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尔雷去世及其对欧洲政治的影响

卡斯尔雷的去世标志着欧洲政治的转折点。卡斯尔雷带走了英国与同盟最后一点联系，即对战时同盟的记忆，从此英国不再有动机来维持外交政策与其在国内合法化可能性之间的差别，其政策变得像英国人的心态一样与世隔绝。梅特涅写道：“（卡斯尔雷的离世）是巨大的不幸，此人是无法取代的，尤其是对我而言。才智可以弥补其他一切缺陷，唯独弥补不了缺乏经验。卡斯尔雷是他的国家里唯一具有外交经验的人，他学会了理解我。恐怕要等好几年，才会有人获得与他相似的自信。”^[1]梅特涅击败了最危险的对手，同时却失去了最可靠的朋友。

事情很快就证明梅特涅高超的操纵手腕最终依赖的是英国提供的选项。的确，他的巨大成就靠的是运用杰出的外交手腕，这使他能够通过定义事件的道义框架来控制事件。但是他的手段之所以大胆，靠的是确信一旦摊牌，英国会站在奥地利这一边。这使得梅特涅能够在每次谈判中坚持下去，直到达到奥地利的所有目标，同时挫败亚历山大一世的目标，有时通过将讨论俄国提议拖延到另一次会议，有时通过宣扬自我限制的原则。的确，人们会怀疑这种运作是否能无限期继续下去，是否亚历山大一世准备长期对欧洲团结一致的幻想让步，实现这种幻想似乎总是未来的事情。英国与俄国一直是同一个联盟的成员，但同时又以彼此对立的方式来诠释同盟的责任，这种错综复杂的结合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即使梅特涅老谋深算，善于制订方案，使得不协调结果反显得是互补。但是卡斯尔雷的逝世使得潜在的谋划变得明显，一口气扫除了同盟团结一致的幻象，而这种幻象是梅特涅实现其政策的条件。坎宁当上了外交大臣，奥地利与俄国的关系从政策的实现变为生存的条件。梅特涅不再能指望卡斯尔雷那样善意的中立，这种中立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使其无法从奥地利的尴尬处境中获利。相反，现在鼓吹孤立主义和多疑的英国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挥传统的均势平衡者的作用，更可能鼓励大陆的分化，而不是缓解冲突。

随着安全边际减低，梅特涅被迫采取越来越拘谨的政策来避免风险。现在一切都有赖于将俄国留在同盟内，要求同盟团结一致现在成为梅特涅的目的，而不再是谈判的武器。从此，他讨价还价的地位受到削弱，因为俄国知道奥地利不再能经受得住同盟的不和。因此命运的报复就是过于圆满地满足我们的愿望。梅特涅现在达到了他追求的所有目标，如威灵顿从维罗纳报告说，他实际上相当于俄国的首相；他是欧洲的关键人物。但他也是自造神话的囚徒，因为他不再敢摧毁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仰。面对多疑的英国，他被迫迎合沙皇对十字军东征的渴望——在此过程中使英国的保留态度变为敌对情绪。再也不能施展绝妙的操纵手腕，不能在变化的形势下通过灵活地运筹帷幄来寻求奥地利的安全。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抬高合法性，尽量严格划分界线，使得原本灵活的关系现在反而象征着不可改变。有一种现象，后人将其与整个后维罗纳时期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固执地维护现状，这种现象其实是从卡斯尔雷开始。从此以后，梅特涅只能在三个“东方国家”的联盟中寻求安全，这三个国家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害怕社会动乱，同时必须对付英国，因为英国现在正在力求实施有限目的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公开反对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所谓神圣同盟的信条。

