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学校的戏剧演出：完美的实践

教育戏剧注重在戏剧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虽然不以培养专业的演员为目标，“重在教育，但它毕竟还是要涉及戏剧艺术的方方面面，要讲究一定的艺术性，要遵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一些基本规律，并要注重使参与者和观摩者在娱乐和审美中获得启迪和感悟”^[10]。

“教育戏剧如果只是注重教育性，而淡化了戏剧性，缺少艺术能力，很可能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或活动厌倦，使教育戏剧、教育剧场半途而废。因此，这些活动一定要有独特的魅力来吸引人。因此，开展这样的活动，要强调专业表演技能的训练，演出事件的完整性，戏剧性的场面，能够吸引观众情绪和参与感的元素都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成本投入。”^[11]也就是说教育戏剧在注重教育性的同时，更要注意戏剧本体的艺术性。只有这样，教育戏剧才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学生的各种能力才能在活动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的提高。

而南开的戏剧活动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活动不仅严谨、规范，甚至达到可以称之为完美的程度。“‘行’之完美”中的“行”指的就是南开学校在戏剧演出方面的具体实践。

南开新剧团于1914年成立，成立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了组织的健全和完备的重要性，在剧团中设立四部：编纂部、演作部、布景部和审定部。这对于一个学生剧团来说是极为可贵的。胡适在《〈论译戏剧〉的通信》中曾说：“北京没有新剧团，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做戏的功夫狠（很）高明，表情、说白都狠（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准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

正是这种结构健全、体系完备的组织，为南开学校持续地进行编演剧活动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更为学生们锻炼自己各方面能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剧本——创造的力量

南开新剧团早期的剧本“其编制方法，亦颇有趣：首由师生想故事，故事思好，再行分幕，然后找适当角色，角色找好则排演，剧词随排随编，迨剧已排好词亦编完。编完之后，再请善于辞章者加以润色。南开之所演之《一元钱》《新村正》《一念差》等，皆如斯编成。”^[12]虽然“剧词随排随编”，但上演的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师生的认真讨论之后才确定内容和台词，最后还要经过“润色”和认真的排演才能搬上舞台，并且“这里却是共同编完之后，再把这剧当作不易的脚本去遵守的。”^[13]

可以说，剧本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师生努力共同创造的过程，老师在这一过程中不是“独占”“全揽”，而是以启发为主，扮演着一个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这种做法正是当下教育戏剧理念中对教师的要求。早在几十年前，南开的师生们就在完美地践行着。

不仅如此，南开的老师还巧妙地将戏剧创作引入课堂，与平时的教学相结合。“南开学校曾有一位陈文波先生教中文课，由于南开新剧的活跃，陈先生在教学上与演剧相结合，也成为南开学校在爱美剧运中的一个先例。他在教学的范围内，限每个学生在两个星期之内翻译或创作一个剧本，算作一次作文分数。在这次教学征集剧本中，共有30多个剧本产生，经陈文波阅后，最后交给学校新剧团来审定。”^[14]这对学生来讲既是一次戏剧创作的实践，激发并调动了他们对戏剧文学创作的兴趣，同时又为南开新剧团的剧本来源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与此同时，南开新剧团还有别于校外的专业演出团体，它的成立和演出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经常于校内外进行公演募捐演出，因此它就不会有像职业团体那样需要通过演剧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反而更能够充分发挥每位同学和老师的所长并凝聚集体的力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也为演出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表演——体验的魅力

“教育只有在触及人的灵魂、调动人的情感时，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它不是纯粹的科学知识技术的传递与习得，而是通过文化传承使人领悟到生命内涵并使人的灵魂觉醒，促进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的一种社会性活动。”^[15]教育戏剧中的角色扮演正是这样的一种教育形式，它通过学生对剧中人物的扮演，能真正深入并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情感，使灵魂深处受到震撼，从而产生积极的教育作用。(www.xing528.com)

“台词和动作是戏剧表演的主要形式，如何以简洁感人的台词和形象化的动作来传情达意，以激起别人的共鸣，这是戏剧表演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参加演剧的学生应该具有清晰生动的表达能力，而这种表达能力在教育戏剧活动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通过对学生进行符合戏剧艺术本质规律的台词和动作的训练，不仅能让他们更深切的体会自己所扮演的剧中人物的情感，在舞台上准确、到位的表现剧中人物的形象，还能在这一训练过程中使表达能力得到提高。

张伯苓的同胞兄弟——张彭春，在导演的过程中对学生表演能力方面的培养功不可没。这位留学美国六年余载，先后获得克拉克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学衔的张彭春，1916年回国，并于同年8月被推选为南开新剧团的副团长。他导演了《新村正》《少奶奶的扇子》《财狂》等多部戏剧，使南开戏剧活动进一步走向规范化。

