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仗打得那么紧张，但是稍有空闲的时候还和国内的部队一样，部队学文化、干部学政治理论。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不是才出版吗？我们到兵团去是兵团办了一个理论训练班，把师团干部集中起来，一个师一个头儿，和团的干部组成一个组一起学习。
15军去的是宣传部长，还有我、王新以及44师副政委朱业奎，带着这些人去学哲学。兵团也是利用这个机会使干部得到休整。干部平日在前线可以说是日夜紧张，虽然平常有个值班制度，但关键岗位可是随时都离不开人，像作战室就时常得有人在，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来了，这里要保证及时掌握情况。我们的神经总是绷得很紧张的。
兵团一搞学习，就等于把我们从紧张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虽然心情放松了，但我们倒感到不太舒服了。像那个135团的副团长武尚志，大家都叫他“武和尚”，那是个“打家”，当战士时就很能打，当班长时更能打，过去就立了很多功。他是副团长，文化程度也不高，叫他去学哲学，他就牢骚满腹，感觉到：“你叫我完成任务还行，叫我啃这个，怎么啃得进去呢？”但牢骚过后，又觉得换个环境还是蛮新鲜的。这个“学习不学习”的问题，对他来说倒成了比打仗还难做的工作。因为参加学习他就被弄到了兵团，兵团在后头那个山沟里，当然环境比较安静，吃的也比较好一点，睡的也安生一点，可以说除了敌人的飞机来，周围环境寂静得很，这和前线那个“热闹劲儿”大不相同。但是这些人并不习惯这种安静，他们习惯了战争环境，觉着还是在前线打得比较来劲，比较舒服。
武尚志按说算个典型。打起仗来，他是个英雄，几次大的战役里，他都打得比较好，但一提到学习，学着学着他总是走火，他总想问问他的前线战斗部队情况怎么样。你不让他问，他还觉着不大舒服，觉着离开前线，魂都没有了似的。所以85团把他的那个团换下来之后，人家就对他说：“你那个团已经到后头做准备了。”他就问：“我的那个团准备搞什么？”一听说是准备搞反击，他就又有点儿坐不住了。
14日、15日兵团首长告诉了上甘岭的情况以后，我们回去给他们一讲啊，他那个劲头就又来了，硬是要走。
可是武尚志这人有个特点——晕车，他平时不大坐汽车，一坐汽车就要吐。人家为了优待他，来兵团的时候是白天坐汽车，就让他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就是这样到兵团的。可那天晚上就不同了，回去是大汽车，两个政委、六个团的干部——45师的三个，29师的三个。可驾驶室里头也只能坐一个，谁坐呢？后来我们推举王新坐上去了，于是武尚志就只能坐汽车里头。汽车一开，他就又吐又闹又叫：“娘啊！娘啊！娘啊！”叫了一路的娘。他是汝南人，平时很爱唱的，调总是那个调，但随时还能编个新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唱得还是蛮好。包括我们学习过程中，只要有人说：“和尚唱一个！”他马上就来了，情绪很高。那天晚上回到军里就不唱了，硬是叫了一路娘。大家想叫汽车停停，叫他休息一下子，他又不干，怕影响赶路，结果就是这样把他拖回去了。所以说英雄也有英雄的特点。这是我们到兵团学习的一个插曲。
1989年，原志愿军第45师政委聂济峰（左二）、参谋长崔星（右一）、第45师133团团长孙家贵（右二）在空降兵某部上甘岭纪念馆的上甘岭沙盘前回忆往事
还有个典型例子就是宣传干部。军里那个宣传部长钱抵千，本来他是和我们一路学习的，后来因为前线有情况，我们提前回来了，但因为那时候44师和29师西边的87团还没有动，于是就把他们留下多学了两天。当时前线打得很热闹，他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要回去，又是提意见，又是打电话，又是找兵团政治部，到哪儿都说他这个宣传工作怎么重要，前方离了他，这个戏就唱不成了。他在使用另一种劲头上前线。最后，我们这个党小组为此开了个会，还是决定让他留下，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地方！正巧那天慰问团开了慰问会之后有一个会餐，因为没让他回前线，他就拼命地喝酒，他酒量也不大，但非喝不行，谁让你不让他上前线呢？结果喝了个一塌糊涂，走路讲话都颠三倒四的。
大家做那个宜传部长的工作时，我们三个政委，那是“整”他比较厉害的，说：“我们都走，你也要留下，搞学习嘛，你搞宣传的不留下，那还行啊？”他就强调战时政治工作的宣传鼓动是多么重要：“搞这些事儿不做动员还行啊？”我们说：“难道离了你就不唱戏了？秦基伟那个出台唱的不比你好？”因为我们来的时候，秦基伟亲自一个团一个团地去动员了，所以我们就拿大道理来压这个宣传部长钱抵千。这个同志现在昆明。