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坎宁一方面企图使英国摆脱欧洲大陆事务的牵连，同时却又帮助完全实施了他万分憎恶的信条；卡斯尔雷不愿意引起公开的不和，这一点遭到后人的责骂，但却是缓解社会压力的手段，即使并非有意。的确，卡斯尔雷与坎宁的不同之处主要还是着重点的问题。卡斯尔雷认为同盟是他本人建立的，更愿意保留其形式，即使在它采取了没有哪位英国政治家会同意的措施之后；而坎宁不仅反对其措施，还反对其原则，利用一切机会来突出分歧。但是梅特涅的政策恰好有赖于这种微妙差别。没有人比夏多布里昂更确切地概括了卡斯尔雷死亡的全部涵义：“我相信欧洲会从英国外交大臣的逝世中得到好处，我常常同您谈到他的反欧陆政策。伦敦德里侯爵（卡斯尔雷）会在维也纳造成很多伤害，他与梅特涅的联系含糊不清，令人不安；奥地利失去了危险的支持，将被迫更靠近我们。”^[2]卡斯尔雷对欧洲团结的追求竟然会被诠释为——而且是正确地——一种反欧陆的政策，这是他的一生最后的讽刺。

就这样，梅特涅曾经设想维罗纳会议将开拓一个奥英合作的新时代，^[3]结果却标志着合作的终结。的确，威灵顿以英国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携带着卡斯尔雷为他自己起草的指示，但是指示不会自己发挥作用；即使威灵顿不缺乏能力，他也无法得到国内的支持。不言而喻，他出席会议仅仅是因为卡斯尔雷突然去世，无法完全改变他的部署安排，但是威灵顿不会让英国承诺参加任何协同措施。因此，威灵顿在维罗纳的角色与斯图尔特在特罗保的角色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现在分裂将成为永久性的。因此，梅特涅被迫进入一种他不怎么适合的角色：就同盟的实现与沙皇单独和公开地交锋，这与他的性情或者信念都相去甚远。正如梅特涅早已预料到的，亚历山大一世试图以西方的共同行动来代替他在东方的自我限制。对于梅特涅，现在一切都有赖于将俄国留在同盟内，他一步步被迫同意采取措施，使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起到的作用等同于奥地利前一年在意大利所起到的作用。然而，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对西班牙的干涉导致英国公开与同盟决裂。

卡斯尔雷设想的因不言而喻的和谐需求团结在一起的欧洲就此终结，但是它存在之久毕竟足以使人们将欧洲秩序视为理所当然，这是获得永久性的最为困难的一步。或许欧洲的团结再也没有像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一年间那样真实地存在过，以至于人们逐渐忘记了根茨曾经怀着怎样的担忧来看待维也纳的协议，他曾经预测五年之内将爆发一场大战；而卡斯尔雷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该协议，他认为如果能在十年内避免另一次冲突，那就很好了。但是，欧洲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内都没有发生过大战，因为在此期间，欧洲团结的神话成为政治术语，令梅特涅能够在道义上掌控欧洲，随之构建一种国家组合，使得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什么重大冲突。等到英国脱离同盟，均势的要素已经形成：莱巴赫会议上所定义的合法化原则成为连接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这三个东方国家的纽带，与之相对的是无法采取大陆政策来对抗其协同作用的法国，以及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超欧洲角色的英国。因为东方集团的道义框架由奥地利所定义，因此起主导作用的那一组国家的政策是保守和主张维持现状的，而且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英国主动地产生敌意。的确，在亚历山大一世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俄国与英国结盟，在巴尔干半岛采取独立的政策，但是一八三〇年西欧的革命向新沙皇表明，梅特涅在社会动荡的危险方面的准则是正确的，国家组合的格局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直是“神圣同盟”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与英国隔海相望。

[1] N.P.，Ⅲ，p.522.

[2] Webster，Ⅱ. p.488； d'Antioche，Chateaubriand，pp.342，348.

[3] Webster，Ⅱ. p.541（Appendix）.

很少有哪个时期呈现出如此戏剧性的个性对照，或如此清楚地表明在俄国打败拿破仑与维罗纳会议之间这段时期内构建合法秩序的问题。当拿破仑主宰欧洲时，基于国家战略概念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国家的命运有赖于征服者的意愿，只有适应法国的体制才能得到安全。但是拿破仑在俄国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不再能以武力来治理欧洲，独断专行的人必须承认有限性才能找到安全。拿破仑大军的解体迫使欧洲国家重新定义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建立新的势力平衡，从而避免将来再发生侵略，同时从十八世纪结构解体的混乱中寻找出一些组织原则，以确保稳定。

