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上沅建设国剧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13]，与一般在问题表面做文章的戏剧不同，他希望把戏剧引向更为深邃更具普遍性的境地，“莎士比亚没有写过问题戏，古今有谁批评生活比他更批评得透彻呢？”[14]，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写实主义”？从这个层面来看，只有深入地解读莎剧文本，才能了解莎翁对深邃人心及生活原力的探讨与表现，也才可能更为准确地将莎剧搬上舞台。为此，余上沅在莎剧演出前，带领教员与学生做了大量学习与研究工作，曹禺与孙家琇曾在国立剧专开设莎剧赏析课，梁实秋等学者也应邀来做莎剧的专题讲座。另外，国立剧专还在《中央日报》上办了《戏剧周刊》，并尽可能在每次莎剧演出之前都在各大报纸上发布莎剧研究专刊，介绍学者、学生的莎剧研究成果[15]。在第一次《威尼斯商人》公演之前，还专门刊行了一本《介绍莎士比亚特刊》[16]。
通过研究，他们认为《威尼斯商人》“决不仅仅是一出以夏洛克为牺牲的滑稽戏剧，……在于描写犹太人被压迫的事实”[17]，这与以往中国莎剧实践者搬演《威尼斯商人》时对夏洛克的理解完全不同。研究者从夏洛克在法庭上为自己抗辩的那段话中感受到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他遭受到基督徒的压迫，因而他的“割肉”举动“完全是在报仇，不但为他自己报仇，并且为他整个被压迫的民族报仇”[18]，做出这样的解读除了研究者以“人道主义”来理解人物外，也因为他们将夏洛克与当时备受欺凌的弱小中国联系了起来，“夏洛克代表了犹太民族受尽当时基督徒的民族的压迫，实在有过于今日我国受尽外邻的压迫”[19]，从而赋予上演《威尼斯商人》以新的时代意义。而从《奥赛罗》当中，研究者则从奥赛罗身上看到了人性中最高贵与最可怖的部分是如何急骤转换，人性的脆弱与不可靠可见一斑[20]。而伊阿果也有他的人生哲学，他不甘心像走狗一样的驯服，他要抗争，因而不能过分地责备他[21]。上演《奥赛罗》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响，《奥赛罗》的解读也体现着研究者对严酷战争与复杂人性的思考。在《哈姆雷特》中，有研究者看到“我们都是哈姆雷特，……他常常纵情思想，而滞于行动，稍有念头去煽动他那犹豫的性情，他就会中途变卦的”[22]，焦菊隐于是由哈姆雷特犹豫而缺乏行动的性格联想到了抗争中的国人，“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只有意志而没有行动，一定会灭亡；而意志不坚，自己把自己放在进退维谷但危机中的人也一定失败”[23]，于是上演《哈姆雷特》的意义就在于告诉国人，必须要拿出行动来赢得抗战的胜利。(www.xing528.com)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剧专是本着严谨认真的态度研究莎剧的，且他们的研究多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试图发现剧中人物的不同面向，看到人性的光辉，亦发现人的软弱与缺点，并给予真正的同情。同时，这些研究者普遍发现了莎士比亚的“客观性”，莎翁不偏袒任何剧中人，亦没有让人物成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正是因为这种客观性的描写，才能达到人性分析的深刻[24]，这似乎也与马克思意义上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不谋而合。基于这种理念，研究者抛开固有成见，并结合当下的社会语境作出了颇具现代性的解读，使得莎剧人物既富有人性魅力，又与时代发生了连接。通过他们的解读与分析，改编者在原译本基础上稍加修改，在充分把握剧本主题的基础上剪修旁枝，使得演员与观众更容易进入莎剧的规定情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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