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时宝井堡已享有酒乡的盛名。元代至元五年（1268年），官府再修嘉陵江水路，避激流险滩，增修阁道、桥梁，方便了漕运，在栗亭天河恢复了祭河大典。金徽酒由此走向陕、川、贵、滇，并通过徽县境内的茶马古道，与丝绸之路连接，销往宁、青和西藏、新疆。秦州人把金徽酒称为家乡酒。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官府免巩昌等地田租税赋，徽州在列。由于免税政策的实施，加之蒸馏技术日益成熟，徽酒产量明显提高。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永昌寺高僧张惠印（徽州人）被崇尚佛教的文宗召至京师，授光禄大夫、司徒，赐银印，赐法号“真慧国师”，掌管天下僧籍，并大修永昌寺。永昌寺成为佛教圣地，各地香客纷至沓来，宝井堡名酒之乡美誉亦随之远扬。
明代是中国酿酒业空前发展的时期。明代的各类酒宴上盛行行令饮酒，总结推广酿酒技术和酒文化知识的书籍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也是徽县酿酒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并出现了几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生产方式的转变。“洪武十年，徽州降州为县，并将两当县并入徽县。不久，徽县又升为州，两当亦复县，隶徽州。在虞关设巡检司，于高桥置高桥关。”徽县通过白水路、茶马古道连接巴蜀、关中和丝绸之路，来往官旅、商旅甚多，新的酿酒方法和技术工艺很快传入徽县。外销酒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徽县境内的酿酒业出现了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李氏后人再次扩大作坊规模，年产白酒达十多吨。明崇祯年间，徽县又出现一个酿酒老作坊宽裕成，产量近十二吨。
第二，储酒器具的变化。明代以前，徽县的酿酒作坊一直用坛、罐、笼等储存。随着酿酒业的规模化发展，酒的储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就出现了制作酒笼、酒海的新兴行业。据《徽县工业志》记载，缫纸是徽县的传统手工业产品，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缫纸的主要原料是枸树皮、竹子、大麻，主要产自于北部山区的高桥、榆树、麻沿、江洛、柳林等乡镇的部分山村，产品有高黑纸、高令纸、改连纸等，以高桥乡生产的高黑纸最为有名。高黑缫纸是糊制酒笼、酒海不可缺少的材料。
据徽县档案馆馆藏文献记载，酒海的制作始于李氏酒坊，在唐宋已开始试制。先选用槐木做成木柜，形成酒海的壳。再涂以动物的血、荞面，以及富含蛋白质的胶质状物等，配以高黑纸糊其内壁。糊的层数根据酒海大小而定，少则三十多层，多则百层以上。酒海制作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周期长，一层干透，才能糊第二层，否则容易形成包浆，出现渗漏。明代的酒海做工非常考究，木柜有浮雕，有字号，就连酒海上的铜锁也有生产作坊的名称，这说明明代的酒坊很注重品牌。至今，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保存着明代的酒海，其数量之多、年代之久在国内都是唯一的。金徽酒养酒馆现存明万历年间徽县“万盛魁”老作坊使用的酒海，最大的一具可储酒3.3吨，其余两具分别可储酒3吨和2.9吨。(www.xing528.com)
徽县酒海制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酒海外部结构已发生变化，有了角铁、钢筋等物，代替了原来的牛皮绳和卯榫，其内胆粘糊物也和明代李氏酒坊的酒海不同。
第三，管理模式的变化。规模化生产也促进了作坊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像老作坊万盛魁，本身就是酿酒世家，也精通经营，因此只招收普通工人。有的作坊主人有资金实力，但不懂酿酒或经营，就只能请懂酿酒和懂经营的工匠能人搞生产和经营。这应该是徽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职业经理人，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剥离。
第四，酿酒技术的变化。明代徽县的酿酒技术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更加注重筑酒窖。首先是选择宜于微生物繁殖的地方，其次是对窖池的深度、宽度、长度逐步进行统一。二是在老作坊普遍采用蒸馏技术，对窖池的发酵时间进行规范，且开始有了有专业的酿造匠。酿造匠不但要熟悉酿酒的每道工艺，而且要能分等摘酒，以区分酒之优劣。到明晚期，李氏的“万盛魁”又恢复为“李家酒坊”。在这样的老作坊，有专门品酒的工匠负责酒的勾兑调制。有史料记载：徽县的筑酒窖技术和酿酒技术在明代时已由略阳驻军传至巴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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