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一年初夏，梅特涅写道：“我觉得自己像我的朋友蜘蛛那样位于一张网的中央，我喜爱蜘蛛，因为我常常观赏它们……我罗织这张网来从各方面承托我的道义手段……但是现在的局势迫使这只可怜的蜘蛛待在自己精心编织的网中央。这些蛛网看上去非常美丽，编织巧妙，能够抵挡轻微的攻击，但是抵挡不了一阵大风。”[1]这种自带嘲讽的离奇比喻反映了“梅特涅体系”的实质，反映了他让对手作茧自缚、以无形的约束来挫败对手的政策。这种政策有赖于这样的神话：受“游戏规则”的约束，敌人无法在不耐烦的时候一把扫除这张网。通过这些战术，梅特涅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正当他大获全胜，平息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境内的反叛，长久期待的均势似乎最后胜券在握时，“一阵大风”却从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向——巴尔干半岛吹来。尽管大风没有撕破这张巧妙编织的网，却迫使它经历了最为严峻的考验。甚至在莱巴赫会议结束之前，就传来了多瑙河两公国发生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的消息。
巴尔干半岛的危机引发了道德和实质性问题，与中欧最近发生的事件性质完全不同。最不着边际的想象也很难将奥斯曼帝国这个欧洲与之争斗了五百年之久的好战的神权政治国家纳入“合法”政权的范畴；深受基督教信念影响的君主兄弟联谊也不可能包括苏丹，苏丹本人曾经拒绝加入神圣同盟，总之，他即使加入了也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哪怕巴尔干的危机与最近发生的事件有相似之处，也只会带来新的问题。是俄国，而非奥地利，将收获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干预的成果。自彼得大帝时代开始，俄国的扩张就是以奥斯曼帝国为代价，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统治的早期也遵循这个传统，当时他利用《蒂尔西特条约》赋予他的行动自由，入侵了多瑙河两公国。只是因为受到拿破仑侵略的威胁，他才被迫于一八一二年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通过该条约，俄国获得了对多瑙河两公国的某种保护国权力。根据该条约，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总督由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但必须经过俄国同意，而且必须出自希腊贵族阶层。正是由于此原因，最初爆发“希腊人”起义的地区既不属于希腊也不属于俄国，起义由曾在俄国军队担任军官的两个希腊人领头，其中一人名为伊普西兰蒂，他在亚历山大一世讨伐奥斯曼期间，曾经深受沙皇喜爱。一八二一年二月，伊普西兰蒂赫然声称有一个大国准备支持他，他以基督教的名义向沙皇求助：“救救我们，陛下。挽救我们的宗教免受迫害者摧残，把我们的教堂和圣坛还给我们，让那神圣的光芒照耀您治下的伟大国家。”[2]
神圣同盟的缔造者该如何回答呢？这不是源自中产阶级、意在获得政治自由的革命，而是具有宗教基础、反对一个国家的民族运动，而这个国家，甚至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大使当时也因为它满不在乎地反复违反《布加勒斯特条约》而正与其磋商。土耳其也不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条约框架的一部分，因此不受俄国对同盟的诠释的保护。而且，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正急于实现希腊独立的理想，得知了伊普西兰蒂的计划，秘密地鼓励他寄希望于俄国的支持。伊普西兰蒂的信件于三月十七日抵达莱巴赫，那时皮埃蒙特发生革命的消息传来仅三天。俄国应该在巴尔干半岛扮演奥地利在意大利为自己保留的角色吗？这难道是梅特涅细心谋划的最终结果？他制定了一种原则，结果反而将使得亚历山大一世能够实现彼得大帝的梦想？
但是梅特涅此时还不准备为了仅仅在理论上应用这样的类比而牺牲自己关于需要安宁的构想。早在一八〇八年，他就宣布保存奥斯曼帝国符合奥地利的根本利益，依然是他典型的理由：这能够保障奥地利南部疆界的安宁，而这种局势发生任何变化都只会带来长久的动荡。[3]现在他不准备让亚历山大一世在奥地利的庇护下得到因他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达成谅解而错过的事情。但是要防止俄国进入土耳其，并不像希望得那么容易，奥地利主要的兵力在意大利，而且无论如何，无法想象奥地利会去同一个刚刚交付了十万兵力由它指挥的国家交战。
