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对斯密型动力的截然相反看法

罗伦·布兰德（Loren Brandt）在其新近出版的书中，以1890年至1930年间长江中下游沿岸诸省（即华东与华中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增进为基础，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出了一些引人注意的估计，并且认为这主要是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整合的结果。他通过各种间接估计，得出以下结论：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地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44%，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40%（布兰德1989：133）。然而，即使我们接受他所作的这些估计，仍然必须承认：

增长的基本动力属于斯密型动力。布兰德故事的主角是市场，故事情节则揭示了专业化与市场整合所能带给人们的一切。由于其故事中的人们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如果市场在中国各地都会带来成功的话，那么在布兰德所研究的地区，市场的运作一定最佳。国际贸易无疑为中国产品开创了新的市场需求，但是由市场驱动的发展逻辑，仍属斯密型动力的变种。这种发展逻辑在中国早已存在，并非由欧洲人带来。而且，无论这种逻辑以国际贸易的形式表现得如何强有力，其推动力也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如果布兰德所作分析正确的话，那么由国际贸易所代表的斯密型动力，就比过去研究所指出的更为重要。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布兰德的结论。他的结论有若干部分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且这些假设又互为依据。这种循环论证的假设之一例，见于其对农村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所作的估计。布氏首先根据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1893年人口的估计和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提出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华东与华中的城市人口增加了1000万~2000万（布兰德1989：72~73）。既未提出任何资料，也未作进一步论证，布氏接着又指出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这个人口变化，对他后来估计农村非农业人口所需要，而又经过交换的农业剩余产品的数量，至为重要。他相应地假设，在1890年至1930年之间，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增加了1/3~1/2。但他依然没有清楚地说明此假设为何最为可能，而只是着眼于此假设与其所作的以下另一假设相一致——非农业人口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以一个确定的比率增加，从而符合他假设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情况。接着，他又得出了其对商品化水平的估计，这个估计自然与上述所有假设相符。然而，这些估计只有在其赖以设立的各种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除非有关假设得到更充分的实证研究的支持，否则布氏的上述所有论证，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很薄弱的。譬如，如果我们假设华东与华中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在1890年已很多，而且在而后的40年中增长得并没有城市人口那么快，那么人均商品化增长的估数就会变小。要是我们相信1890年时经济作物的贸易量可能比布兰德所推测的数字高，而且1930年的贸易增长率也不可能升到16%以上，那么我们又可以把布兰德引人注目的高数字大大压低。

说实在的，并没有多少理由令人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像布兰德假设的那样迅速增加。特别是如果你像布氏那样，相信劳动市场会顺利地运作并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来配置劳动资源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理由相信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会迅速增加。在布氏所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

由于近代工厂的技术条件较之传统手工业企业更佳，劳动组织更为严格和有效，因此流动劳动从手工业转向工厂工业，将会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和工资。当人们转到报酬较高的工厂工作时，农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将会保持不变或缩小。这比布氏所说的农村非农业人口增长，更属可能。反之，如果劳动市场并未如布兰德假设的那样顺利运作，农村中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将会更低，从而对粮食和其他货品的需求也将会比布氏所推测的为低。

布兰德的数字可信与否，还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检测。如果我们同意他所说的农业年增长率为1. 2%~1. 5%，并把此增长率应用于1895年至1935年间的40年，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解释其所默认的结果的规模呢？这样的成长率意味着1935年的农业总产量，比1895年增加了60%~80%。然而，在某些地方，1. 2%~1. 5%的年增长率，至少对几年而言还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在40年中以此速率连续增长，情况就非同小可了。谁要为布兰德的农业成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数字辩护，就必须找到确切的证据，说明导致生产发展的原因何在。但是布氏在其书中，并未提供很多资料（如农业部门中的技术改良或大量资本投入等），以证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商品化的发展和贸易条件的改善，无疑提高了1895—1935年间的农业产量，但是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够充分说明布氏所作的那些估数，却完全取决于他在计算中所作的各种假设。

布兰德对斯密型动力的功效所作的热情讴歌，我看似乎太过分了。而与此同时，黄宗智却拒绝以斯密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个向导。黄氏相信：斯密研究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并无此现象。随后，他又以此作为其论证的前提。如果斯密心目中的近代经济确实是以商业发展为先导，而商业发展又是通向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当然可以推断说在中国肯定有另外一种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商业。以此为基础，黄氏力求把华北及长江下游的情况从欧洲经济变化的范畴中分离出来。

