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变迁：经济史与发展问题的比较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其出现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并且成为用来解释市场、企业与单个经济行动运作的分析工具。经济学最初与政治学密切联系，所以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所从事的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自19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30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其远离尘世实际行为的弊端，不能再容忍。但是目前常见的研究模式，依然是提出一个有待证实的理论命题，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数据。当所得到的数据不符合一种理论的参数时，研究者就舍之而去找另一组符合这些参数的数据。这就是经济学家与在实验室中工作的实验科学家二者的相同之处，因为他们为了控制已选定的现象，都和自然的真实情况保持一定距离。不论经济学家在解释实际现象方面的局限性如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功力与成就，都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上。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最奏效的是对于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settings）的研究，因为在这种研究中，经济学的各种假设是明显可用的。但是，在时空方面离当代西方越远，经济学的假设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相符性就越勉强。本书对经济史的分析认为：按照标准的供求原则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市场与物价进行考察，可能会使一些人觉得是一种不寻常的做法。我将论证：诸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流动、因供求状况变动而引起的价格运动、劳动的地区专业化（例如棉农售棉买粮之类）等经济学原则，都非常符合我们所知的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为了说明这些现象的意义，我进而论证：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在主要方面，与欧洲农民相类。在19世纪之前，欧亚各地的农民，皆以保障生存和增加收入为目标。在一个资源有限、机会不多的世界中，很少农民会梦想发财致富，但所有农民都会希望增加安全感。这种“理性”的目标，显然未涉及欧亚各地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其他联系。不仅如此，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原则总是运作于某种经济之中，而对于这些经济本身，学者们的看法可能也会大相径庭。如果要为比较研究确立一个合理的基础，我们就不应认为：与欧洲相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一种较鲜为人用的比较准则认为：尽管中国和欧洲经济变化的轨迹到了后来分道扬镳，不复相同，但是仍然应当容许人们将这两种轨迹进行比较。即使人们的同样努力未得到类似成功，他们在物质的手段与结果的计算方面，仍可以是“理性”的，因为差异可以出于多种原因（例如在不同社会中，人们用来组织资本与劳动的方法不同，技术有异，运输条件有别，自然资源的分布亦不均衡，等等）。

但是，即使欧亚各地经济变化的轨迹并未遵循一条单一的发展之路，在经济生产的顺利扩张方面它们仍有若干共同的特征。专业化、高投资与技术变化，都导致人均产量的增加。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后，他们认真地编制创造近代经济的发展战略，以期获得欧洲人已达到的成就。而许多欧洲人达到这些成就时，往往未经过自觉的决策过程。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多半由私有部门的变化组成。政府起了支持作用，但积极性与驱动力都存在于企业家之中。而在当代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人们创建近代经济的努力，却都包含着政府对发展道路的考虑。这是因为在今天，创造经济变化的可能性更多，远不限于18、19世纪经济所遵循的那些规律。但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在创造经济进步时遇到了长期的困难。这种情况表明：经济可能性范围的扩大，并未使物质的进步更加接近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在创造普遍有效的发展策略方面，尚未证明经济学是特别成功的。这里，我们似乎远离了经济史上的解释变化的问题。事实上，以上所说的情况，在经济史中尤其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一般主要研究欧美史，而发展经济学家则专力于第三世界现状。一批学者能够运用他们知道是有效的那些原则，而另一批学者则在寻求如何使这些原则得以运作的办法。这就是在通常情况下，隔在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之间的经验主义鸿沟。在使人们跨越这道鸿沟方面，中国的经历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能够同时适合经济史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的说教。(www.xing528.com)

本篇包括头三章。第一章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我希图论证，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完全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