因此，亚历山大一世与梅特涅最后一次交锋在沙皇视为己有的层面上展开，即绝对道义诉求的层面。梅特涅着手证明亚历山大一世尽管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意志，同样的准则可以成为干涉意大利的原则依据，但也可以成为不干涉巴尔干半岛的原则依据。但是，梅特涅认为，自从亚历山大一世进入宗教狂热状态，这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事实”，存亡取决于是否能正确利用它。因此梅特涅与亚历山大一世打交道时，承认他的道义诉求，同时保留诠释它在具体情况下应该如何应用的权利。他着手证明，将巴尔干比作意大利只是一种幻想，是狡猾的革命者捏造的，因为他们企图逆转朝他们奔腾而来的潮流。梅特涅递交给亚历山大一世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无疑这次爆发起义是精心策划的结果，目标是这些阴谋家认为最可怕的势力：由一个保守体系维系的两个王国……这是在奥地利与俄国之间扔下一个火把……在信奉希腊东正教的最有权势的君王与其臣民之间挑起纷争……迫使他从西欧撤退，让他完全被东部的事务拖住手脚。”[4]总之，同一个同盟曾经使梅特涅能够在意大利发挥作用，现在又被用来防止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发挥作用。为了换取在西方辅助奥地利的特权，亚历山大一世被要求扭转俄国在东方实施了一个世纪的政策。友谊可以造就武力无法打造的枷锁。
结果并没有拖延很久。亚历山大一世告诉梅特涅“多瑙河两公国发生的革命充其量也只是一场新的冲突，起因在于希望阻止神圣同盟宣扬的基督教原则的应用”。俄军辞退了伊普西兰蒂，他的副手弗拉迪米雷斯库被褫夺了所有俄国勋章。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真正热衷的只是希腊独立，他被命令给予伊普西兰蒂答复，教训他自由不可能得之于阴谋，建议他悔过前非。[5]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耳其人不难挫败起义，伊普西兰蒂逃往匈牙利，消失在监狱里达六年之久。
莱巴赫会议就此挫败了三次革命，两次根据干涉的原则，第三次根据不干涉的原则，两种原则都成为对神圣同盟信条的合法化应用。但是梅特涅不愿意有任何侥幸心理。在与亚历山大一世分别一周之前，他得到了沙皇的允诺：没有同盟的支持，不会在巴尔干采取行动。他最后一个备忘录宣布奥俄合作，并共同就欧洲均势的基础下达对两国大使的指示。梅特涅成功地避免了被一阵大风撕破网，但是奥斯曼的问题不会这么早得到解决，也不会由梅特涅一人来解决。多瑙河两公国失败的起义为摩里亚半岛“真正的”希腊人提供了一个信号，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独立要求。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土耳其人就被赶出了半岛，东欧的问题成为欧洲外交的核心问题。
[1] N.P.，Ⅲ，p.444.
[2] Text，Prokesch-Osten，Anton von，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Griechen，5 Vols. （Vienna，1867），Vol.Ⅲ，p.61f.
[3] N.P.，Ⅱ，p.164f.
[4] Schwarz，p.216.
[5] Text，Prokesch-Osten，Ⅲ，p.65f.
奥斯曼帝国直到十七世纪还是使中欧惊恐颤抖的强大国家，但现在已风头不再。帝国领土跨越三大洲，呈现出军事独裁和封建关系的奇怪混合，各地由总督治理，以不同程度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但是即使突尼斯的大公、埃及的埃米尔、摩里亚的帕夏和多瑙河两公国的总督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他们也都会遭到奸诈的攻击，中央政府常常借此掩盖其越来越虚弱的真相，表示自己的权威。苏丹的欧洲附属国中，希腊占有比较得宠的位置，在文化、经济和行政上控制着巴尔干半岛。土耳其海军大部分由希腊水手组成，雅西的大学使用希腊文印鉴，多瑙河两公国的总督传统上总是出自希腊贵族阶层。因此希腊人的反叛对奥斯曼帝国的结构本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反叛成功，帝国失去对爱琴海的控制权，那么中央政府如何能保住地域更为遥远的省份呢？因此难怪土耳其人对失去摩里亚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而当希腊人求助于与他们具有同样宗教信仰的教徒时，土耳其人的反应变为疯狂。早期的宗教狂热精神回潮了，导致希腊人在土耳其人的都城被屠杀。一八二一年复活节，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牧首与其他几位主教一起被绞死在教堂的大门口。
这是对俄国的直接挑战，因为俄国在传统上是希腊东正教信仰的保护者，何况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的宗教狂人，本来听闻土耳其人粗暴地镇压多瑙河两公国的起义时就十分不自在，现在就更是感到火上浇油。而且，亚历山大一世现在已经脱离了梅特涅的影响，听从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诠释他的道德义务，加上两个意料之外的因素的支持，这种诠释就变得更有说服力了。六月，普鲁士王储的导师安齐隆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否认奥斯曼帝国是“合法”政权，提议委任俄国为神圣同盟的代表来恢复秩序。他的提议得到了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的支持：克吕登纳男爵夫人。她早就失宠，现在又重新露面，设想新的十字军东征，她欣喜若狂地写信给她从前的弟子，说是相信他会在耶路撒冷欢度圣诞节。梅特涅说：“只有坚强的灵魂才能抵御环境的影响，要冲破影响，那就需要更加坚强的灵魂。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仍然坚持不动，但是他独自一人……”[1]
