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类载体对视域戏剧学的具体影响

既然那些相对固定和集中的报刊类戏曲学术载体的营建，是建国后戏曲史学术环境的显著变化。那么，新的戏曲史学术环境又是如何具体影响到戏曲史学的开展呢？下文将充分揭示“十七年”时期相关报刊与戏曲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强调学术环境对学术活动的影响。

首先，引发学术争鸣。这一时期的戏曲专门学术期刊、戏曲综合期刊数量有限，它们是戏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关注”。至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类大型报纸的学术专刊更能引起全国文史研究者的垂目。正是由于相关报刊的关注度高，因此，在它们上面发表的戏曲史研究文章，能够迅速进入众多“围观者”的视野，其引发反响的概率相当高。某位研究者发表了某篇戏曲史研究的论文后，很容易“一石激起千层浪”，部分持异议的研究者会立马撰文“讨伐”。甚至为了响应“百家争鸣”的方针，报刊编委会把收到的商榷文章出示给当事人，并把商榷文章和回应文章同时刊发在一期上。所以“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依托报刊自发开展某些戏曲史问题的争鸣。而且，对于报纸而言，由于发行周期较短，能很快地引发“战斗”。“十七年”时期，戏曲史问题的论争有时竟可达到四五个“来回”。

《戏剧论丛》创刊号（1957年第一辑）发表了两篇讨论中国戏剧起源问题的论文：周贻白《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发展》和任二北《戏曲、戏弄与戏象》。很快，编辑部就收到戏曲史学界的回应。浙江师范学院教授钱南扬称任二北文章“据事立论，似无可疑”，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也觉得读过任文后，“有不免求之过深的感觉”。这些当然还不是严格的学术对话，只能算作阅读意见。真正作文逐一批驳的是傅晓航，其《也谈戏曲、戏弄与戏象——与任二北先生商榷》一文（署笔名“文众”），既尝试纠正任文中表述的不准确之处（如“‘戏曲’，是明代起对于戏剧的用语”等表述），也对任文的部分观点（如春秋时已有“真戏剧”“戏曲”替代“戏剧”是少数人带头搞出来的一个唯心主张、“剧本主义”王国维等观点）表示不能认同。此外，黄芝冈也作《什么是戏曲，什么是中国戏曲史》一文同时和周贻白和任二北进行商榷。他“对于周同志的说法不能全部同意，对任先生的说法却全部不能同意”。^[11]这两篇文章随即都在《戏剧论丛》1957年第二辑上发表。并且正式发表前，编辑部还向周、任二人出示了这两篇批驳文章。周、任二人也立刻做出了回应，周氏作《有关戏剧起源问题的一封信》回答黄氏，而任氏作《几点简单说明》同时回答傅氏和黄氏。这两篇文章也同时发表在1957年第二辑上。

又比如《戏曲研究》1957年第一期发表了林涵表《论〈西厢记〉及其改编》一文，同年6月碧波对林文所总结的莺莺性格和《西厢记》主题思想表示异议，编辑部将碧波的意见反馈给林涵表，林氏在该年12月撰文回应。他们二人的论争文章：碧波《对“论西厢记及其改编”的几点意见》和林涵表《作者的答信》均发表在1958年第一期。

《戏曲研究》1958年第二期发表了李啸仓、余从、赵斐《谈关于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重点讨论了“关于戏曲的来源与形成的问题；关于戏曲艺术形式的发展规律问题；关于现实主义与人民性问题”，^[12]随后的第三期即刊发了傅晓航的反对文章《我们的分歧在那里——对“谈关于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的意见》（署笔名“文众”），文章认为在这三个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这主要是观点、方法上的分歧”。^[13]

除此以外，“十七年”时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也自发进行过一系列争鸣。比如严敦易在1955年11月6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78期）》上发表了《论元杂剧》一文，此文一出引发了有关元杂剧思想的讨论，傅璇琮、邓绍基分别在次年1月12日和4月1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了《读〈论元杂剧〉》和《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评严敦易同志〈论元杂剧〉》两文进行商榷。谭正璧在1958年1月1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1期）》上发表《元曲“四大神物”》一文，同年3月9日尹明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9期）》上发表《论元曲“四大神物”说》与谭氏商榷，谭氏又于4月13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4期）》上再次撰《再谈元曲“四大神物”——兼答尹明先生〈论元曲“四大神物”说〉》一文予以回应。1961年1月至10月陈中凡和王季思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展开了《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论争。二人你来我往，前后发表了《关于〈西厢记〉杂剧的作者问题》（陈中凡）、《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王季思）、《再谈〈西厢记〉的作者问题》（陈中凡）、《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王季思）等六篇文章。1961年2月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了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文中讨论了马致远《汉宫秋》主题和王昭君形象。5月7日和6月14日，刘知渐与徐扶明分别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关于〈汉宫秋〉的评价问题——与翦伯赞同志商榷》和《与翦伯赞同志商榷〈汉宫秋〉》两文，进行论争。李春祥在1961年10月2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386期）》上发表《元杂剧中的舞蹈资料》一文，次年1月7日，烈骏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396期）》上发表《〈元杂剧中的舞蹈资料〉质疑》进行商榷。