后人能从这个时期接受不少教训，幸运的是，当事者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人，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代表了对秩序问题的一种回答：拿破仑代表对权力的诉求，亚历山大一世代表了绝对的道义诉求政策之不确定性，卡斯尔雷代表了因承认和平不言自明的好处而得以维持的均势概念，梅特涅代表了因认同合法化原则而得以维持的均势。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是革命者，因为两人都企图将欧洲的构成与自己的意志等同起来。的确，拿破仑企图通过主宰天下来建立秩序，亚历山大一世则希望通过人类和解来达到此目的。但是先知的诉求有时也像征服者的诉求那样令人不知所措，因为先知的诉求是要求完美，而完美则意味着整齐划一。乌托邦的实现只能通过铲平和消除不平等，结果反而会侵蚀所有形式的责任心。侵犯合法秩序的两个重要象征是：征服者和先知，追求普遍性与追求永恒，追求使对手无能为力的和平与追求极乐的和平。

但是政治家必须永远对这些企图保持怀疑，并非因为他喜欢操纵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因为他必须做最坏的应急准备。必须依赖另一个主权国家持续的善意是令人泄气的，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无能，招引别人不负责任，因为他确信事情不会受人的意志影响。完全依靠个人道德上的纯洁性等于放弃克制的可能性，因为道德诉求涉及追求绝对，否认细微差别，拒绝历史。这在根本意义上是征服者或先知与其他政治家之间的问题，是识别概念和可能性与坚持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之间的问题，企图逃避时间与需要在时间中生存之间的问题。这是一个悲剧性且必然没有定论的较量。政治家会将先知视为一种政治表述，先知则会以超验标准来判断政治家。无论先知的动机如何纯洁，都必须为曾经在他之前作出“假”预言的先知付出代价，而政治家准备对付的正是后者。政治家面临着总是要打乱其盘算的事情，因为使人振奋的不是平衡，而是普遍性，不是安全，而是不朽。

这种振奋人心与有效组织之间的冲突是历史不可分割的要素。振奋人心意味着将自我与事件的意义等同起来，而有效组织需要纪律以及服从群体的意志。振奋人心是永恒的，它的有效性是其观念固有的。有效组织是历史性的，取决于某一时期可用的材料。振奋人心是呼吁伟大，有效组织则是认识到平庸是领导力的惯常模式。为了达到政治上的有效性，就需要组织，由于这个原因，将先知的设想转化为政治术语总是会歪曲其倡议者的意图。因此，并非偶然地，宗教或先知运动最伟大的精神成果往往产生于当它们仍然处于对立面时，当它们的构想是其唯一的现实时。同样，已经确立的宗教或先知运动也往往会表现出向往它们已经消失的具有“真实”内在性的时期。认识到个人反思的自发性不可能制度化，这是群体狂热的起源，是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大清洗运动的起源。

征服者试图将他的意志与义务的结构等同起来，先知试图在超验的时刻解散组织，政治家试图掩盖有效组织与振奋人心之间的紧张关系，营造一种义务的模式，使其具有充分的自发性，能够将武力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同时又具有足够的坚定性，不至于要求将某种一时的情绪高昂合法化。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都是信奉均势的政治家，在实力的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目标是稳定，而不是完美，而实力的平衡是历史教训的经典表达，也即如果没有对付侵略的实际保障，就没有安全的秩序。因此，新的国际秩序产生于对力量与道德、安全与合法性之间联系的充分认识。无人试图将其完全建立于服从合法化的原则之上，那是先知的追求，具有危险性，因为它的前提是推崇自我约束。但也无人认为权力具有自我限制性，因为征服者的经验已经证明正好相反。然而，产生了一种均势，它能给予相对安全性，因此逐渐被普遍接受，而且其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自发性，其合法性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确，国际秩序建立于误会和误解之上；误会，因为卡斯尔雷创建的作为和谐象征的会议制度被梅特涅用来作为孤立对手的外交手段。误解，因为卡斯尔雷将稳定与和解的意识等同起来。但是认为每个国家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来诠释所有的威胁，而不仅仅是世界霸权的威胁，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革命时期的本质是，对“合法”秩序的攻击掩盖了其中所有的差异；但是同样，稳定时期的特性是，对其合法性的接纳使得能安全地就本土或边缘性问题进行争夺。因为推翻拿破仑之后，国际秩序中不再包含革命的国家，英国就不再有真正的动机继续参与现存的会议制度，尤其是因为就国际秩序的主要威胁而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运动在英国并不被认为具有危险性。因此会议制度或者导致对边缘问题的争议，这在卡斯尔雷看来是斤斤计较且令人厌恶，或者展示对某种威胁的一致性意见，而英国无法承认这种威胁是国际问题。达到欧洲团结一致，并非像卡斯尔雷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它具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而是通过玩世不恭地利用会议机制来定义社会压迫的合法化原则；不是通过卡斯尔雷的诚信，而是通过梅特涅的操纵手腕。