因此整个夏天亚历山大一世都摆出一副他特有的姿态，貌似坚忍不拔，其实是在掩盖内心犹豫不决，貌似不肯妥协，掩盖的是优柔寡断。他想要留住梅特涅的友谊，但又不愿遭到大臣的非难，他盼望同盟各国团结，但又希望以希腊东正教拯救者的形象出现。整个七月，亚历山大一世的通信都反映了这种暧昧的态度。他强调自己忠于莱巴赫会议精神，却又于七月十一日致信奥地利皇帝，质问欧洲是否期待他袖手旁观奥斯曼的暴行。他谴责屠杀与他信奉同种宗教的教友，却又于七月十七日致信梅特涅说，他只会与盟友采取一致行动。[2]但是梅特涅本人就曾经是善用“团结一致”这个术语的大师，无疑明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后代一旦与人翻脸，就几乎不再有可能约束他。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件似乎使得战争不可避免。
此时，俄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斯特罗加诺夫一直在与帝国政府磋商，一方面涉及违反《布加勒斯特条约》的事件，另一方面也展示他自封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信仰保护者的身份。斯特罗加诺夫是旧式“俄国学派”的外交官，认为俄国才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堡是俄国政策的天然目标。斯特罗加诺夫直接受教于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缓解冲突，而且帝国政府这方面又以超出往常的傲慢无礼来对待这位俄国大臣。如果说亚历山大一世的措施在西方人看来暧昧不明，在多疑的土耳其人看来却是再明白不过。在他们看来，神圣同盟似乎就是召唤新的十字军东征，而沙皇假惺惺的好言好语只不过是准备直接向土耳其海峡进发的托辞。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斯特罗加诺夫从君士坦丁堡撤离，前往黑海上的一个港口，六月五日，他从那里寄出了一封长信讲述土耳其人的暴行。
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回信非常急切，[3]谈到对基督教肆无忌惮的恶行，并代表俄国呼吁欧洲达成共识，要求立即重建被毁的教堂，保障信仰不可侵犯，区分无辜者和罪犯，确保那些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能平静地生活。奥斯曼帝国如果拒绝的话，就表明自己不配与基督教国家打交道，俄国将与其他基督教国家一起保护拥有共同信仰的教徒。要求帝国政府在八天之内予以答复。不出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所料，苏丹怒不可遏，甚至拒绝考虑最后通牒，只是因为英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出面干涉，斯特罗加诺夫才免遭愤怒的土耳其人暗杀。八月十日，俄国大使乘船前往敖德萨，此时宣战似乎在所难免。
但是梅特涅不为所动。他知道亚历山大一世追求的不是政治征服，而是道义上的征服。因此，哲理上的沟通或许更容易平衡政治关系。这也同当初在莱巴赫的交锋相去不远，当时竞争缓和下来，变成了诠释神圣同盟的信条。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认为沙皇的道义责任要求他在东方采取积极的政策，梅特涅则坚持说，诉诸沙皇的宗教信仰恰好证明了罪恶之奸佞狡猾。但是既然亚历山大一世在莱巴赫已经允诺不会脱离盟友，梅特涅谈判的立场实际上比看上去更为强硬，尽管有俄国政策的传统，尽管土耳其人固执倔强。只有当意愿一致时，联盟才能为行动提供更广泛的道义和物质基础。一八二一年梅特涅成功地掌控了亚历山大一世，因此一八二一年在平定意大利国内叛乱期间，奥地利使得俄国在外交上沦为卫星国的地位。因为亚历山大一世无法得到奥地利同样的默许，神圣同盟挫败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希腊计划，于是梅特涅与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之间的问题转变成了合法化原则的信条是否能战胜民族利益诉求的交锋。
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急躁不安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用梅特涅的话来说，“全世界只有两个派别在彼此对抗：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派别与梅特涅的派别。既然沙皇属于梅特涅派，那他的对手就只好听天由命了”。他对沙皇的精彩“描绘”表明，梅特涅了解亚历山大一世的个性，后者无论在采取什么行动时都优柔寡断，却通常先是长时间地犹豫不决，接着又表现为顽固的坚持。亚历山大一世以高昂的宗教情绪来实施政策，因此往往在无法避免要作出决定时，表现出一种偏执的狂热，还将其认作是道义上的需求。因此，一八〇七年，在弗里德兰战役败北后，他对拿破仑的仇恨一夜之间变为热情的赞赏；因此一八一二年被迫参战后，他以一种顽固的劲头坚持下去，认为这是在道义上对拿破仑焚烧莫斯科的复仇。同样，一八一五年以后，他在维也纳遭受的挫折导致他产生了宗教神秘主义情绪。梅特涅因此试图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俄国改弦易辙，因为他深知亚历山大一世一旦动武，很快就会将其变成一场远征。“只要打响第一枪，亚历山大一世就会带领随从脱离我们的视线（强调语气为我所加），届时他自诩的神授君权就不再会受到任何约束。”[4]