其次，保障讨论开展。接受戏曲研究成果的相关报刊，作为“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术环境的重要构成，不仅以其媒介优势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商榷”，而且还凭借其平台优势为大范围内戏曲史问题讨论提供保障服务。这一服务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提供研究成果发布的场所，使得讨论活动能够顺利、有效地开展；另一方面，部分戏曲期刊在讨论特定阶段创办专辑或专刊，通过遴选、收集代表性成果，向更多的人反映讨论活动的整体情况，推动讨论持续、深入地开展。

如果说提供场所实际是相关报刊承担起学术实况直播的任务，那么，发行专辑和专刊则是戏曲期刊担负起学术成果总结的职责。无论是“直播”还是“总结”，无疑都提升了戏曲史学科的社会认知度和学界影响力。下文将以这一时期两次重要的讨论——“关汉卿大讨论”和“《琵琶记》大讨论”为例，对“十七年”时期相关报刊的“直播”和“总结”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1957年10月28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会议通过了下一年要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名单。关汉卿赫然在列，纪念主题是他从事“戏剧创作700年”。全国在1958年六月下旬广泛开展各种纪念活动：6月27日至29日三天内各大省市都举行了纪念大会；^[14]各地同时举办关汉卿创作演出周、^[15]关汉卿研究专题报告会、关汉卿著作展览会、关汉卿戏剧演出座谈会、关汉卿剧作片段演出广播会等。

关汉卿及其作品研究成为重要的纪念活动。不仅北京举行了纪念关汉卿学术讨论会，各地也纷纷组织讨论，可以说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关汉卿研究的高潮。在“序幕阶段（1958年上半年）”“全面讨论阶段（1958年下半年）”和“后续讨论阶段（1959年至1961年）”，戏曲专门学术期刊《戏曲论丛》《戏曲研究》、戏曲综合性期刊《戏剧报》《剧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日报的文艺专栏，纷纷为关汉卿研究论文提供场所。“全国各地的重要报纸，文艺、戏剧刊物，都发表了研究关汉卿的论文。初步统计，六月份（作者按：1958年6月）发表的研究论文，总数已在150篇以上。”^[16]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数据。(www.xing528.com)

如果说相关报刊及时提供场所，保障了讨论的顺利开展，那么，这场讨论的持续与深入则与相关期刊编选专辑的工作密不可分。在正式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之前的1958年上半年，关汉卿研究已然拉开序幕。1957年底关汉卿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人物的好消息就已经沸腾了国人，1958年上半年开始有一些研究文章陆续发表。同年5月，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即选编了《关汉卿研究论文集》，“特收辑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发表在各报刊上的研究关汉卿及其作品的单篇文章”，“供古典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需要”。^[17]它的出版让一些已经关注的问题被更多研究者所了解。在接下来讨论中，更多的视线被吸引到相同的领域中。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本论文集所搜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汉卿生平考和关剧《窦娥冤》思想探析上，而1958年下半年及以后的研究，仍然以生平和思想两个方面为重点。

1958年之后，关于关汉卿的讨论余波未平，1959年至1961年依旧发表了大量关汉卿研究论文，这一持续现象仍然得归功于讨论成果的选择出版。《戏剧论丛》1958年第二辑即为“纪念关汉卿特辑”，收录夏衍、田汉、郑振铎、周贻白、陈中凡、王季思、马少波、杨绍萱等人撰写的学术论文十三篇。同年第三辑，发表了6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关汉卿学术研究座谈会纪要。将八位发言人：田汉、孟超、翦伯赞、李之华、温凌、戴不凡、周贻白、刘芝明的观点总结出来。此外，这一年，《戏剧论丛》编辑部还专门挑选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报刊上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一些论文”^[18]，编成《关汉卿研究》两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分别于当年9月和次年3月单独出版。纪要和专辑的出版，实际是在讨论告一段落后的稍作停顿和整理。随着讨论总结的出版，那些参与者们反观此前的研究时，在“心平气和”之后，一些基本共识开始达成，而那些缺席者们，在迅速把握此前讨论主要观点后，也变得跃跃欲试，厕身其中，自出机杼。无论是达成一致，还是新意迭出，这都是研究深入的体现。而专辑和纪要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毕竟在那个出版量相对匮乏、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渠道有限的年代，众多戏曲史研究者对此类书籍的出版格外“拭目以待”。因此，它们是会第一时间到达那些有需要的人们手中的。

