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戏剧在教育中的先进应用

这里的“知”指的是思想，即南开学校在戏剧方面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这也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

张伯苓把戏剧引入学校教育，与他的两次出访有密切的关系。在1903年，张伯苓亲自考察了日本的教育情况并接触到了日本新派剧，1906年，张伯苓以教育管理者的身份接触到欧美教育并于1908年作为直隶省代表赴美考察教育，回国途经欧洲参观了众多学校。欧美的教育制度开阔了他的视野，受其教育方式的影响，又恰逢小剧场运动兴盛之时，他对戏剧与教育的关系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不仅认识到教育和戏剧在内涵上的相同之处，还找到了两者形式上的契合点，从而决定把新剧作为“开民智、进民德、醒国魂”的一个重要方式。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被侵略、被瓜分的境遇，国家的命运也处于生死攸关之时，但国人却普遍存在着“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于“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伯苓便以戏剧作为手段，目的是“练习演说，改良社会”^[5]这就明确了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倡行戏剧的目的与“教育戏剧”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借戏剧来培养将来能服务社会、具有完全人格的新人才，明显指向于学生的道德、人格、精神教育，而非才艺教育。这一目的使得他对南开戏剧活动的理解和指导原则从属于他的教育活动，也为南开学校的戏剧活动定下了主基调。

台湾著名的戏剧教育家张晓华先生曾明确指出，戏剧教育能使“对人格的培育，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而张伯苓先生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以戏剧为教育手段进行“人格教育”的理念，是我国最早主张通过戏剧达到人格教育目的的教育家。“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6]（《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他注重的是戏剧活动在学生人格素养、公共意识、合作能力、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育功能，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借“戏剧之力”最终实现“人格教育”。(www.xing528.com)

张伯苓对戏剧的诸多教育功能有着精辟的论述。如：他根据莎士比亚世界即舞台的观念，强调戏剧是人生的缩影，舞台上的演练，能让演者获得许多人生的体悟，是走上社会的准备。“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演者从中可以体悟到，自己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要使自己完善，得到周围人的赞赏和承认就要事先做仔细的准备，即所谓“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如此则“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突”。^[7]这就是教育戏剧中经常采用地角色扮演法。不仅如此，他还把演戏和做人联系起来进行论述：“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8]他所根据的理念就是戏剧是压缩了的精炼人生，人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角色，扮演戏剧角色，是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在社会上做事正如演戏一般）可以帮助他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在角色的扮演实践中增强自信心，获取满足感，激发创造力。

团结与合作是张伯苓一直以来想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品德与能力，“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9]南开创办新剧团、提倡新剧是张伯苓为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所采取的一项手段。因为戏剧演出是一项团体活动，一部戏的演出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默契合作，而且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职责清楚明白、认真完成。学生由一个角色的扮演，不但可以体会人物的情感心灵，感受故事的主题意向，更重要的是为了演出工作的需要必须学会与他人沟通，在合作中互相尊重及聆听对方，这样的演剧活动不只是训练演技，更是培养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沟通能力，以便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在此过程中，可以让参与者体悟集体的智慧，培养起团队精神、合作能力。

张伯苓对戏剧活动在学生人格培养、处世能力和团结能力锻炼方面的功能性阐述，与当下的教育戏剧的理念有许多的相似性，其眼光的前瞻性和理念的先进性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形的参照和可贵的经验，同时也为后来的南开戏剧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