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转变：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限制

我们可以看到：在16—19世纪，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斯密型动力（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经济成长动力——译者）。即使我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出斯密的原则，并以此来解释当时中国经济变化的许多方面，但是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及手工业与贸易的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中国与日本史坛早已众所周知。最著名的是长江下游地区丝、棉业的发展。这两项主要手工业，连同水稻以及其他经济作物，创造了中国最富足的区域经济。长江中上游省份如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其中特别是湖南）所产的稻米，大量沿长江而下，以养活长江下游地区人口。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上述省份中的若干地区，也出现了棉花、靛青、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与相应的手工业，以及陶瓷、纸张等手工业（许涤新与吴承明1985：82~95，143~155，272~276）。今日的长江及其支流和与长江相连接的运河，承担了中国大约80%的水运运量。长江流域集中了中国1/3的人口，农业产量则占全国的40%上下（范·斯莱克[Van Slyke]1988：16）。

市场扩展在长江沿岸最为明显，但并不限于这一广大地区。在华南一些地区，经济作物种植与手工业也在扩大。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桐油、麻油等，佛山铁业则是主要工业的代表（唐森与李龙潜1985；罗一星1985）。在东南沿海，16世纪的对外贸易刺激了茶叶与蔗糖的生产（罗友枝[Evelyn Rawski]1972）。中国北方的市场扩展不如南方那样明显，很大原因是水运局限。但即使是在北方，经济作物种植也在扩大，手工业和贸易也在发展。大运河沿岸城市如临清，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商人云集于此，贩卖布匹、粮食、陶器、纸张、皮革、茶叶、食盐等（许檀1986）。天津地区成了鱼盐贸易中心；在山东省，市场的发展更为普遍，而且棉花与烟草的种植尤为引人注目（郭蕴静1989；李华1986）。

随着商业化把相距遥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经济活动联为一体，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提高的征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刺激对华中与华东南地区农作方法的改进、灌溉的扩大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至为关键（罗友枝1972）。关于长江下游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土地生产率的资料很分散。对这些资料的研究表明，自10世纪以后，亩产量一直在提高。有一些迹象显示出长江下游的土地生产率很高，并已名列全国榜首，但到18世纪出现下降（在一些孤立的例子中，更被他地超过）。一般而言，土地生产率增加，是由于多施肥料、培育更加适合各地土质的抗灾作物品种以及采用更有效的耕作技术而致（李伯重1984a；闵宗殿1984；黄冕堂1990）。

虽然从绝对优势与专业化获得的好处不断增加，但十八、十九世纪中国所增加的人口中，有一部分却转向较为贫瘠的土地和收入微薄的职业。这个时期山地的开发，常常是杂粮作物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及手工业并行。陕西省南部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在明代后期，这一地区曾经成为战场。清代建立以后，移民重新开发这一地区，不久人口就超过了明代水平。新的粮食作物——玉米与马铃薯，补充了粟、麦之不足，养活了包括从事木材贸易、造纸和制铁的人员在内的本地人口（方行1979；谭作纲1986；萧正洪1988；陈良学与邹荣楚1988）。在这一颇为偏远而且绝非肥沃的土地上，仍然出现了发展。而市场交换，是农民所获成功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基本资源潜力劣于长江三角洲等生态优良的地区，所以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准也不可能赶上情况较佳地区。同样的逻辑也大致适用于清代开发的其他许多山丘地区（傅衣凌1982；张建民1987）。因此，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即使在斯密型动力创造了经济变化的同时，不断增加的人口迁往生产条件较差的地方，从而减弱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1](www.xing528.com)

在16与18世纪之间，中国的不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扩展的周期。16世纪的经济扩展，以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为最。新的商人组织创造了扩大交换的方法，不仅把中国的主要城市彼此联结，而且把主要城市同市镇网络以及各市镇周遭农村也都联结为一体。明代末年的暴乱和满人入侵引起了经济的衰落。而后，到了18世纪，抛荒的土地还耕了，新一波的商业扩展席卷了中国更多的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帮助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成长。华北与东北的若干地区生产也增长了。斯密型的经济扩展到处可见。

19世纪的经济发展如何呢？大多数中外学者对1850—1950年间的中国经济，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洋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扭曲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且堵塞了中国走欧洲道路的可能性（严中平1989）。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则认为：洋人为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开创了机会并提供了技能与技术（侯继明1965；登伯格[Dernberger]1975）。我觉得，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弄清楚的一点是：在贸易机会方面（这种贸易机会的原理与前几个世纪中贸易机会的原理并无不同），中国大多数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我认为：新的商业机会扩大了斯密型动力运作的空间，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斯密型动力。

国外市场对中国各地的影响，以靠近交通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区最著。这些地区包括通商口岸、洋人享有治外法权的城市以及在水运条件不佳地区所建铁路的沿线。铁路特别刺激了中国北部铁路沿线地区的商业化。这些地区因而开始种植烟草、花生、芝麻和大豆。国外需求也促进了长江流域诸省和华南地区的桐油生产（刘克祥1988）。但是，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变化的评价，一些美国学者新近却提出了与斯密型动力相左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