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舞台上，陕西人艺版《白鹿原》成了国内原创戏剧的又一巅峰之作。作为史诗级的小说原著，其作品本身所蕴含分量已相当厚重，从小说到剧本再跃然舞台，创作过程之中的问题引起诸多学者关注。由《白鹿原》一剧引发的讨论主要围绕文学作品改编话剧的策略与得失展开。
李龙吟以《戏剧给文学以活灵活现的生命——观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白鹿原〉》一文表达对话剧《白鹿原》成功改编的赞许。[25]作者认为将史诗级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戏剧，剧本改编者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观诉求，导演也一定有自己的解释。其次对剧中群众演员以古希腊戏剧中“歌队”的呈现形式表示肯定，这种艺术手法与整体表现的优秀高度吻合，表现出舞台艺术的高水准。在内容保留上，话剧将原著中深邃、丰富的精神实质及现实的荒唐和残酷呈现在舞台上，充分考虑到不同观众群的观剧体验。其建议对戏剧改编要有取舍，在服从戏剧逻辑的前提下放弃文学逻辑，才能更好地完成戏剧舞台改编。
张荔《“出色”源于“本色”——陕西人艺〈白鹿原〉的舞台叙事》指出改编文学作品或忠于原著或取原著为素材进行创造性乃至颠覆性的解读和再造历来是中国话剧的重要现象。[26]文章从话剧改编和舞台呈现两方面对《白鹿原》进行了剖析，提出改编方面从原生文化和情感表达方式上对民族精魂的探寻颇佳，但舞台叙事上对生命悸动与深层感悟略显薄弱。同时，该剧从视觉的舞美设计、表演的演员方言演出回归生活，以及群戏中歌队和老腔的运用体现出舞台叙事的诗意之美。综合来看，舞台创作不能拘泥于原作或改编文本，经典文本也应从时代的世态人生和生命与真理的永恒追问出发进行解读与诠释，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重构戏剧审美，形成具有独创性、现代感的舞台叙事。小说的话剧改编和舞台呈现应寻找属于自己的语汇，即对原著中情绪的种子、哲思有继承，营建与原作者内在精神与想象上的同构状态，以及对原著中诗性智慧的延续。
郑荣健以文学改编角度在文章《实有心照此待宣——评话剧〈白鹿原〉的文学改编》中强调《白鹿原》小说是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而话剧是挽歌式的疼痛与悲悯，即以全景式的农村视角架构数千年沉淀的传统农村的底蕴。[27]该文认为剧中的两条主线明晰，一是白、鹿两代人之间土地、亲族的争斗与妥协表现宗法秩序的运行；二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对宗法秩序的冲击。二者互为表里，相互纽结，从血缘、亲族关系衍化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折射出传统乡土社会内部的挣扎、外部的不适。就文本改编而言，剧本抓住了这一核心精神，又形成两条主线冲突秩序，再分散到个性鲜明、各具意味的人物形象中，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改编。
李悦则从悲剧审美的角度切入，在文章《痛感的继承与表达——论〈白鹿原〉的话剧改编》中对《白鹿原》改编进行解读。[28]该文指出艺术形式的转变让改编后的作品裁剪了传递痛感的内容，话剧注重对全貌的改编缺失了对人物的塑造，造成原著中人的生命体验之痛和人物形象审美价值被削弱。但话剧的形式将故事情景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观、演过程中产生审美效果的艺术形式产生了听觉和视觉共鸣和间离的效果，话剧的写实倾向缩短了审美过程中的心理距离，扩充了表达痛感的方式。目前的舞台呈现总体上全面地再现了小说，避免了片面化的阐释，但同时也失去了制造冲突的戏剧性情景，悲剧的情节和悲痛的情绪化被削减，痛感表达不够有力。
除了针对《白鹿原》等具体作品的评论之外，学者们对于本土话剧舞台上改编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同时对改编作品风靡而原创作品缺失的现象表达了担忧。(www.xing528.com)
张荔在《经典改编何以成为新的经典——近十年内地现代文学经典文本改编与舞台呈现》一文中从经典阐释、舞台建构、舞台语汇三部分对经典文本改编到舞台的呈现进行梳理。[29]作者认为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改编经典与舞台呈现首要美学原则是忠于原作的创作精神。强调二者在神似基础上需要借鉴衍生与发展，神似是创作精神的相同，是与原作保持内在统一并赋予原作以新鲜的审美创造性。其次要在契合经典文本精神和符合艺术规律再创造的前提下以尊重的态度与原作者进行深度对话。在经典作品的舞台建构上要有审美自主性，即对舞台形象的审美感知与艺术创造要在解读经典的基础上，将内容化为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样式。只有通过舞台美学策略保持经典自身精神的自主性和丰富性，才有可能避免被日益世俗化和碎片化的审美所吞没，弘扬自身的审美维度，实现经典的再生性与恒久价值。舞台语汇方面，个性化时空的表达是转化中的关键。将空间的艺术与时间艺术勾连，构建舞台上富于美学意味的个性化时空尤为重要。然而，从经典文本到舞台演出是一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的期待、意识形态、文化权力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同样值得关注。但至关重要的是经典改编后的舞台剧自身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只有从时代的世态人心和生命与真理的永恒追问出发解读与诠释经典文本，重构戏剧审美，形成具有独创性与现代感的舞台叙事，才有可能成为具有丰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深沉的民族辎重与宏阔人文情怀的新经典。
程倩以文章《IP改编热和剧本荒引发的思考》认为当下IP改编热反映出文学性的失落和编剧地位的没落。[30]作者指出艺术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强调，文艺作品受趋利的影响进入市场是造成文学性失落的主要原因，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家应坚持思想与情怀、理想与梦想的表达，文艺作品应回归人的精神领域和理性。
张路在《“IP+模式”不能替代创作规律》一文中就话剧改编为电影的“IP+模式”提出过度追求IP崇拜及其压抑原创带来创作的失序。[31]过分追求网络高点击量的作品，使得原创作品和编剧遭受冲击，带来隐性问题。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产生差异需要更自然、更专业的方式去呈现。
徐健在《话剧舞台上的“原创焦虑”——也谈原创话剧创作》一文关注到话剧舞台上的原创焦虑。[32]该文就当下剧本创作在书写现实上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把政策、工作经验的图解和阐释放在首位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当下艺术创作心态浮躁，情感思想态度懒惰、麻木是对独创精神、审美观照的躲避。在当下原创剧目数量不少但普遍演出标准日益模糊、演出质量趋于平庸、艺术感染力相对不足的状况下指明原创话剧应立足话剧本体，将独特性根植于戏剧性的基础上，应遵循话剧艺术的美学规律凸显人性的深度、精神的力度以及哲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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