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位同时期的剧作家的作品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2016年，在东西方两位剧作家逝世四百周年之际，他们的作品也以更具规模的跨文化活动的交流被人们改编、排演和纪念。
面对近年汤、莎众多的纪念活动，吕效平以《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不同质》一文指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差异不仅仅是中英文化的差异，而是比地域差异更重要和更本质的时代精神差异。[14]该文认为汤显祖作为集体主义时代的戏剧，采用的是戏剧的Pre-drama文体。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戏剧以人物自觉的行动为主干内容，以人物的激情与意志力为情节动力，以情节的整一为美学理想，莎士比亚作为个人主义时代的戏剧，采用的是戏剧的Drama文体。
四个多世纪以来，莎士比亚戏剧以其非凡的艺术魅力一直吸引着不同时代的观众，莎士比亚创造的鲜活人物形象不断活跃在各种舞台上。杨林贵在《忠实性与创新性——当代莎士比亚演出和改编批评的转向》之中对莎士比亚文本的意义与演出阐释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出改编的忠实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加以探讨和分析。[15]莎士比亚戏剧文本因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改而产生不稳定性，传统的文本观将表演当成是一种理解莎剧文本的模式来看待。当代文本观开始质疑文本的稳定性，认为文本的生成、意义和价值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并不断在新的背景下变化的。无论是批评家对文本和探索表演实践转变的研究，还是导演处理文本权威与表演创新之间的关系，任何舞台表演都是当代文化与莎士比亚原作之间的互动和谈判过程。在莎剧的创作与表演传统的矛盾中忽视了对观众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不能把莎士比亚戏剧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分割开来研究，演出研究也不能离开演出时代的历史环境。表演是对文本的重组，目的是在演出制作的当今框架内让莎士比亚和我们对话，在改编处理时都必须考虑观众及其意识形态的构成。在改编中不必夸大娱乐产品的政治作用，但同时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不能被忽视。改编实践不能只忠于莎士比亚的字句，而忽略了它的创新性精髓。作为批评家也不要固守僵化的忠实观，一味抱怨影视媒体的改编庸俗化。让莎士比亚走近生活和当下，与观众及当代文化建立交流是值得当今演出和改编创新实践加以借鉴的宝贵视角。
在对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中，李伟民以《借鉴与创新：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和演出的独特气韵——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一文从中国莎学的理论研究和演出实践中深度剖析其中内涵。[16]该文指出当下中国莎学研究的独特性，改编莎剧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文本改编、舞台演出，而融入了中国文化、艺术、戏剧对莎氏的理解。对于一部分作品对莎剧的误读，作者以焦菊隐观点阐明莎剧对中国的意义所在，力图对莎士比亚的各类戏剧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学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和独特风格。对莎士比亚翻译、研究和演出正是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生动体现。
《哈姆莱特》作为莎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成为中国莎学重要研究的对象。杨红在文章《西方经典话剧“中国化”的尝试及其可能——以〈哈姆莱特〉为例》中将眼光聚焦于《哈姆莱特》，进一步理解西方经典话剧中国化的尝试以及可能。[17]在对林兆华版的《哈姆莱特》的解读上，杨红认为其语言表现上有日常化与“中国化”的特色；舞台布景融入中国传统戏曲的简易风格符合本民族传统戏剧艺术、民情风俗与历史文化传统；舞台表演手法上也体现出了大胆与创新的探索精神。这些特点都是西方经典戏剧中国化的尝试。总体来看，莎剧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以及中国话剧走向世界都是关键性的。