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安排让警察报告雪片似的飞往容易动摇的沙皇那里，他派出了那么多的信使，以至于到最后他在维也纳都找不到人可以派遣。所有这些呼吁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指出，俄国在欧洲的根本利益是压制社会革命，而不是报复奥斯曼帝国的残暴行为，无论这对亚历山大一世个人来说有多么痛苦。在巴黎，凶狠的中央革命委员会正在以某种尚未明确的方式煽动摩里亚的叛乱，目的在于损害同盟，因为同盟将注定使它的努力成为徒劳。弗兰茨皇帝答复沙皇七月十一日的信件说：“我们必须对抗的罪恶存在于欧洲，而不是奥斯曼……要放弃任何关于其实际目标的幻想，只需看看那些现在如此痴迷于所谓基督教利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上帝，他们既不尊重上帝的法则也不尊重人的法则……最后的希望在于同盟各国朝廷团结一致，才有可能避免正在逼近的罪恶。”[5]这是在诉诸莱巴赫会议时期的沙皇，要他处逆境而坚持不懈，从而使他的努力具有神圣意义，抵制奸佞狡猾的中央委员会的诱惑，因为该委员会企图在亚历山大一世的道义责任与人道主义信念之间制造冲突。特罗保会议以及莱巴赫会议早期曾经呼吁同盟各国团结一致以便共同行动，现在则要借呼吁同盟各国团结一致来制订按兵不动的原则。在此关头，卡斯尔雷出乎意料地重新加入了同盟，似乎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奥斯曼帝国以及控制海峡的问题并非像在那不勒斯压制革命那样，是遥远而“抽象”的问题。这不是涉及岛国安全的问题，不能采取自以为是、袖手旁观的政策，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毁灭可能会导致失去对地中海，尤其是中东的控制。这是第一次出现对于大英帝国和奥地利同样具有巨大威胁的问题，突然人们不再谈论梅特涅的胆怯及其政策的小心谨慎。而且，卡斯尔雷现在居然开始批评梅特涅不够谨慎；实际上，他甚至怀疑梅特涅与沙皇勾结，准备让奥斯曼帝国解体。[6]因此，六月份当梅特涅恳请他一起参加在君士坦丁堡的行动时，他态度很冷淡。但是七月十六日，事前没有与梅特涅进行任何协商，卡斯尔雷就向沙皇提出建议，表明事关英国基本利益时，卡斯尔雷同样会诉诸同盟，甚至会利用其最广泛意义上的诠释。 在一封致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信中，卡斯尔雷少有地滔滔不绝，向特罗保会议和莱巴赫会议时期的沙皇，同盟的保护人、慷慨大度的统治者提出请求，声称他的善举将保障欧洲的安宁。他忘记了前一年对同盟非法扩张的非难，不顾仅仅几个月之前还批评沙皇关于建立一个欧洲政权的妄想，他甚至还违背了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因为这封信还包含了几乎不加掩饰的对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攻击。
卡斯尔雷致信沙皇的借口是三年前亚历山大一世在亚琛会议上说过的话，当时沙皇说卡斯尔雷在危机时刻尽可以直接求助他。信件开头隐晦地提到沙皇在国内面临的困境，接着又强调了英俄的团结一致以及同盟所具有的约束力，虽然不久前他还曾经急切地要对这种约束力加以限制。卡斯尔雷强调，他毫不犹豫地致信亚历山大一世：“我私下深信不疑，无论皇帝陛下您受到什么样的……来自本土的考虑以及您的臣民特殊性情（强调语气为我所加）的压力，陛下对复杂罪恶的看法都会与英国政府的看法相一致；我以同样乐观的态度相信，陛下您会克服本土一切障碍（强调语气为我所加）……再次如众望所归，表明陛下您决心维护由最近各种和平条约所巩固加强的欧洲体系不可侵犯。”鉴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似乎是在宣扬一种奇怪的原则。这里向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它曾经拒绝加入的条约的保护，而那不勒斯曾经签署过条约，想求助于其适用性，却屡屡遭到拒绝。卡斯尔雷对希腊叛乱真正的问题所在的诠释也同样引人注意，他否认这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组织的反抗精神，正在有步骤地传遍欧洲，当执政者的权力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而减弱时，这种精神就会爆发”。而仅仅九个月之前，卡斯尔雷还声称沙皇对抗革命的努力是“大英帝国无法追随的美丽幻觉”。
卡斯尔雷没有否认土耳其人的暴行“使人类颤抖”。但是，同梅特涅一样，他坚持认为人道主义的考虑次于维护欧洲“神圣不可侵犯的格局”，而任何激进变革都会彻底动摇这种格局。因此他恳请亚历山大一世“向后代自豪地展现皇帝陛下您一贯秉持的原则……对这个……近乎未开化的国家表现出宽宏大量，因为出于对陛下您全力帮助在欧洲建立的体系的敬畏，在面临这样的挑衅时必须如此”。信件最后强调，最近同盟内部的分歧只是有关共同目标的小小争议，英国对沙皇的忠诚依然未变：“我……确信各国……都有自己特殊的行为习惯，但都会不变地恪守同盟的根本责任，当前的欧洲体系……为了欧洲的安全和安宁，将继续长久地保存下去。”[7]