但是即使有这些合格条件，人们也仍然会问，组建起一个近似的欧洲政权——无论多么脆弱——并且有英国在一旁作为观察者，是如何做到的？是什么使梅特涅成为欧洲的首相？对于梅特涅来说不幸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历史由他的对手来书写，他在原则和政策上对于他们都是一种诅咒，他们把他的成就归因于狡猾与幸运的矛盾性结合，归因于对手的平庸无能，却没有解释为何这样一位人物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他那个时代的文献确凿无疑地表明，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欧洲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由梅特涅促成，或是直接的，或是通过他的反对立场。诚然，沙皇的反复无常和普鲁士国王的犹豫不决也有助于梅特涅的成就，但是亚历山大一世不稳定的情绪也可能导致一场新的讨伐。虽然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复无常谁都可以利用，但只有梅特涅取得了个人控制权。另一方面，梅特涅自己对其哲学信条优越性的诠释遭到了非难，被视为墨守成规，但是单单凭狡猾的迂回不可能欺骗欧洲整整十年。相反，梅特涅的成就源于两个因素：欧洲团结并非梅特涅的发明，而是所有政治家的共同信念；梅特涅是继承了十八世纪伟大传统的最后一位外交家，一位政治“科学家”，他在一个越来越通过“事业”来实现政策的时代冷静和不动声色地安排他的各项组合。他深为自豪的信条因此具有心理上，而非哲学上的重要性：因为他相信，的确，是确信自己的正直，他能够冷静和玩世不恭地认为别人的信条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因为他认为政策是一种科学，他不允许有任何感情上的依恋来干涉他采取的措施。在梅特涅的外交手腕中，不存在他选择目标时特有的僵化的教条主义，也没有亚历山大一世处事时不着边际的多愁善感。尽管他很自负，但他总是愿意为了一个解决方案的实质而放弃它的形式，因此他的胜利成为一般持续关系的定义，而非伤口。

梅特涅还具有掌握形势根本特征的非凡能力和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这使他能够控制对手。一八〇五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指出了普鲁士不再是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国家；一八一二年，他是最早意识到拿破仑的失败带来了根本性转变的人之一；一八一五年以后，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正在欧洲酝酿的社会变革的性质，他决定对抗潮流，这或许反映了他的从政之道，但并没有反映他的洞察力。因此面对对手他占了很大优势，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说他的目标有些僵化的话，但至少是明确固定的。梅特涅在希腊危机紧要关头写道：“每个人都想要点什么，却完全不知道如果去获取，当前形势最令人困惑的是，没有谁知道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其他人能做什么（强调语气为梅特涅所加），我完全胸有成竹。”^[1]这种话听上去得意洋洋、沾沾自喜，但并非没有说出实情。

