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上演《威尼斯商人》之前，余上沅在《我们为什么公演莎氏剧》中写道：“表演莎士比亚剧本是世界各国（不仅是英国）认为极重要的表演之一，甚至于是演剧的最高标准；近代最有成就的演员也都以能担任莎氏剧中角色而得名。莎士比亚早已神圣化，莎氏剧的表演也很有神圣化的意味。”[6]恰因为莎剧的崇高地位，西方一旦有新的戏剧思潮出现，也往往会拿莎剧作为实验，余上沅最喜爱的导演赖因哈特就曾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夏夜梦》震撼剧坛。这出《夏夜梦》打破了当时被自然主义笼罩的莎剧舞台，导演利用现代剧场艺术的种种手段，使得“莎氏剧竟不是伊丽沙白时代的剧本，而成为现代的剧本了”[7]。
作为中国第一个专门为了学习戏剧而赴美留学者，余上沅在世界第一所授予“戏剧学”[8]学位的卡内基工业学院学习现代剧场艺术。西方现代剧场艺术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余上沅赴美留学的1923—1925年恰处于西方一战后的反思阶段，战争的残酷让西方社会对启蒙现代性、对“进化论”进一步产生了质疑与反思。从戏剧上来看，则是反写实运动弥漫的时候，颇有意思的是，五四以来中国话剧向西方模仿的“写实主义”现在却成了西方艺术家试图摆脱的桎梏，他们反而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东西文明处在现代的不同时态，间隔的时差导致其对现代性的追求也不相同。浸淫在这样的艺术思潮与学习环境中，使得余上沅在一种更为宽广的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重新审视了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各自的现状、优势与局限。他认识到中国旧戏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内容的空洞[9]，而这恰是西方“写实”戏剧擅长的；而在与西方的对照中，余上沅则重新认识到了“旧戏”形式上的价值，并以“写意”来概括之，但他却并不因此“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而是看到了“写实”与“写意”各自的价值：“写实派偏重内容，偏重理性；写意派偏重外形，偏重情感。只要写意派的戏剧在内容上，能够用诗歌从想象方面达到我们理性的深处，而这个作品在外形上又是纯粹的艺术，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戏剧是最高的戏剧，有最高的价值”[10]，并以发展性的眼光提出在“现代剧场艺术”的基础上，“在‘写意的’和‘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一种新的戏剧”[11]这一“国剧”建设的理想。于是，当他成为国立剧专的校长，有一定的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中国戏剧时，最为重要的毕业公演自然是他“国剧”建构的一部分。在余上沅眼中，人类的艺术与情感是相通的，对戏剧的欣赏不分国界[12]，莎剧因着是世界演剧的最高标准，并已在现代剧场中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且很有中国戏的味道，同在“诗剧”的脉络里，或许有着勾连“写实”与“写意”的可能性而成了余上沅实验“国剧”的对象。(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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