黄氏旨在勾画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独特性，这自然应予赞扬。可惜的是他未能抓住良机，把他关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证据与论述，放到发展经济学的比较研究的框架之中。根据发展经济学，劳动过剩的现象会导致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早在1954年，W.阿瑟·路易斯（W. Arthur Lewis）就在其《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中指出：假定有一种由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和糊口性生产部门所组成的经济，那么在此经济中，资本主义性生产部门的成长，会以不变的工资，把劳力从糊口性生产部门中吸走，原因是劳力供过于求。路易斯在这篇文章中，刻意以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来补充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较为发达地区的经济所作的分析。以此文为开端，发展经济学家创建了“二元经济”学说的主干。虽然黄宗智声称反对“二元经济论”（黄宗智1990：115~116），但是他对城乡这两个部分所作的区分，与在某些受路易斯启迪的发展经济学论著中出现的区分，并无二致。而他对市场工资与家庭劳动所作的特别区分，更显示了一种二元经济。因此黄氏的论述与发现，可以归入发展经济学关于过剩劳动的一个根本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一方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反对隐性失业之说。另一方是W.阿瑟·路易斯。黄氏书中引用了舒尔茨的话，并反对舒氏关于农业市场的观点。至于路易斯，黄氏未援引其文，但至少就某些地区而言是含蓄赞同其观点的。

黄氏声称：自14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一直停留在一种糊口（或维持生存）的水平。但是“糊口”的含义，并不完全清楚。因为在14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穿棉布，而至19世纪50年代绝大部分人（基本上是所有人）都穿上了棉布，所以棉布消费的这一变化，表现了生活水准的提高。有关明清人士对普通百姓生活日益奢侈而深感忧虑的史料，在中日两国明清史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果在黄氏所研究的六个世纪中，一直是“糊口农业”（或“维持生存的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话，上述情况怎么可能出现呢？除非是人民减少对其他一些物品的消费或者改用劣质品，否则，当棉布消费增加时，整个生活水准实际上也提高了。此外，“糊口”的含义，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黄氏未能对一种“糊口”性的经济明确下定义，同时也未能对生活水准作精确计算。他所作的讨论，主要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这一差别很重要，因为讨论的中心问题现在变成了：此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在黄氏所论的长时期中，是如何维持下来或被改变了的？(www.xing528.com)

在中国，没有出现那种将经济推向近代成长进程的突破性经济变化。对于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并无争论。对一些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何未发展起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对另一些学者而言，问题则在于解释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动力是什么。黄宗智明确说他所研究的重点在后者。但是，哪些特点他认为值得讨论，哪些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却又取决于前者。黄氏关于糊口性经济的观点，与柏金斯（Dwight Perkins）关于14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国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看法（柏金斯1969），大体一致。柏氏假设在以往的六个世纪中，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大致相同；他同时又对亩产量的增加、耕地的扩大和人口总数的变化，作了估计，以此来证实其关于人均粮食消费不变的假设。粗看之下，柏金斯关于人口与资源保持普通平衡的看法，与黄宗智的观点颇为相符。但是，与黄氏不同的是，柏氏更直接地谈到了导致人口与资源持续平衡的不同要素，如作物品种、种植制度、耕农作物、农作工具、水利设施、肥料以及粮食贸易等。因此，柏氏能够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如何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问题，以一种黄氏未涉及的方式作出解释。

黄宗智对农村发展的论证，中心在于人口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关系。大体而言，黄氏所勾画出的景象是：人口增加，农业总产量缓慢增加，因此经济很容易受到“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译者）的威胁。由于黄氏在分析中主要着眼于人均产量无变化，所以对于引起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人口还是经济，他没有多少兴趣去直接追寻。在黄氏的分析中，由于长期以来人均产量未有明显变化，因此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引起“过密化”的动因究竟是人口还是经济。何炳棣在其关于中国人口的重要研究中，虽然没有对人均粮食消费量作出类似柏金斯那样的正式假设或者黄宗智那样的非正式假设，但也提出了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何氏认为：19世纪的天灾人祸，乃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控制，使得中国人口在19世纪后期达到一种合理的水准。他指出：中国达到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是通过对人口增长的控制，而非资源基础的扩大吸引了新增人口。虽然何氏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是惟一明确采用马尔萨斯主义的主要著作，但是其他人的一些重要著作，也符合欧洲古典经济学家创造的构架。例如，伊懋可1973年出版的《中国过去的模式》，对于宋代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以及明清时期有效的市场机制的继续扩大，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总结。但是，为什么这些变化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在一种“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中停滞不前？伊氏为此甚伤脑筋。如果我们承认伊氏对帝国晚期中国的评价符合斯密主义的构架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神秘性也就会大大减少。

在伊懋可、何炳棣、黄宗智和柏金斯所研究的这许多世纪中，中国各地的生活水准一直有着颇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了起落循环，但是人口与资源可能保持着大致的平衡。我们所确知的是：没有发生任何突破，使得人均增长可以保持。但在西欧的少数地区（主要是在英国），却真正出现了这种突破。中国没有经历这种突破并不令人惊诧，更重要的似乎是解释长江下游地区是如何取得可观的经济成就的。无论如何，在1350—1750年间的欧亚两洲，长江下游肯定是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黄宗智的研究，较多讨论的是长江三角洲怎么未经历根本性的经济突破；而对这一地区如何取得经济成就，则谈得较少。伊懋可、何炳棣和柏金斯以及相当多的日本学者，他们所作的研究，则更有助于解释“事实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对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因提出合理的解释。我认为，特别要从商业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根据中、日史坛对商业与交易的研究（这未显现在黄宗智的书里），似乎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出乎亚当·斯密以及自他以来的学者之所料，斯密的市场交换的逻辑，在中国运作得颇为成功。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有证据说明：