但是如果梅特涅没有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中发挥作用——在此框架中他呼吁欧洲团结看上去不只是在婉转地追求奥地利的国家利益——那么他的外交技巧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十九世纪早期是一个过渡阶段，如同在所有这样的阶段中那样，新的责任模式的出现在某段时间内反而只会突出已经被取代的价值观。十八世纪的政治体制已经崩溃，但是其理想却依然为人所熟悉。这些理想源于得到真实性验证的理性主义哲学，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对于梅特涅那个时代的人，欧洲团结是一种现实，郑重其事地呼吁欧洲团结的形式本身就表明了它对普遍意识的掌控力。人们意识到有地域差别，但却认为这只是更大整体内的局部差异，还没有将团结一致与身份等同起来，也没有将民族诉求与道义要求等同起来。因此梅特涅所有的同行都在根本上是同种文化的产物，认可同样的理想，拥有相似的趣味。他们彼此理解，不仅因为他们都能流畅地以法语交谈，而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们意识到自己共有的东西远比使他们分离的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当梅特涅将意大利歌剧介绍给维也纳，或者当亚历山大一世把德意志哲学带到俄国时，他们并不需要刻意去容忍，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引进某种“异族”的东西。追求“优秀”的理想仍然比出身更重要。因此俄国外交大臣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是希腊人，俄国驻巴黎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是科西嘉人，而法国首相黎塞留曾经是敖德萨总督。威灵顿曾经在奥地利对抗缪拉的战役中为它提供过军事建议，一八一五年，普鲁士和奥地利都要求施泰因担任本国的邦联议会代表。梅特涅拥有国际化教育背景和理性主义哲学理念，只不过恰好因为封建关系才是奥地利人，也同样很容易被看作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大臣。如果说他与奥地利有任何特殊联系的话，那也是源自理念，而非民族上的认同，因为奥地利所代表的原则与他自己的信念最接近，因为奥地利这个多语言帝国是他国际化价值观的宏观世界。一八二四年他致信威灵顿说：“很久以来，欧洲对我来说都具有祖国（patrie）的特征。”

由于这些原因，梅特涅能取得成就，不仅仅因为他善于说服人，而且主要还因为他的话听上去可信。与所有同行相比，他最能适应十八世纪的准则，部分是因为这些与他自己的信念相符，更重要的是，因为奥地利的利益与欧洲和平的利益相一致。因为梅特涅政策的最终结果是稳定，奥地利的收获总是无形的，所以他极端地玩世不恭、冷酷地利用对手的信仰等都没有导致一切失去约束，没有像后来同样的策略在俾斯麦手上所遭遇的那样。因此梅特涅的政策就是典型的维持现状，政策的实施不在于动用更强的武力，而在于人们自愿赞同他的合法性概念。这些政策所取得的成就是持续达一代人之久的和平时期，没有军备竞赛，甚至也没有一次重大战争的威胁。一八四八年之后变化发生时，他的政策能够融入现有的框架，没有导致奥地利的解体或持久的革命。

但是政策的失败之处恰好是其成就的另一面。在革命时期将稳定与维持现状等同起来，这加重了奥地利国内体制倾向于刻板，最后导致彻底僵化。梅特涅外交手段的灵活多变掩盖了其成就的真正本质；他只是企图掩盖，在一个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代，奥地利越来越不合时宜；他只不过是在拖延最后结账的日子。的确，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真正成功的政策对于一个多语言的国家或许是不可能的，以奥皇之冥顽不化，肯定会反对国内改革的努力。然而，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奥地利最后一次有机会可能通过顺应潮流来应对扑面而来的风浪，使自己摆脱过去的束缚，无论这个过程多么痛苦。但是梅特涅卓越的外交手段却使得奥地利避免了在国内改革与革命斗争中间作出艰难的选择；在一个理性化执政管理的时代继续以基本上没有变化的国内体制存在下去；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继续保留一个多民族帝国的身份。梅特涅如此灵巧地发挥他的作用，以至于人们忘记了他起作用的基础是外交手段，根本性问题并没有解决，那是一种人为操纵，而非创建。通过恰当地评价国际关系因素以及通过熟练地利用这些因素，外交活动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但这无法取代观念；其成就最终必须依赖目标，但是目标的确定却是在外交活动范畴之外，而且外交活动只能视其为既定目标。梅特涅足智多谋，以至于在某段时间内，他能够使杂耍表演看上去像是国际关系的自然形式；他的运作组合如此巧妙，以至于在十年的时间内，竟然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貌似应用普遍原则，实际上只是一个人的绝技表演。(www.xing528.com)

只有肤浅的历史决定论会认为政策总是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奥地利的悲剧性困境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它可以放弃自己的灵魂，顺应潮流，或者可以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使自己彻底僵化。因此任何人如果想要真正批评梅特涅，必须谴责的不是他最后的失败，而是他对失败的反应。梅特涅对身怀精湛技艺的自鸣得意使得他无法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悲剧性境界，考虑到他所参与的过程。梅特涅缺少在历史上的无数危机中使得精神超越困境的那种品质：审视深渊的能力，不是以科学家那种超然态度，而是将其视为必须克服的生死挑战。然而，人们只见到一种苦乐参半的无可奈何，虽然也自有其辉煌之处，但是却使这位不合时宜的帝国的政治家注定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野心：在后代眼里成为保守主义的象征。人之所以成为神话，并非因为他们懂得什么，也不因为他们成就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