1956年6月由中国剧协发起组织的《琵琶记》大讨论，同样离不开相关报刊为它提供场地。同时，专刊的创办让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场讨论的队伍中。从1956年6月28日至7月23日，全国范围内知名文史学者和戏曲名家在北京参加了《琵琶记》讨论会，前后共召开了七次讨论会、一次学术演讲会。与会者或是在会后将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章，或是直接撰写论文“参战”，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需要有一个场所将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此刻，报刊类戏曲学术载体责无旁贷地扮演起“窗口”的角色。这次讨论会所产生的文章陆续在《剧本》月刊和《戏剧报》上发表。当然，已发表的文章并不代表这场讨论会的所有内容。为了能够更详细地呈现这场盛会，《剧本》月刊编辑部还专门编辑了《琵琶记讨论专刊》（以下简称“《专刊》”）。该书于同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特按次发表了讨论会的全部发言和讲演记录”，“并发表了在会上所收到的部分文章”，同时“翻印了高则诚的诗集辑本，并转载了两篇研究高则诚生平的传记”。^[19]

正是《专刊》的出版，更多未赴会的研究者可以了解到讨论的情况，在迅速把握研究重心后，他们又参与到《琵琶记》的研究中。此后的1957年至1959年三年间研究者依旧沿着这次讨论会的关注点继续论争。比如《〈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发表于《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一文正是在作者何其芳在看到《专刊》、了解到发言后撰写而成。他在文章开头袒露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即调和此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试图把有些分歧的意见统一起来”，因为在他看来，“既然两种矛盾的成分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品之中，由于这种矛盾而来的有些分歧的意见也就应该有得到统一的可能。”^[20]文章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更公允的观点。这正是深入研究的体现，当然我们也不能忘却《专刊》所起到的学术推动作用。

“关汉卿大讨论”和“《琵琶记》大讨论”本身反映出“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视线集中现象”。在某段时间内全国戏曲学人甚至是其他学科研究者一致把目光交给某个指定的研究对象。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当然依赖官方及其代表以中央的身份向地方各级发布倡议，而讨论活动的顺利、持续开展则离不开报刊类戏曲学术载体的鼎力支持。其中，中国剧协主办的相关刊物更是讨论得以开展和持续的“中流砥柱”。

除了上述两场大规模的讨论外，“十七年”时期以报刊为阵地展开的中小规模的戏曲史问题讨论，尚有如下一些：1954年纪念洪升逝世250周年。当年，围绕洪升生平和《长生殿》主题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新民报晚刊》《文史哲》等报刊上展开了讨论。1955年至1956年，讨论又扩大到对浙江国风苏昆剧院复排的昆剧《长生殿》的评价。^[21]此后，关于《长生殿》主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65年。这十年间先后有人参与到讨论中，陆续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汇报》以及部分高校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纪念汤显祖逝世340周年。当年以及次年，在《戏剧论丛》《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戏曲研究》等报刊上，形成了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研究的小高潮。此后的1960年至1962年关于汤显祖和《牡丹亭》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热度。1965年6月至1966年5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陆续刊载了李汉秋、王双启、汤志浩、魏承均、刘永年等人的六篇关于元杂剧“包公戏”的讨论文章。^[22]

再次，有效引导研究。《剧本》《戏剧报》等由中国剧协主办的刊物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在收稿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某些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它们完全可以借助剧协的职能，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戏剧界的桥梁和枢纽，中国戏剧家协会这一人民团体常扮演戏曲史讨论组织者的角色。而《剧本》等剧协刊物在组织过程中则扮演了“猎头”的身份。由它们敏感地寻找到有进一步讨论价值的问题，并实际负责讨论活动的开展。

1956年的那场《琵琶记》讨论正是《剧本》月刊向剧协提议才得以举办的。时任中国剧协理事、《剧本》月刊常务编委的贺敬之，收到《剧本》编辑部主任李诃的反映，称中国戏曲研究院黄芝冈、四川川剧院冬尼、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今上海戏剧学院）陈多，纷纷向《剧本》投稿，就《琵琶记》主题思想与徐朔方争论。^[23]贺敬之将此事反映给了剧协主席田汉。由于确实存在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同时也为了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剧协委员会初步决定在《剧本》刊物上展开“琵琶记”大讨论，以活跃学术气氛。并决定由《剧本》月刊戏曲组组长戴不凡负责具体工作。后考虑到《剧本》月刊毕竟版面有限，于是又决定由《剧本》代表剧协举办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会。^[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