在城市工厂工业化之前，中国与欧洲有着类似的经济成长的动力。应当强调：城市工厂工业化是一个迟于斯密著作的历史现象，因此斯密不可能在其关于经济成长的论证中，考虑到城市工厂工业化。黄宗智反对以斯密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现象，他似乎是袭用常见的那种将斯密视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的预言家的观点。但事实上斯密写作的时代，距工业化在欧洲立足之时尚很久。^[2]我们要问：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的人口-资源关系是怎样的呢？又，黄宗智关于中国年劳动生产率水平大致不变的说法，在一个包括斯密时代的欧洲在内的世界里，是怎样不可思议呢？

同样的观点也可适用于欧洲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甚至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在其几个世纪的经济成长中，长期的实际工资并未变化。直到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出现，实际工资和人口资源比例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勒旺[Levine]1987）。尽管在短时期内，人口随着生育与死亡而波动，但在长时期内，19世纪以前的人口基本是与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可以预料：在中国，人口的明显变化，也会改变工资、地租和地价之间的关系，并影响农民按照劳动需要而选择种植何种作物。然而，黄宗智只是声称：在近六个世纪的江南，家庭耕作优于雇佣劳动和出租土地。他也未将人口变化作为解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农民的生产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黄宗智1990：120~122）。但事实是：江苏人口在1852年为4449. 4万人，而1898年仅为2239万人；浙江人口在1852年和1898年分别为3017. 6万人和1190万人。令人不解的是，黄氏忽视了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人口的这一大幅减少。他不仅不谈这个变化如何影响到生产组织，而且反而求助于属于20世纪的人口增加来证实其论点。他对太平天国以后的面向出口的蚕桑业进行分析时，很少了解以下事实：蚕桑业的变化，是发生在人口压力肯定处于低点之时。由于长江三角洲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密度并不比18世纪60年代高很多，所以黄氏所求助的人口压力，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不确定的。早在20多年前，何炳棣所作的人口研究就已表明：在1850年至1959年之间的100多年中，江苏的人口仅增加了7. 5%，而且这个增加还包括了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一因素在内（黄宗智研究中未考虑到此因素）。和江苏南部共同形成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在上述时间内人口下降了19%（何炳棣1959：246。施坚雅近来对长江下游地区的估计认为，此地区1843年人口为6700万，1893年降至4500万，而至1953年也才回升至6 100万，见施坚雅1977：213）。即使前述诸数字都有相当误差，在关于人口变化的新证据尚未出现之时，我们仍然很难相信黄宗智对此地区人口压力加剧所作的一般论述是正确的。

当然，在人口增长与商品化之间，仍然可能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很明显，中国的商业化，能够使不断增加的人口依靠相对减少的耕地存活。个中道理，与斯密关于绝对优势和专业化的道理颇为相似。市场机会带来了肯定的效益。黄宗智虽未排除市场的好处，但他未对商业扩张的原理加以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农民在商业扩展的过程中未获得资本主义发展之故）。由于黄氏认为英国经历了斯密与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近代发展，所以对黄氏来说，必须设想英国农村的商业扩展是另一种情况。但是，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经历，即可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在英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开创了收入的新来源。在贸易扩展的同时，由于结婚年龄降低和结婚率提高，人口也增加了（勒旺1977与1987）。经济变化与人口行为之间，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关系组合，但其基本逻辑却是相同的，即增加的人口可以从商业化与农村工业化中受益，但生活水平并未持续提高。自17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英国的实际工资有小幅增加，但一旦人口开始较快增长，实际工资亦开始下降。^[3]1800年以后工资又上升，但此时工资与人口运动已无紧密联系。英国农村的这一情况，与黄宗智所见的中国经济状况——人口持续增加，生活水准无明显提高——实无二致。^[4]黄氏声称：寻求资本主义利润的农夫与仅仅寻求维持生存的农夫，其生产的动机不相同。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很适合于区分英国与长江下游农村居民从事农村工业的动机（黄宗智1991：629）。当然，在黄氏谈到英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时，他可能也想到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更有意义的比较，就不应是将这些富有进取心的个人与中国农民进行比较，而应是将这些个人与中国商人以及地主进行比较。像欧洲的商人与地主一样，中国的商人与地主也寻求利润，而非为维持生存而辛勤工作。

正如我在本章中所作的论证，直到20世纪，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依据斯密型动力而扩展的。这就意味着：在几个世纪中，推动欧洲与中国经济变化的基本动力是相同的。以下所要讨论的，一方面是评估这种动力的重要性，即它如何促进经济成长，另一方面则检视它对经济成长的制约：它何以使得持续的人口增加，导致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