从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封信简直可说是无与伦比地厚颜无耻，但是它展现卡斯尔雷心态时就事论事的口吻让人无话可说。既然英国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他完全理解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前一年他乐意承认同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人们太经常提到“压倒一切的危险”，以至于卡斯尔雷再次认为同盟像最初那样是和平卫士。
尽管亚历山大一世最初对卡斯尔雷的来信反应并不积极，但是他无法抵御两个最大盟友的进攻。十年来他徒劳地追求本该心存感激的欧洲的赞许，现在赞许却唾手可得。破天荒第一次，他的信条的普遍应用没有受到斤斤计较的限制，即使诉诸他的理想实际上是呼吁无限的自我限制，那也仍然最终，尽管有点迟地，证明他是正确的。同时，梅特涅也诱使普鲁士外交大臣声称安齐隆的备忘录是他“自作主张”，这样一来，所有关于友谊的表白最终勉强掩盖了俄国再次受到孤立的事实。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亚历山大一世再次退缩。八月初，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认为巴尔干的战争将会使同盟恢复团结，亚历山大一世以梅特涅的口吻回答说：“如果我们对土耳其人的答复是宣战，巴黎的革命委员会将会胜利，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存在下去。”他禁止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在任何信件中提到战争的可能性，当斯特罗加诺夫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去觐见他，亚历山大一世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并命令他照此办理。八月二十九日，亚历山大一世答复卡斯尔雷，尽管仍然有些闪烁其辞：“我将最大限度地忍耐下去。”[8]难怪梅特涅九月三日写道：“每天我都得到新的证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越来越执著于我的‘作派’…… 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想要采取行动，但是沙皇不肯。”[9]
虽然避免立即爆发战争有很多好处，但是制造冲突的因素却依然存在。希腊人的叛乱继续引发双方无数暴行。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仍然是俄国大臣，而且几乎所有的俄国外交官都与他一起请求立即采取行动。随着亚历山大一世心灵的劳苦日益增加，他躲藏在自己令人费解的暧昧态度后面，每一次采取和解的行动都试图以气势汹汹的声明作为补偿。亚历山大一世的决定给了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喘气的机会，但仅此而已。亚历山大一世告诉英国大使，他们有整个冬天来尝试避免战乱，但同盟最好还是考虑一下他们的行动方针，以防战争被强加于他们头上。[10]梅特涅的解决方案是求助于老办法，即维也纳的大使级会议，这将给沙皇提供团结一致的象征，使梅特涅自己得到挫败沙皇野心的渠道。但是卡斯尔雷担心梅特涅可能太好说话，而且他认为问题过于复杂，不能交给大使解决。[11]接下来梅特涅建议与卡斯尔雷单独会面，恰好英国国王将要去汉诺威访问他的臣民，可以用这个作为借口。
梅特涅对英国驻维也纳参赞戈登提到这件事，结果遭到了冷遇。戈登仍然拘泥于前一年卡斯尔雷的谨慎旁观的策略，他坚持说单独磋商将导致“误解和嫉妒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恶意报告”。[12]但是他已经落后于形势，他对同盟的看法还停留在特罗保会议和莱巴赫会议期间，当时并没有牵涉到英国的直接利益；或者停留在亚琛会议期间，当时法国被视为唯一的威胁。但是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不同，对于卡斯尔雷，这似乎是实际问题与抽象理论——肯定会令梅特涅感到吃惊的关于拿破仑革命的观点——问题之间的差异：“假设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具有普通特征的问题，直接涉及欧洲任何一部分都赖以生存的政权的具体形式（例如最近那不勒斯的情况），那么关于与梅特涅亲王举行会谈，我就会与您有同感……但是奥斯曼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我们英国人认为这不是个理论性问题，而是实际问题……”[13]（强调语气为我所加）于是，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于一八二一年十月底最后一次会面，像往常那样，着手为维持欧洲均势制订共同的行动计划。
[1] N.P.，Ⅲ，p.444.
