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多数语文教材都是文章的选本。教材的编者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之中必然贯穿着教材整体的育人理念。而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又常常碰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面对古代作者的文章之时，编者选择怎样的版本？一般来说，编者需要决定选择一个当代的点校本。第二是面对作者的原文的时候，编者要不要做适当的修改？在对古代文章版本的选择和近人文章的修改过程中，不仅体现了教材编者的育人理念，也展现了编者对文本本身的理解。换句话说，这是编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而学生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也会与作者进行“对话”。这两种“对话”有时就会产生差异，本质上讲是编者与学生在理解鉴赏上的冲突。比如学习苏轼的名文《石钟山记》，学生提出了一个疑问：文章记游石钟山并考证了石钟山得名的缘由，由此阐发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人生哲理。但是李渤乃至寺中小童都有亲身实践，“目见耳闻”，怎么能说他们是臆断呢？这个问题就涉及选文的版本。沪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中，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一句置于第三段之首，似乎总领这段内容。这段的后半部分阐述了石钟山得名缘由不传的种种具体原因：郦道元的记述太简单，士大夫不肯夜泊绝壁之下故而不知，渔工水师不能用文字表述，还有陋者“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而不能得到事情的真相。从结构的角度看起来，这前后应该是总分关系。但细细推敲，就会产生和学生们一样的疑惑，其实不管是李渤、寺中小童，还是渔工水师，甚至是士大夫们都有“目见耳闻”，怎么能说他们是臆断呢？而中华书局1986年版由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文集》中的《石钟山记》就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一句点入苏轼对苏迈说的话之中，归于第二段之末。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苏轼的指责针对的是开头那些怀疑郦道元说法的人，而不是李渤等人。问题就在版本的辨析之中就得到了解决。再比如学习《苏武传》（节选），学生也提出这样的疑惑：教材中的《苏武传》“李陵劝降”部分写得非常精彩，为什么要将这段文字删去？其实，不只是教材选《苏武传》时有所删节，班固写作《苏武传》时对苏武北海牧羊时娶胡妇并生子的内容也作了删减。这就不仅仅限于原文和选本的差异，而已涉及更深层次的内容了。这样的选择，不管是版本的选择还是文字的节选，都是编者意志的体现。而这种编者意志往往要激起学生的困惑和挑战。学生加入了作者和编者的对话之中，将两者的对话变成了多人的对话，由此拓展了对话的空间和对话的方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中选定的外国作家作品。原文和教材选文之间，又多了一层译文的因素，这其中的辗转也常常是学生产生困惑的源头。
当然，学生产生困惑的根源很复杂，以上所列举的四条也不过是在我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的最常见的几点原因。只有挖掘学生困惑的根源，我们才能对症下药，进行解答。而这种解答，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灌输，更应该是一种方法的引领和智慧的启迪。(www.xing528.com)
在教学实践中，针对学生产生的种种困惑，不妨试试以下五种方法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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