林兆华对莎剧的舞台阐释是中国莎剧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孙艳娜在《中国先锋派话剧对莎士比亚经典的传承——以林兆华的莎剧改演为例》对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上莎氏经典编演及其传承意义进行探讨。[18]孙艳娜认为在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上，莎剧的舞台阐释体现出洋为中用的观点和外为我用的主张。但随着后现代思潮的盛行，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以彰显个性为主的多元化编演，容易导致执意误读，深刻反思对莎氏经典颠覆性的舞台阐释手法也尤为重要。林兆华莎剧编演手法一是善于捕捉现实契合点，挖掘舞台第二主题，体现导演思想；二来打破幻觉舞台限制，力求叙述艺术出新，大胆尝试自由叙述方式；三是充分挖掘演员表演潜质，拓展自由发挥空间，体现动态的审美意向的创作过程。但该文也提出林兆华莎剧编演中存在着主题先行的做法，结果导致了对舞台形式和表演手法的过分追求，而颠覆式的结构也容易误导观众对莎剧的理解。过分强调形式出新的艺术追求使得成功经验被丢弃。莎氏经典在中国先锋话剧的搬演要把握好忠于原作与创新发展的分寸，在尊重原作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导演艺术的再造与创新，赋予经典以新时代的艺术生命。
孙艳娜在另一文章《中国文艺学理论转向下的莎士比亚话剧演出》中对莎剧在中国从引进到落地生根的发展过程进行详细论述，从不同时期莎剧的不同特点加以对比。[19]该文认为在古典文艺学向现代形态文艺学转向下，莎剧演出具有启蒙性和救亡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转向下的莎剧演出具有大众性和政治性；随着西方现代的戏剧思潮和文艺理论涌入国内，到了现代、后现代主义文艺学转向，莎剧演出变为开放性和多元性。这些转变展现了莎剧作为经典所具有的跨时代性和可塑性，在这个过程中莎氏戏剧工作者开始追求舞台审美情趣，打破传统时空局限，与中国戏曲相结合等形式使莎剧多元化与多样化出现在舞台上，使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得到传承。(www.xing528.com)
同样作为经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学者以其研究特点对经典的“本土化”改编做了分析。刘新阳在《戏剧经典“本土化”改编的发展流变——以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中对经典作品的“本土化”移植改编的发展进行归纳。[20]该文从个案分析出发，提出本土化改编中时代背景的变化尤为重要，时空置换产生生活的现实感。其次对于改编中的舞台语言，从咏诵体到北京方言的改变增强了地域特色。对于摇滚音乐、说唱等时尚元素的植入带来感官刺激的同时，在普及经典的初衷下须避免为迎合票房而刻意加入的改编。
对于同一部经典，李伟民《肢体叙事与现代莎士比亚——形体戏剧〈2008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文对形体戏剧《2008罗密欧与朱丽叶》以肢体作为叙事符号，以形体动作代替语言叙事，以身体的诗性叙事的特点出发对经典的改编重做梳理。[21]该文提出肢体剧的象征蕴涵着丰富的隐喻，美的身体叙事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的产物，但在肢体中也充分利用语言叙事的功效，在剧情高潮中实现肢体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双层叠加，使戏剧的叙事回归经典，又在对经典的现代意义的阐释中表现出人物深层心理和感情冲突。莎士比亚戏剧的开放性让各种形式的改编、演绎成为莎剧现代性和拥有经典价值的生动体现，这种方式丰富了中国莎剧的演出样式，值得肯定。
在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四百周年之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汤公与莎翁：戏梦四百年”系列演出活动。其中经典复排与改编与国外剧团合作，重现东西方两位剧作家之魅力。《惊梦》是受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共同启发，以现代剧场空间里的肢体语言为手段在梦境与现实中穿梭诠释经典。孙韵丰在《一场压抑千年的欲望之梦——评舞台剧〈惊梦〉》中对《惊梦》的评价是一出富有想象力的肢体剧。[22]舞台叙事上的冰冷神秘与内心炽热的欲望形成强烈反差，《仲夏夜之梦》与《牡丹亭》两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中，但歌颂爱情的美好向往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出中英两国合作的戏剧，双方的文化观念、戏剧观、爱情观都存在着异同。差异下的碰撞代表着双方间文化读解与再创造，是一次中西文化的表达与探索。
“上话”纪念活动的另一部剧目《亨利五世》来自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朱逸骏观演后在《欣赏莎士比亚，我们刚刚起步》文中从观众审美角度对该剧进行评析。[23]该文认为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表演代表了当下英国观众如何观看本国古典文化的基本态度，演员的表演首先需要满足的是和历史上莎士比亚语境无限接近，之后再是戏剧的表现力、人物的个性和剧情的跌宕起伏。戏剧舞台上任何一种解读方式都没有错，值得讨论的是导演选择角度的初衷。
对于莎翁历史剧《亨利五世》，仲秋在文章《中规中矩的〈亨利五世〉》对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版本演绎做以评价。[24]该文认为本次演出在忠于原剧的基础上力图做到了舞台呈现更现代化，更符合当代观众的欣赏需求。但在与当下社会与时代的切合或个人化的解读还不够深刻，单靠演员的精彩演绎使整部剧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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