[2] Text，N.P.，Ⅲ，p.416 （Letter to Metternich）； Prokesch-Osten，Ⅲ，p. 124f. （Letter to the Emperor.）
[3] Stern，Ⅱ，p.217； Webster，Ⅱ，p.355.
[4] Schwartz，p.234.
[5] Text，Prokesch-Osten，Ⅲ，p.156f.，22 August，1821.
[6] Webster，Ⅱ，p.361.
[7] C.C.，Ⅻ，p.403f.，16 July，1821.
[8] Text，Prokesch-Osten，Ⅲ，p.191f.
[9] N.P.，Ⅲ，p.448.
[10] Webster，Ⅱ，p.373.
[11] Webster，Ⅱ，p.365.
[12] C.C.，Ⅻ，p.439，3 October，1821.
[13] Webster，Ⅱ，p.366.
梅特涅遍访德意志的旅行是凯旋之旅。在每一个朝廷，他都作为战胜革命之人而受到欢迎，他说各德意志朝廷要求得到的是命令，而不是建议。[1]英国国王对他的款待也不可能令他减少自信。他与乔治四世第一次会面时，谈话内容更多是围绕着大英帝国的国内事务，而非希腊的叛乱问题，这显示出梅特涅作为欧洲保守良知的身份。乔治四世打定主意要迫使利物浦辞职，他征求这位“治疗革命疾病的医生”的意见，如何才能办成这件事却又不至于引起混乱。至于梅特涅自己，虽然他不在乎利物浦，却想要确保政府内部的变动不至于导致卡斯尔雷离职。因此他试图说服卡斯尔雷安排让利物浦主动辞职，由他自己重新组阁。卡斯尔雷同意了，但条件是利物浦自愿辞职，否则他将与利物浦一起离开。[2]
当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终于考虑希腊叛乱的问题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意见一致。梅特涅带来了一份备忘录，分三部分谈论俄奥争议问题。备忘录首先谈到，要获得谈判的基础，必须将同盟“视为实际上存在且具有全面的效力”——这是稍加掩饰的对卡斯尔雷的暗示，让他不要再像前一年那样自以为是地非难同盟；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障碍，驻君士坦丁堡的奥地利与英国代表应该尝试获得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一些让步，以便消除所有战争的借口。[3]卡斯尔雷表示赞成，两位大臣同意协同努力维护和平，如果发生战争，则在俄国要求英国和奥地利表态时，避而不答。他们还将同样的指示分别寄往驻俄国的英国和奥地利大使。但是两位大使将分别采用适合各自具体情况的理由，以免看上去奥地利与英国已经达成共识来对付俄国。[4]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将与帝国政府谈判。于是，到了十月底，梅特涅的蛛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结实。在莱巴赫会议上他已经得到了沙皇的允诺，不会采取单独的外交行动，在汉诺威，他与英国安排好了协调的措施。如同在一八一三年春天那个关键时刻，梅特涅代表了相关各方之间的桥梁，因为他拥有双方都认可的合法化原则，对于卡斯尔雷是诉诸政治均势，对于亚历山大一世，则是社会均势。
卡斯尔雷最先致信亚历山大一世，但是他过于实打实地大胆采用了英国的特殊理由。他没有诉诸同盟的崇高原则，而是试图说服沙皇不要贸然采取行动，指出这样做“不合情理”。 他没有诠释亚历山大一世的道义信条使其符合自己的理由，而是干脆完全否认其可行性。按照在汉诺威达成的共识，他拒绝讨论俄国所询问的英国对万一发生战争的态度，因为“面对如此不祥的争斗，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预料自己的态度”。即使战争不可避免，他也不会同意战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希腊国家，“源于皇帝本人强烈谴责的一种反叛的制度”。卡斯尔雷又说，如果俄国大臣推荐这样的计划，那就让他以比较明白晓畅的方式来阐释，也不用指望能得到俄国盟友的任何建议，相反，他们还会提出异议。但是他这样直接攻击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结果不幸起到了不好的效果，因为沙皇不懂得英国人设想的大臣的责任，反以为矛头是对着他本人。