因为是集中学习，所以兵团首长尽量不把前线的消息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学的过程中38军已经开始反击了，而且由于发生了情况，暴露了些问题，这个反击比较吃力，故决定由44师紧密配合38军的反击。听到这个消息，44师的朱业奎政委就坐不住了，他开始就说要回去，这下更想着，既然要打了是不是得马上回去了。
打起仗来，前线指挥所的人都不太多。像我们45师，就是一个师长、一个政委，还有一个副参谋长。参谋长当时回国学习了。44师，就是向守志师长，他有一个参谋长，政委在兵团学习，指挥所那里人很少。所以，我们在后头学习的人，表面上来讲，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时候正是毛主席的著作《矛盾论》《实践论》重新发表以后，学习两论在朝鲜还是个新事，感觉还蛮新鲜的。学起来的那一会儿，思想还比较集中。可一有间隙，脑子就开小差了，直往前线开。其实这是个普遍现象，但表现的形式很不相同。像我们，因为是带队的，所以不断地嘱咐自己：“你要沉住气。”但朱业奎作为老红军，这种情绪就很容易表现出来。他的部队在那个方向展开了三个团——130团、131团，还有个87团。87团展开了一个营。这一来，前头一有个动静，对他的影响就蛮大。其实大家都是这么个心情，叫作心照不宣，但是互相都不说。
兵团对我们交代任务的时候，态度都不是那么严肃的。比如15日我和王新一起去见杜义德和王近山，还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宇光。去了以后，他们一见我们，首先是开玩笑：“啊！昨天你们45师前头可热闹啦，你们那儿等于太阳没有落呀！”其实就是指那夜间探照灯什么的把我们折腾了一晚上。讲完笑话才转到主题。
志愿军第15军44师师长向守志（右三），与朝鲜人民军相互交流
领导同志也是这样子的，像王近山，他比较严肃一点，但是讲到个要害问题的时候，也是很赶劲儿的。他是采取这样的谈话方式，对我们是上级对下级，但都很亲切。他给你交代个任务，讲到严酷的地方，就说：“你45师一个师被打光了，但能够打垮美军两个师，也算完成了任务，也光荣！”这样讲了以后，话题就又转过来了，说：“这可是想碰都碰不到的好宴席呀。”他又说，“那么多的部队都展开了，都想赴这个宴，现在到你们这个地方摆开了，‘酒’啊‘肉’啊是大大的有，你们看看怎么吃吧！”所以说，从上到下交代任务都不是那么严肃的。
从兵团到了军里已经是早上了，秦基伟那两个眼睛红红的，一见就开玩笑：“好好好，你们是疲劳一夜，我是疲劳三夜。大家都睡觉，睡够了再说！”什么也不谈，他就睡觉去了。睡到11点多钟，把我们叫去谈话。我们想，指挥员一定是先谈前线的情况。他不，开头是谈国内的情况，接着是谈国际情况，谈着谈着就把大家的思想都转过来了，然后，他才开始谈前线的情况。
从西到东，先谈391阵地。他说：“391阵地的反击打得好，现在看起来已经是把韩9师这个团给钳住了，而且美7师也叫44师拼命地钳住。现在已经抓住了一个点儿，这两个地方要拼命钳下去，想跑也不准他跑。”然后才讲主要45师的情况：“哎呀，这两天我这个脑子有点儿发烧，你们的那个师长比我烧得还厉害。就想着朝鲜全线都在打胜仗，都没有丢阵地，只是45师的表面阵地叫敌人占了，于是总想一巴掌把敌人扇下去。现在这个情况，我也就冷了，可你们师里恐怕还有一点儿热，也需要冷下来。”谈到我们回来了，说：“你们看我这两只眼，是不是也向我学习学习？哈哈！”因为到前边去你总是要值班，不睡觉眼总要红的。这些话穿插在谈话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也插话。他也讲，上下指挥人员之间就是这么个谈话方式，但是任务讲的是很严肃的。(www.xing528.com)
我们回去后，张蕴钰参谋长把我们叫到作战室，那里作战的时候是很有秩序的。现在翻翻那个时候的一些作战记录，确实很有味道。每天的《阵中日记》里作战的情况，包括敌情、我情的变化，每一个部队的情况、每一天的情况都记载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没有回到45师，只是到了军里的作战室，通过图和其他资料，就对前线一天的战场情况基本上有了个了解。军里的作战部门把哪个坑道是哪一个连的，谁负责，都记得很清楚。后方什么地方有弹药？有多少，什么时间这个弹药移动到什么地方去了，什么时间到前线，在图上都标得很详细。
那个图，你一看就能总结出经验来：第一天，敌人是31团，2个营，后来不够，又调来了韩军1个营，进攻597.9高地。炮是几点钟开始打？全线打！打到什么时候？2点钟以后到6点钟，其他地方的炮陆续就停了，而这个地方的炮声却集中了。集中的时候，军里就叫计算出这个炮弹量。
你说打了30万发炮弹，根据是什么？我们推算有两种记法：一是用黄豆计数，抓豆数数，到底打了多少发炮弹。因为炮声不停，所以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在一秒钟内听见几响就拿出几个豆，从几点钟到几点钟之内算一个小时，计算出一个钟头的数量。当时朝鲜是10月、11月份，白天基本上是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如果打炮，按一天10个小时计算，1个小时连前头带后头就是3万发炮弹，10个小时就是30万发。有的时候炮声还超过1秒钟6发，那也是按这种方法计算。另外，还有按响点做记录的，因为炮声不终止嘛，记点数和用黄豆计数也都是同时记录下来。这就是算敌人炮火的情况。
