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都注重古今相通的一面，力求发挥历史的现实意义。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古代的东西并不过时，其经验教训值得后人记取。《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易》说：“彰往而察来。”《礼记》云：“疏通知远，书教也。”司马迁撰《史记》则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同样是历史剧的创作宗旨，可谓一脉相承。因为历史剧虽取自历史题材，但却是现代人写的，在现代舞台上演的，给现代人看的，必须考虑其现实效应。黑格尔在谈到历史剧时就曾指出：“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属于我们的……”[3]（p346）他强调历史剧创作要从过去捕捉到“既真实而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意蕴）”[4]（p349）。事实上，以古鉴今已成为历史剧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商鞅》作者姚远就说过：“我写《商鞅》就是在探索，在寻找今天的观众与历史人物心中的一种通道。我尝试用今天人的眼光去看商鞅，去组织他的素材刻画他的性格，让历史的镜子折射出今天这个时代的光，人们会看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中就有很多商鞅，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这就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5]作者希望通过商鞅变法的故事呼唤今人对改革、对社会的宽容和理解。
具体来说，历史与戏剧的古今相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事理相通。古今社会有其共同认可的思想教义和价值观，例如对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富强的追求是超越任何朝代的，具有普泛性意义。②人性相通。古人与今人性相近、习相远，正如《孟子·告子上》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古人与今人都有对美好人性的期盼，对反人性的批判，有着共通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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