪1984）。然而到了18世纪，农产品价格上升，就业机会增加，显然此时的经济状况优于前一世纪。因此，我们很难相信18世纪后期的预期寿命，会像刘翠溶和泰尔福德所论的那样，比18世纪初、中期更低。当然，现已知19世纪中叶预期寿命的水平确实非常之低（这很可能是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但这看来是暂时的现象。就长期趋势而言，现存的资料似乎尚不足支持17世纪末以来预期寿命持续降低之说。

上述家谱的研究显示：马尔萨斯的观点很难对中国人口和经济问题提供完满的答案。由于家谱的内容在被使用前已经过筛选，而未能提供确实的资料以计算预期寿命，因此死亡率亦可能被高估。将此数据拿来与欧洲的预期寿命作比较，其问题自不待言。另一方面，17世纪后期以来，只有一些最繁荣的欧洲国家才能摆脱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人口控制”的幽灵，提高其预期寿命。除了这些例子之外，清代中国达到的预期寿命并不比别的国家低。因此，家谱资料中的中国人口预期寿命减少，真的会是由于马尔萨斯主义的积极控制所致吗？恐怕并不尽然。此外，中国的资源短缺会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方式来增加死亡率，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事实上，中国与欧洲的死亡率水平差异并不显著。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太快为前者贴上“积极控制”的标签；另一方面也不应当忽略后者也发生过类似现象的事实。

总之，中国的营养水平并非明显低下。即使假定如此，其对死亡率的影响亦不很明确。如果营养对死亡率有影响的话，这些影响也将发生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因为根据最好的估计，明清时期中国的死亡率，并未超过欧洲的人口死亡率；而对于欧洲的死亡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预防性的人口控制而非积极的人口控制在起作用。因此，马尔萨斯主义所描述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看来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