卡斯尔雷信件接下来的内容也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他虽然承认的确是土耳其人犯下了暴行，却又就情感与为政之道的关系发了一通议论，而亚历山大一世只能把它理解为是对他热情洋溢地宣扬的所有信条的挑战：“……如果一位政治家允许自己随心之所欲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听从理智的指挥，那我实在想不出当他心血来潮时会有什么约束……但是我们必须总是牢记，他的重要责任是保证那些直接交付他照看的利益的和平与安全，他不应该投机取巧试图改善未来一代人的命运，结果危及当代人的命运……”[5](www.xing528.com)
然而由于卡斯尔雷不屑采用沙皇的神圣语言，他失去了说服人的能力；整个秋天，关系一直恶化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引起的，他仍然在撰写信件，以最尖锐的语气诠释沙皇的意图，希望能够诱使卡斯尔雷或者梅特涅给出不慎的答复。但是亚历山大一世自己也变得焦躁不安，他指出自己的军队总是听从欧洲指挥，他不怀好意地允诺，即使身在本国军队中间，他也会像奥地利、法国、英国和普鲁士的代表就在身边那样采取行动。然而，梅特涅不准备去验证这样一个允诺。十二月五日，他致信亚历山大一世，沙皇发现他使用的语言更容易理解，不像卡斯尔雷笨拙的逻辑。梅特涅说，东方的危机是罪恶的原则在被击败之前的垂死挣扎。他告诉亚历山大一世这次他遍访的德意志与一八一八年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安宁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沙皇在莱巴赫的态度。尽管这有些夸张，但是这给了亚历山大一世一个可借以自夸的名声，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可以引出最后要说的话，试图解除这位情绪不稳定的对手的疑虑，将决心拔高到道德行动的层面：“不要让任何事情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伟大的声望等待着君王，与他们的坚定不移以及高尚的努力相称。这几乎相当于拯救文明免于遭受……变态的心灵……长期以来胆敢酝酿的战争……陛下，对于道义上的征服者与那些没有其他目标、只一心惦记着征服各处领土和摧毁大小帝国的征服者，历史有不同的记载。”[6]
为了强调等待着亚历山大一世的道义上的征服，梅特涅又重复了一次前一年夏天的花招。信使携带着大量报告急匆匆来回奔波，报告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革命阴谋。甚至卡斯尔雷也来凑热闹，写了一封信，用花哨的语言谈到革命的湾流从南美海岸奔涌至爱琴海岸。[7]虽然这些报告没有立即缓解冲突，但还是使得沙皇更为犹豫不决。勒布泽尔腾男爵报告说：“一切都让他感到不信任和疑虑重重”。很快就有情报抵达西欧说，亚历山大一世正在按照奥地利的模式组建自己的秘密警察。
梅特涅接下来把他的攻势对准亚历山大一世盔甲上的另一个缝隙：他的外交大臣的暧昧态度。梅特涅写道：“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想要战争，又不要战争。他想要俄国的支持，使希腊问题得到解决，但不是……为了俄国的利益。他自以为身负重任，但又遭遇这种情况下特有的尴尬处境：服务于两种事业，却只伺候一位主人……没有什么比这两件事情更自相矛盾的了；如果建立一个希腊国家，你就会发现它会认为俄国是自己唯一需要担忧的敌人。”[8]为了揭露这种矛盾，一月二十八日，梅特涅终于回复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带有威胁性的信件。他的回信措辞狡猾微妙，否认了有关奥地利没有践行莱巴赫会议精神的指控。[9]事实上，奥地利拒绝让自己被拖进土耳其人的事务中去，是为了避免在西方发生另一轮革命。梅特涅先照往常那样谴责革命及其倡导的无神论观念，接着提出解决当前两难困境的建议，建议区分两种问题，一个是奥斯曼帝国违背与俄国现有条约的问题，俄国有权单方面要求履约；另一个是希腊叛乱所带来的问题，后者是欧洲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适合欧洲会议讨论的主题。梅特涅允诺要证明奥地利的友谊，支持消除纯粹“俄国的”怨恨。他将其归入四大类：（一） 重建希腊教堂，（二） 保护希腊宗教，（三） 区别对待有罪的与无辜的希腊人，（四） 解救多瑙河两公国。梅特涅提出支持“俄国的”要求，试图借此指出沙皇外交大臣的“希腊”动机，诱使亚历山大一世最终放弃任何干涉希腊叛乱的特殊权利。