张彭春对演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进行如今天所说的“案头工作”。以排演易卜生的问题剧为例，他首先主讲易卜生的相关剧作，黑板上挂着特制的易卜生著作年表……并给演员们讲解分析要演出的作品，从而有助于演员在戏剧情境中体验相应的情感，为成功地塑造角色起到铺垫作用。

在排练的过程中，张彭春“对词，哪个字重要哪个字念得轻，哪个词儿后面要停顿，走场子，走前后左右、快慢疾徐”，^[16]以及动作的幅度、语调的高低、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对每个演员的台词、音调、眼神、面部表情，甚至一些细微的动作，张先生都不易轻易放过，给以严格指导，直到他满意，才能通过。”^[17]

正是这一系列符合戏剧艺术自身规律的规范性训练，使南开学校参与演出的学子不仅表达能力得到提高，更让他们在其他方面受益终生。曹禺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曹禺的话剧潜质在南开学校读书时就被激发出来，与他在南开的话剧活动和恩师张彭春的培养密不可分。”^[18]

曹禺于1924年进入南开新剧团，直至1930年毕业，六年间排演了8部戏剧，共计15次演出，在《娜拉》《国民公敌》《压迫》等剧中担任主演。（根据《曹禺早期改译剧本及创作》统计）^[19]在跟随张彭春学习的过程中，曹禺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著名电影导演鲁韧（吴博）曾说：“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别人没有看过他的演出也下不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看过的，才能得出这种毫不夸张的结论。到现在，这样的艺术境界、艺术效果是很难找到的。他把娜拉和海拉茂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她的感情分寸，都很细腻精湛地表演出来，这就不能不令人倾倒。曹禺也是很有修养的。那时，他演戏是用全部身心来演的，他也不是职业化的演员，他不会那套形式，但凭全身心来演，就更加格外真实感人。”^[20]丰富的舞台经验不仅使曹禺深切的体验剧中人物的情感，把握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并通过自己肢体的动作准确地表达出来，还增强了他对舞台的独特把握能力和敏锐的洞察感知能力。这种舞台经历使他的剧作善于组织激烈的冲突，用一个接一个的戏剧场面营造戏剧氛围，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出最佳的戏剧效果。曹禺也多次亲口承认南开新剧团对他戏剧创作道路的影响。“新剧团扩大了我的眼界，我决定一生从事话剧。……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演戏，怎样演戏，甚至于如何写戏的种种学问。这一点一滴的艺术知识是经过年复一年的舞台实践理解的。”^[21]“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观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22]

3.物造型——处世的智慧

“在戏剧创演活动中，演员的表演艺术环节，是以演员富于生命表现力的身体为材料的‘人造型’的环节，那么与此相对，那些借助各种物质材料为媒介的舞台造型因素，如舞美造型、灯光造型、服装造型、化妆造型、道具造型之类，我就将其统称为舞台的‘物造型’艺术。”^[23]南开新剧团成立之初所设立的“布景部”应该就属于创造“物造型”的部门。

教育戏剧的理念认为：戏剧中的一系列的活动，可以有效地锻炼学生的团结能力、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我国香港前教育署长李越挺在《戏剧在教育上的路向》一文中明确指出：“戏剧的制作过程复杂，时间漫长。在整个戏剧制作的过程中，学生除了学到戏剧方面的各种知识和表演方面的各种技能外，更会学到沟通的技能、合作的精神和互让的工作态度，会发挥到创造力和想象力，会训练到耐力和毅力。”^[24]这也是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把戏剧作为学校教育中重要教育手段的主要目的。南开新剧团的布景部能充分锻炼学生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周恩来在南开戏剧舞台上成功的扮演了许多角色，尤其在1915年至1917年间多次在《一元钱》演出中成功地扮演了慧娟这一“姑娘”角色，受到全校师生和校外观众的赞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剧团为学校募捐在北京青年会礼堂演出，周恩来扮演慧娟的精彩表演得到了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称赞。”^[25]不仅如此，周恩来总理还是《一元钱》的编者，同时又是主管舞台布景的负责人。作为布景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曾经为新剧布景的制作和舞台装置动过一番脑筋，下过一番苦功。在他负责舞台布景设计过程中，即使当时演出条件非常简陋，演出剧目仍可以达到：布景新奇，幕幕舞台布景设置景物逼真，在舞台上呈现出下雨，着火等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一切既凝结了对“物造型”创造的智慧，使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同时又在“物造型”制作和演出的过程中，在与其他部门和同学的协调与合作的过程中，使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显示了处世的智慧。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当年担任布景部副部长的经历对周恩来后来从事领导工作有必然的联系，但我们可以说这种经历使他与人沟通的能力、合作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