梅特涅过于了解十八世纪秘密外交的教训，这种外交活动对平衡的熟练意识很适合这样一个时代，其格局未受到挑战，各组成部分怀抱对自身的安全意识而行动；但这种外交活动在一个持续动荡的时代却没有生命力。只要梅特涅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发挥作用，正当必须建立一个同盟或磋商一项协议的时候，他就能够熟练地运筹帷幄。每当他被迫制定自己的目标，那他就会一筹莫展。因为他通过操纵各种他视为既定的因素来寻求稳定，这位崇尚安宁的政治家为事件所困。因为他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结果他也未能成为一个象征。他比同时代大多数人都更知道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但是这种了解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只是试图用这种知识来转移这些力量无情地向前推进的方向，而不是用于建设性任务。于是，这位十八世纪最后一位遗老不得不证明了启蒙运动的信条之一——知识就是力量——的荒谬。也因为这个原因，梅特涅政策的最后结果具有一连串的讽刺意味：这位政治家曾自诩他的信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他的政策却随着一个人的去世而失去了灵活性；是普鲁士使其政策的结构解体，虽然他曾设想这个国家是政策的支柱，然而政策的合法性遭到颠覆，不是因为社会革命或中产阶级的代表的努力，而是因为奥图·冯·俾斯麦的努力，他是普鲁士社会最为传统的一员，他的祖先甚至早于普鲁士王室的祖先，但是他依然完成了曾由梅特涅掌控的徒劳的革命想要完成的任务。

因此这两位赞同休养生息的政治家最后被自己的国内体制所击败：卡斯尔雷败于忽视它，梅特涅败于过分意识到其可乘之机。但是他们的成就不仅在于带来了长久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于他们对自己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源自拿破仑战争的欧洲协同几乎等同于他们的均势观念，使这种协同得以维持的会议制度几乎是卡斯尔雷个人的创造。正是他为同盟的分歧进行调停，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是同盟的良知，即使后来被迫充当了越来越被动的角色。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将英国的安全与欧陆的稳定等同起来；等到岛国心态重新恢复，英国参与欧洲事务已经足够长久，使得能够建立新的秩序而不至于导致灾难性后果。然而无论梅特涅如何竭力抵制“梅特涅体系”这个说法，它却概括了整整一代人奋斗的意义。在一八〇九至一八四八年之间，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厌恶他，但却躲不开他。他是神圣同盟的大祭司，是其既定信条的诠释者。他是会议制度的操纵者，他的对手突然发现别人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提议，使得他们自己遭到孤立。对他的攻击之猛烈，反而证明了他起到的核心作用。他不具名地、旁敲侧击地揭示了政策或许可以基于知识，但是政策的实施却是一门艺术。

[1] N.P.，Ⅲ，p.511.