军里作战部门工作很严谨。哪一个连，谁负责，哪一个坑道是哪一个连防守，前方到后方，后方的弹药放置在哪里，有多少，这些弹药什么时候被移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送到前线，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们到了侦察部门，可是没人。以前如果想要了解俘虏的情况，就是找这个部门。这时候值班人员一看记录，说：“侦察工作走了，现在是一元化了。”那就是说，为了审俘方便，侦察部门到靠近前沿的地方去了，这样我们俘虏了敌人以后，他就能迅速来审问，以便更快地掌握情况。
军务是管实力的，仗一打响他考虑的就多了。他要给两军对阵时双方的实力做评估，以此来确定我们要放置多少实力进去才能抗衡、制胜。而从军里的这一套东西中就可以看出作战、侦察、通信、军务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军里首长我们都见了，紧张有序的是机关，机关人员工作起来很严肃。即便是战争岁月，首长们并不总是那么严严肃肃的，他们都很乐观、活泼。总之军里的事是有板有眼。
我们政治部主任车敏瞧也在，他又拉着我们讲了一大通。因为仗打起来，战时的工作就要具体化了。那时候邱少云的英雄事迹已经报到了军里，正准备给87团9连立功，他就从391高地开始讲。在朝鲜立功是先记功，等战斗间隙或战后再评功，评功以后再报，报了以后上头再审、再定。不是说一下子就记了个功、就立了个英雄。英雄都是后立的。但是像邱少云这样的英雄，车敏瞧那是抓住不放，说这是牺牲了一个守纪律的模范，一个人的牺牲避免了400人伤亡，400人伤亡和一个人伤亡的比价有多大？如果都像邱少云这样，伤亡就很小了。车敏瞧就给我们算了这个数。
后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听他说了，他就把那份《快报》拿来给我们看，让我们带到前线去。那个时候的《快报》很及时，比如像44师第一天在391阵地和381阵地的战斗情况，以及45师第一天白天阻击和夜晚反击的情况，在17日我们接到的《快报》中就登出来了。战时都拿这个标准来衡量问题，已经不是平时那些刻板地讲“原则”了。
工作上，从兵团到军里都是很有秩序，紧而不慌，忙而不乱，这是军里的特点。
我们到师里一看呢，师里的干部那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的作战指挥所，实际就是一个作战科长或者一个作战参谋，加上个师长，经常是两个人，顶多三个人，就有一张图、一部电话机，这就是师指挥所。
1975年聂济峰将军（右二）与崔建功将军（右四）回老部队，在上甘岭战役沙盘前
我到指挥所的时候，崔建功已经是从14日晚上开始一直到15日、16日、17日，四天没怎么睡觉了。所以我就接了他的班，说：“好啊，该你老崔休息一下了。”可他休息不成。原先我们决定的是18日停他一天，这个决策军里也赞成，我们回去以后就上下统一了。可那一天特别紧张，山腿子叫敌人占了，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弄东弄西的，老崔根本也睡不成。
我们就研究：敌人占了这个山腿子，我们又一天没有反击，敌人就以为我们大概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这样反而能麻痹他。所以这事儿看起来不是个坏事儿，也可能是个好事儿。18日晚上，我们两个连队就趁暗夜悄悄地隐蔽到坑道里。因为在此之前，大家一直担心这两个连白天运动会很危险，所以没有放他们走。后来研究了四天的运动规律，我们发现冲过封锁线，走直线伤亡比较大，最后确定走曲线，而且不走沟底，也不走沟上，从山坡里头过去。最终我们两个连17日晚上动身，到18日的拂晓就都进入了坑道，在坑道里潜伏了一天。
我们高兴的是，在敌人进攻得那么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只付出了两个人负轻伤的代价，两个连就都安全进入了坑道。这下心里就很踏实了，非常的踏实！于是，我让老崔喝喝酒，让他放松一下。我是不太喝酒的，我就对崔建功说：“喝了酒你去睡个好觉吧。”可19日是个大反击，他还没有睡多久就又醒了，说：“我这一觉也不过一两个钟头，在那儿眯了一下子。”这就可以看出，这一次反击，大家都是很关心啊！
晚上大家就都开始值班了，没人睡觉。我们从17日开始，18日、19日、20日，一直到21日，五天五夜，除了在作战室迷糊一下，几乎没有入睡。可是到22日，我是饭也没吃，足足睡了18小时。大体上前线的指挥员们都是这样的情况，总之心里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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