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成长动力及中国历史变迁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较高生产率。人们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从而在市场上获得较丰的利润。劳动分工仅受市场大小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分散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布劳格[Blaug]1985：61）。这些经济扩张的动力，都受制于人口的节奏以及难以预见的收成波动。

与1348—1350年间黑死病有关的人口损失，大大减少了从黑海到地中海，然后再到北欧的整个欧洲的人口。城镇受祸最烈，引起了许多经济后果。首先，近代手工业被摧毁了，城市间的贸易也衰落了。其次，城市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弃农就牧的转变。西欧的人口与经济在黑死病之后逐渐恢复，到16世纪时，在人口总数与农业总产量方面都达到较以往更高的水平。

在十五、十六世纪，为了支持远程贸易，一种新的金融经济出现了。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化，使越来越复杂的交换方式成为可能，而这些交换方式又都承认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然而，这些发展都以脆弱的农业经济为基础。收成情况决定了每年度的食物价格波动，后者又严重影响到制造业中的劳动成本。每当连续的歉收提高了手工业与制造业的工资，非农业的生产通常就会下降，结果是歉收引发工业与农业的循环衰落。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对这种循环作了详尽的分析。这项著名的研究指出，19世纪以前的经济具有由长时间的成长阶段和衰落阶段构成的周期性。

欧洲经济的逐渐恢复与而后的成长，表现为持久的波动。这种波动包括：欧洲大陆最活跃的经济中心，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移。随着新的市场网络的发展以及纺织品生产和其他手工产品生产的变化，旧有的地中海地区经济中心，逐渐为北欧经济中心（特别是荷兰与英国的经济中心）所取代。因此，如果仅把注意力放在成长最快的地区的话，欧洲的经济成长特别显著。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一个更大的欧洲，并且承认各个地区经济是此兴彼衰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更容易看到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所面临的更大极限。(www.xing528.com)

17世纪欧洲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人口的剧增。其影响所及，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人口因素有助于解释当时人民所面临的困难，如30年战争及法国的佛隆第（Frounde）之乱，均与人口的增加有关。此外，人口的增加亦受经济能力所限。这一点可从法国的人口趋势看出。法国人口在1560、1630、1720及1730年代均曾达到其上限，约为2000万左右（勒·罗伊·拉杜里[Le Roy Ladurie]1976：269~ 270）。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人口危机的恐惧，在对17世纪的分析中获得了支持。但是在18世纪，当令的是另一位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思想看来更加合适。

斯密从增加贸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而贸易又以劳动分工和绝对优势为基础。在18世纪，欧洲许多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日益卷入商业。英国在18世纪摆脱了大饥荒的威胁；在同时期的法国，生存危机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严重。斯密所分析的欧洲，处境肯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但尚未开始其19世纪的城市工厂工业化，而正是这种工业化，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根本变革。斯密《国富论》时代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所以无怪乎斯密强调农业投资，假定经济成长有限度，并认为实际工资最终会下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马尔萨斯与斯密生活在同一个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有限的世界。斯密的世界并不是19世纪的欧洲。在主要方面，18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之间的共同之处，超过18世纪的欧洲与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