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有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最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但是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一八一三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梅特涅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会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公共的意见。是卡斯尔雷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1]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对可用材料的了解，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年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材料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是不够的。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最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材料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最难做到。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经验主义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一八二一年，相比与俄国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与奥地利大臣打交道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这尽管反常但并非偶然。在每一次谈判期间，卡斯尔雷都要与他的内阁较量一番，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与外国同行的较量。政策的精神与官僚体系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体系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预见性。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行动的合理性。试图以行政方式来实施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预见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从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体系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通过行政来实施政策的诱惑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多数政府主要为执行国内政策而建立，其主要问题是执行社会方面的决定，这个任务只会受到技术可行性的限制。但是关注外交事务上的技术问题则会导致根据曾经避免的错误而非已经实现的目标来作出评价，导致相信人们会更倾向于以对灾害的预设而非对机会的发现来判断能力。难怪一八一四年在维也纳会议争议最激烈之时，范西塔特干脆否认存在来自俄国的威胁，而一八二一年，施塔迪翁也抗议针对皮埃蒙特的战役耗尽了奥地利的财政。在这两种情况下，风险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危险则或者是象征性的，或者被延迟了；在两种情况下，对明确性的追求都采取了否认实际存在危险这样一种形式。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将计划与执行的责任区分开来是危险的。责任涉及判断的标准，即合法性，但是官僚体系的标准却与社会的努力不同。社会目标的正确性通过国内体制的合法化原则得到证明，这个原则可以是理性、传统或个人魅力，但总而言之会被认为是一种终极价值。官僚措施的好坏却要根据主要是功能性的标准来判断，即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是否合适。一个社会只有能力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决定，因为其价值是相对固定的；而一个理想的官僚体系应该能够执行任何行政上可行的决定。因此，试图从官僚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目标总是会导致将手段的合理性用于制订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将概念等同于责任，才使得卡斯尔雷的政策具有了如此的灵活性，使梅特涅具有如此微妙的韧性。因为卡斯尔雷和梅特涅的合法性得之于社会努力的目标，而非行政常规程序，他们能够规划政策，作为长期国家战略。因为他们的任职时间很长，他们能够在实施其构想时，恰当注意他们的手段与对方的关系，而非仅仅注意各自的理性。

除了官僚作风的障碍，政治家往往很难在国内使其政策合法化，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和国际经验没有相通性。一个民族的整个国内努力表现为竭力通过对正义的性质达成共识，来将武力转变成义务。义务的形式越是表现为自发，社会价值观就会表现得越“自然”和“普遍”。但是一个民族的国际经验则挑战其正义观的普遍性，因为国际秩序的稳定有赖于自我限制，有赖于协调合法性的各种形式。一个国家会根据一项政策在国内的合法化来评估该政策，因为对它的评判没有其他标准。但是将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与一种狭隘的正义观等同起来，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局势，尤其是如果国内的合法化原则与其不匹配的话。如果一个社会以既要求普遍性又要求排他性的原则来使自己合法化，总之，如果其“正义”的概念不包括不同合法性原则的存在，那它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将以武力为基础。因为此原因，互相竞争的合法性体系会非常难以彼此理解，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就“公正”要求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无法将可以企及的国际共识在国内合法化。

但是，即使不存在根本的意识形态鸿沟，一个国家的国内经验也往往会妨碍其对外交的理解。从国内看，最大的难题是对“正义”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国际问题上，政策的定义所固有的国内共识往往必须与其他国家类似的国内共识相互妥协。当然，国内实施政策的工具是官僚体系，意味着意志和执行的统一，而它在国际上的工具是外交，意味着应用上的偶然性。许多国家对外交政策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即使可能是下意识地，这使得达成没有回报的决定必定会造成精神上的伤痛，因为有这样一种双重标准：在国内被定义为“正义”的事情，在国际上仅仅是一个谈判的对象。同样理所当然的是，许多社会的自我意识呈现出一种自以为是，仿佛是因为外国人的苛刻做法才使自己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内政策的推动力来自直接的社会经历，但外交政策的推动力却并非实际的，而是潜在的经历——战争的威胁——政治家则试图避免使其变得明朗化。

因此政治家就像古典戏剧中的英雄，能够预见未来，却无法将其直接传达给同胞，也无法验证它的“真实性”。国家只会从经验中获得教训，结果等到“知道”已为时太晚，无法采取行动。但是政治家们必须表现得好似自己的直觉是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好似自己的愿望是真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家往往与先知命运相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荣誉，总是很难在国内使自己的计划纲领合法化，他们的伟大之处通常只有在事后，当他们的直觉已成为经验时，才能够显现出来。因此，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跨越一个民族的经历与他的远见之间的鸿沟，跨越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未来之间的鸿沟。他的可能性在这个任务中是有限的。如果一个政治家过于超越他的人民的经验，就不能获得国内共识，无论他的政策如何明智。对此，卡斯尔雷就是证明。如果一个政治家将其政策拘囿于其人民的经验，就将注定使自己变得僵化。对此，梅特涅就是证明。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杰出的政治家或者代表了根本上保守的社会结构，或者代表了革命者：保守者能起到作用，是因为他了解其人民的经验以及一种持续关系的根本所在，这是稳定的国际架构的关键。革命者能起到作用，是因为他超越了经验，并将公正的与可能的等同起来。保守者（尤其是如果他代表根本上保守的社会体制）之所以得到合法化，是因为对社会努力的基本目标以及对社会经验的本质达成了共识。因此，他没有必要时刻证明每一步的正确性。革命者之所以被合法化，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是因为对他本人或他的原则的合法性达成了一致意见。因此，他的手段被认为具有偶然性，是他的目的或他本人使其手段合法化。保守的体制会产生实质的概念，能提供宏大构想的框架；而革命的秩序会产生升华的概念，能突破技术上的限制。因此，两者都涉及政治家的根本问题：当不可能获得对实质的理解时，如何达到对政策复杂性的理解。

