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酿酒业：出土的文物证明繁盛

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徽县永宁河和嘉陵江河谷的阳坡地带定居生活，繁衍生息，并逐步形成村落，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们由食生食变为食熟食，并出现剩余的食物和果品。也正是有了熟食和储存，才发现了酿酒的最关键步骤——发酵，才有后来酒的发展。在柳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南延，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如石斧、单耳红陶罐、刮削器等，以及酒器和谷物发酵器具，距今4000多年。

·柳林遗址

周朝时，徽县陶瓷和青铜器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从伏家镇、城关镇等地出土的陶坛和铜质钫、罍等器皿说明，周朝徽县一带的制陶业和青铜器冶炼制造就较发达，且工艺水平较高。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徽县归陇西郡管辖。当时秦人与氐、羌等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徽县地区。

徽县在古代是民族迁徙的主要通道，属于氐、羌等民族与其他民族交融的地区，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生活方式在这里交会。《徽县志》记载，徽县酿酒始于西汉。“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在古代酒之所以珍贵，祭祀、出征都要美酒，加之氐、羌好酒的生活习性，酒成为氐羌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1年），置河池县（治在县西银杏树村），隶武都郡。

·城关镇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壘

·城关镇出土的西汉时期酿酒器

·伏家镇出土的汉代陶罐、蒸馏器(www.xing528.com)

·伏家镇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龟形酒具

·徽县出土的东汉绿釉酒具

从徽县出土的西汉时期的各种陶器来看，大部分是酒器。这些“盆、钵、罐、瓷、瓶、灶、甑”等，除发酵酿酒器皿外，储存、饮酒的器皿占多数。其中伏家镇、泥阳镇、城关镇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青铜、扁酒壶和觯钫、罍、卣等酒具，可见其之繁盛。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大口缸和锅、灶的青铜器残片，似蒸馏器甑箪，证明东汉时期徽县已有青铜器蒸馏工艺了，这比上海博物馆珍藏的青铜蒸馏器要早几百年。徽县酿酒历史悠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其所处的交通枢纽位置和富庶的生活条件是分不开的。古河池山川秀美，气候湿润，田地广袤，雨水充沛，适宜各种生物生长，上古时期神农氏就派人在此发展农耕，因此徽县自古就有天然粮仓之美誉。青泥古道（嘉陵古道），是古蜀道陈仓道最重要的一段，是一条重要的官道，既是由陕入川的门户，也是从陇上入川的路径。东汉永初年间（107年—113年），武都太守虞诩开辟了连接嘉陵江，从青泥岭到宝井堡的水道。水路、陆路皆通，故历史上河池就有“蜀门”之称。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月，曹操率大军经陈仓、大散关到河池，征服了建都在宝井堡（今徽县伏镇）以窦茂为首领的氐羌人。战后，曹军在河池休整，宴席上摆满了牛羊肉和酿制的美酒。随军侍中建安七子王粲作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邸，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反映了古河池物产丰富，盛产美酒。

·徽县出土的汉代绿釉陶仓

·徽县出土的汉代绿釉陶仓

古河池酿酒坊多分布在固镇、青泥岭、宝井堡等地，比较有名的是晋末迁居青泥岭行医酿酒的秦州北拓氏，到隋炀帝大业年间，其创办的拓家酒垆已享誉关中、巴蜀和陇上。《徽县县志》记载：“白酒酿造是徽县的传统工业之一。城关伏镇大量出土的汉代酿酒、饮酒器皿说明，早在汉代，徽县先民就掌握了酿酒技术，酿制出了醇香的美酒。徽县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陇南的粮仓。丰富的粮食资源和甘甜的泉水为酿造美酒提供了物质基础，粮食制成白酒又便于长途运输，自然畅销全国各地。历史上徽县就有‘金徽县’之说，徽酒冠以‘金徽’其名由来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