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是初唐名臣魏征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写给唐太宗的一封奏折。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魏征“频上四书，以陈得失”（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谏太宗十思疏》是其中的第二疏，因此也被称为“论时政第二疏”。据说唐太宗看了之后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动情地回复说：“……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太宗甚至将这篇文章常置于案头，奉为座右之铭。后代的评论家或高度评价魏征的讽谏艺术，如“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魏征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簿并传”（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59年版）。或极其神往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君臣关系，如“非魏公不敢为此言，非太宗亦不敢纳而用之。千古君臣，令人神往。文虽平实，当与三代谟训并垂，原不待以‘奇幻’见长也”（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疏上，太宗即纳，此魏公所以称贤相，而贞观之治，亦几于古也”（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二）。总而言之，历代以来，此文的政治学意义和文学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各种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之中，供高中生学习，沪教版高二第二学期语文教材也收录了此文。在学习本文之后，有两位学生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一位同学质疑道：“这样一些充满道德训导意味的陈言空话怎么会让唐太宗如此感动？竟然还说‘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另一位同学质疑：“唐太宗读了此文后表示要谦虚纳谏，而行动上似乎并没有真正做到，不然魏征后面也不会就此事再多次上疏。那么唐太宗所谓的‘虚襟静志’纳谏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呢？”两位同学的质疑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唐太宗是否真的被魏征的这篇文章感动了。
图1-1-1 唐太宗像（传为宋人摹阎立本之画作）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魏征这篇奏疏具有极高的讽谏艺术。首先，用语委婉。文章开头，作者先设置了两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以此引出作者的观点——“积德义”。这里的比喻论证固然可以使道理更为明白晓畅，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可以使道理更为婉转，更容易被人接受。再如开头比喻之前的“臣闻”二字固然是奏疏的格式，也在向帝王表明以下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第三段开头“诚能”，用让步语气消弭了“十思”带来的锐气。其次，屈己扬君。抬高太宗的身份，贬抑自己的地位，也是本文讽谏的一大特点。说到自己的时候，谦称自己“下愚”，最愚笨的自己；说到太宗的时候，称呼对方为“明哲”，英明睿智的圣君。当然，此处的“屈己扬君”却又是“柔中带刚”的，“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句中对比和反问，似乎已经让太宗无法辩驳了。其三，以虚代实。粗看起来，正如上面那位质疑的同学所言，这篇文章的“十思”部分不过是一些空泛的陈言套语，也只是历代的忠鲠之臣常有的谏言，并不是新鲜深刻之言。但是，细细想来，这恰恰是作者“以虚代实”的讽谏手法。陆精康在《“十思”：莫谓谏臣空议论》（《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2月）一文中对这“十思”背后的具体史实做了细致的梳理。陆先生以为，这“十思”绝不是空发议论，无的放矢。在陆先生梳理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既然有具体的史实，为什么故意写得那么“虚”？其实，这正是魏征讽谏艺术的体现。对唐太宗大修庙宇宫殿、四处巡游等各种劳民伤财的事件，唐太宗和魏征都是心知肚明的，这又何必说破？点到即止，既能震动君心，也给太宗皇帝留下了面子。因而，此处看似浮泛空洞之“虚”要比针锋相对之“实”更具讽谏成效。总而言之，魏征此奏疏确具极高的讽谏艺术，也当得起“可为万代王者法”之美誉。
但这似乎仍不足以说明太宗皇帝会被这封要求自己“克制欲望、积累德义”的奏疏感动。因为奏疏所阐述的也不过是太宗皇帝所熟知的一些浅显的道理而已。因而让太宗警醒的恐怕不是奏疏本身，而是魏征这个人。欧阳修、宋祁等人编的《新唐书·魏征传》（中华书局2003年版）中唐太宗的一句话透露出了消息。魏征问太宗，听说太宗有关南之行，怎么忽然停止了呢。唐太宗说：“畏卿，遂停耳。”这个“畏”字从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或许也是我们理解这篇文章的一把钥匙。
魏征是隋末唐初政坛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曾两次投身于农民军的行伍：先是在李密的瓦岗军中，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多次向李密献计；后来又在窦建德的起义军中被拜起居舍人，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还两次归附于唐王朝：充当李建成的幕僚，出谋划策，长达五年的时间；在玄武门事变之后又被唐太宗收为己用，拜为谏议大夫。由此可见，魏征曾长期在隋末唐初的几大政治势力圈中服务，并受到重用。而在唐初政坛中，李唐王朝出身的关陇集团、传统的门阀山东士族以及山东豪强集团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几股政治势力。唐太宗在上台之后，努力平衡各集团的势力，而魏征因其复杂的政治经历就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旧唐书·魏征传》中说：“及（李）密败，征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时徐世绩尚为李密拥众，征与世绩书，世绩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新唐书·魏征传》中又说：“（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封巨鹿县男。当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征白太宗：‘不示至公，祸不可解。’帝曰：‘尔行安喻河北。’”前一条写魏征安辑徐世绩等为代表的山东豪强势力，后一条写魏征在玄武门之变后安抚李建成在河北的残余势力。从这两条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魏征在安抚山东豪强势力、李建成政治势力中扮演的独特的政治角色，以及展现出的高超的政治手腕。因而，陈寅恪先生在他的《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评价魏征：“（太宗）特重用征者，正以其非山东盛门，而为山东武装农民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之联络人耳。在太宗心目中，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在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社会政治势力之妙用。”从此就可见出，魏征对于唐太宗的重要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魏征之所以能在几股政治势力中斡旋，也在于他能在中央政府中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明晰了魏征这样特殊的政治地位，我们就能理解唐太宗为什么会说“畏卿”这样的话，也能明白魏征的谏言本身不是一个谏臣的谏言，而是背后政治集团势力之间的权衡。
图1-1-2 《金明馆丛稿二编》书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www.xing528.com)
因此，唐太宗所谓“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之类的答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政治表态，而不是真诚感动。即便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也很难被政治道德训导所感动，只能是被警醒，而警醒唐太宗的恰是魏征背后强大的政治势力。因而，这种所谓的“虚心改过”就不可能长久持续，因为政治势力总会此涨彼伏，此消彼长。不久唐太宗还会犯错，魏征还会直言进谏，唐太宗再虚心进谏。看上去理想的君臣关系，读出来高妙的讽谏艺术，背后其实涌动着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和妥协。
【附】
谏太宗十思疏
【唐】魏 征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图1-1-3 魏征进谏图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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