本书讨论的保守政治家属于具有因循守旧的社会体制的国家和具有足够凝聚力的社会，他们能够胸有成竹地实施其政策，是因为怀抱着这样的信念：国内的争议在根本上还是技术问题，仅仅局限于达到一致的目标。这使得梅特涅在一八〇九年至一八一二年间能够实行一种“绥靖”政策而不至于被控叛国，卡斯尔雷能够与拿破仑谈判而不至于被控“卖国”。因此从政之道不仅涉及构想问题，而且还涉及实施问题，必须既了解期盼的愿望，也理解能够达到的目的。本书描述了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如何努力将正义的与可能的协调一致，国际的与国内的合法化协调一致，这是他们作为政治家的故事；他们无法使自己最珍视的成就永远维持下去，这是他们作为人的故事。

[1] 政策是“客观的”，因为它反映了安全的需求，这种说法可说是陈词滥调，如同在行为已经完成后给予它一个动机。为政之道的关键性问题不是为已经完成的政策找到正式的定义，而是要了解它在任何一个具体时期的内容。有关政策的争执涉及的从来不是对安全的识见，而是对其性质的分歧；并非有关安全是否可取，而是有关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

最后的问题是，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并且断言历史事件本质上是独特的，这是否有效？我们可以认为，事件不会完全一样地反复发生，即历史不会“重复”自身。但是，甚至连最粗糙的实际经历也是如此。一个人第一次看见一头大象，不会知道他面前是什么。（除非他见过可以代替亲身体验的图片或描述。）当他第二次见到大象时，可能最终就会通过概括其外貌和建立对应的参照来给它命名。因此一个概念从来不能描述某个物体的“一切”或某个类别的“法则”。牛顿定律关于苹果没有提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这怪不了牛顿，因为其意义恰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辨识出“落体”的正式关系，既从苹果中提取出 “独特性”，即苹果当时的外观，也提取出“苹果性”，即苹果作为某个类别成员的外观。同样，应该指出拿破仑不完全等同于希特勒，卡斯尔雷也不完全等同于丘吉尔，这并不有悖于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任何关系的存在都有赖于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本书的结论将反映——正如任何其他概括性结论——从个体经验的独特性中提取普遍性的能力。

物理法则是一种解释，而不是描述，历史通过类推而非等同来与人教训，这意味着，历史的教训绝非自动产生，只能通过一种标准来领悟，即承认一系列经验的意义，意味着我们得到的答案绝不会比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好。在自然科学中，只有当本质上的道德行为承认感官体验的意义时，才能得出深刻的结论。在外交事务研究——对以国家为个体的研究——中，如果没有意识到历史背景，就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社会存在于时间中，多于存在于空间中。在任何既定时刻，一个国家只是个体的集合，正如实证主义学者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但是它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实现了身份认同，这是国家都具有的唯一的“经验”，是它们唯一能从自我中获得教训的可能性。历史是国家的记忆。

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如同个人经验一样，具有偶然性，只教训某些行为的后果，但不能强迫人们意识到类似的情况。一个人可能经历过热炉烧灼，但是，当面对具有一定大小的金属物体时，他每次都必须首先确定那是否的确是一个炉灶，才能用得上他的知识。一个民族或许会意识到革命形势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如果不能识别革命形势，那么该民族的知识就派不上用场。然而，在物理和历史知识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差异：每一代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这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是历史的挑战和悲剧，是“命运”在地球上存在的形式，而要解决问题，甚至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许是政治家最为棘手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