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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域:戏剧学研究聚焦人物表现

时间:2023-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历史的第一要务是记事,虽然事离不开人,但主体在事,人只是历史叙事的构成之一,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行动者。[22]但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从“历史”和“神”中突显,近现代戏剧早已把“人”放在第一位。[23]众所周知,进入历史学家视野的多为历史大事,记载的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的人物。[26]历史剧创作则可以弥补历史中人物被遮蔽之处,其创作重心应是具有各种性格和各式心理的“活的人”。

国际视域:戏剧学研究聚焦人物表现

许慎说文解字》这样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宋人吴缜也指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20](pl)历史的第一要务是记事,虽然事离不开人,但主体在事,人只是历史叙事的构成之一,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行动者。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综合起来看,‘历史’一语的初义,因国而异;而行用既久,滋义甚多,则中国与欧洲诸国同然。但是概括观之,‘历史’一语的初义,都是指事件的记录而言。”[21](p204—205)文学却如高尔基所言:文学是人学!是人写的、写人的、给人看的,其重心在人。好的文学作品从不以事压人,是人大于事而不是事大于人,戏剧同样如此。至于亚里士多德把情节放在第一位,性格放在第二位,则是时代的局限性使然。董健就指出:“在他那个时代,人还没有从‘历史’中突显出来,‘历史’和‘神’决定一切,所以亚氏不可能把人摆在第一位。”[22](p137)但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人从“历史”和“神”中突显,近现代戏剧早已把“人”放在第一位。阿契尔在《剧作法》中说:“有生命力的剧本和没有生命力的剧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物支配情节,而后者是情节支配人物。”[23](p20)

众所周知,进入历史学家视野的多为历史大事,记载的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的人物。梁启超说:“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是少数。”[24](p77—78)而文学除了关注和聚焦大历史大事件外,它更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突出个体生命的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完全像历史对生活的关系一样,内容上唯一的不同是历史叙述人类的生活,艺术则叙述人的生活;历史叙述社会生活,艺术则叙述个人生活。”[25](p415)所以历史叙述多为宏大叙事和精英书写,而文学除了一些追求史诗性的作品外,更注重个体经验叙述和个人命运关照。这种文学观也直接影响历史剧创作的史剧观,不少现代历史剧都有意增设小人物形象,改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统舞台的传统局面,《春草闯堂》《三打陶三春》等更是以平民百姓为主要表现对象,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新编历史剧即使以达官贵人为主人公,也能注意描写他们作为“人”的普通情感和生活世界,显示出历史剧创作的“人学”转向。(www.xing528.com)

如果说历史事件中的人常常是浮面的、机械的和单调的,那么文学作品中的人则要生动、丰富和复杂得多,钱穆就指出:当一个历史人物“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绝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26](p97)历史剧创作则可以弥补历史中人物被遮蔽之处,其创作重心应是具有各种性格和各式心理的“活的人”。首先它立足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莱辛在《汉堡剧评》中指出:“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东西,作家都可以置之不顾。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性格是神圣的,加强性格,鲜明地表现性格,是作家在表现人物特征的过程中最当着力用笔之处。”[27](p125)例如《曹操与杨修》就着重刻画了曹操求贤若渴、招募贤才而又嫉贤妒能、多疑偏狭的分裂性格,同时也刻画了杨修的恃才傲物、刚正固执的性格,可谓个性鲜明。而通过冲突来刻画人物亦成为戏剧家的共识,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因为冲突一般都需要解决,作为两对立面斗争的结果,所以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剧艺本是可以把美的最完美最深刻的发展表现出来的。”[28](p260)曹操与杨修的形象塑造虽然离不开语言、动作、细节等描写,但这些描写都是放在冲突中进行的,既有曹操与杨修之间的性格冲突,又有曹操在“杀与不杀(杨修)”之间复杂矛盾的心理冲突,戏剧节奏紧张激烈。其次它着眼于人物心理的描摹。著名史剧作家郭启宏曾提出传神史剧观,他把“传神史剧”看成是对过去“演义史剧”“学者史剧”和“写真史剧”的超越,他说:“由于长期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传神史剧以前的史剧习惯于注重描写历史生活的外在形态,比如执意于人物行为的刻画,人与社会冲突的反映等等,有意无意贬斥文学的‘向内转’,以致史剧稳健有余,进取不足,形成滞缓的局面。传神史剧在写‘人’上的根本性突破正在于实现了文学的‘向内转’:从外在形态,转向内在形态,转到人的内心,转到人的内在灵魂的冲突、搏斗、展现。”[29]这种“向内转”对历史学家来说常常是嗤之以鼻或置之不顾的,却是历史剧作家施展才华的地方。因为历史记载多突出人物的事功,很少有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描绘,而传神史剧则在人物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做了开掘。例如郭启宏的《李白》就深入揭示了李白“仕而不能,隐又不甘”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郑怀兴的《晋宫寒月》则写到了骊姬的“心史”和“情史”,设计了骊姬爱慕申生,遭到拒绝后反咬一口,却又对申生含冤自缢生发出无限的悔恨,刻画了一个不甘寂寞、敢恨敢爱、灵魂被扭曲的古代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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