但是整个二月，沙皇继续缩在沉默中；如果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充满怨恨的信件略有一点表达了亚历山大一世的心态，那么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斯特兰福德勋爵在君士坦丁堡的谈判遭遇土耳其人的强硬态度，遭到了失败，此时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似乎赢了。他回答梅特涅的信件如此尖锐，以至于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以为他这是要终止关系的前奏。但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复信只是想最后嘲弄梅特涅一下。这封信送出后仅仅三天，亚历山大一世就像上一年八月那样，在可能需要单独行动时退缩了。他很不容易放弃人类彼此和解的前景，哪怕是为了控制海峡这个俄国政策的传统目标。像往常那样，亚历山大一世以同盟团结为借口，躲避了两难的困境。他告诉勒布泽尔腾，他厌烦了来回递送信件，将派遣全权大使前往维也纳与梅特涅磋商。他的人选算不上恰当。塔蒂斯切夫是前俄国驻马德里大使，因为一八一七年对英国玩弄手腕而出名。但是虽然沙皇可以自以为所有的选择仍然对他开放，梅特涅却很清楚他已经赢得了关键性胜利：将道义问题争议转化为政治问题，只有以他最擅长的秘密外交手段才能解决。他嘲讽地说：“炸弹已经爆炸了，结果里面装满了——棉花……真叫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用尽了愚人的心思，现在倒希望来讨论了。选择了恰好可用的人，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俄国最难找的就是人了……现在事情可能会办得顺手起来。”[10]
然而事情并不顺手，因为塔蒂斯切夫就像他朝廷的动机那么暧昧不明。他来时带着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起草的信件，信的内容强调俄国要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要将土耳其人对希腊的主权变为宗主国关系。但是塔蒂斯切夫也承认他收到的指令不止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这封信件。同时，亚历山大一世还告诉他，要强调俄国决心只会与盟国统一行动。这更合梅特涅的心思，因为统一行动的要求给了奥地利否决俄国行动的权力。派一位地位较低的全权代表与梅特涅谈判是危险的，在维也纳进行谈判更是加倍地危险，派一位身负两种指令，但其目的都只不过是要达成协议的代表来谈判，那简直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11]而且，塔蒂斯切夫为人极其自负，竟以为自己骗得了梅特涅，而梅特涅总是很清楚如何对付低估他的人。在提到塔蒂斯切夫时，他说：“很少有人知道，那些自以为很精明的人是多么容易被人利用……只有完全诚实的对手才很难对付。”
于是，梅特涅得到了另一次施展纯粹秘密外交手腕的机会；展示他如何掌控一场目的明确、一切有赖于正确利用对手心理的谈判。这是他最后一次如此表演，此后他再也不能如此行事，不再能因为确信可以依赖英国人提供的选择而胸有成竹。塔蒂斯切夫加入了纳尔博纳、阿伯丁、卡拉芒、哈登贝格和斯图尔特等显贵的行列，他们都曾经与梅特涅谈判，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弄得完全不知所措，而且还时常变成了这位狡猾的奥地利大臣的代言人。在接下来的会谈中，梅特涅说服塔蒂斯切夫根据沙皇的指示，而不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指示来进行谈判。牢固地确立了团结的需求之后，接下来梅特涅请求塔蒂斯切夫说明至少在什么情况下俄国肯听从奥地利内阁的意见与同盟各国的意见，但是最后塔蒂斯切夫起草的内容只到达了梅特涅手中，梅特涅一个个否决了塔蒂斯切夫的要求；他不同意俄国对希腊人行使保护国的权力，不承认土耳其宗主权，也不同意同盟的军事行动，最后塔蒂斯切夫一筹莫展。当他无可奈何地请求梅特涅制定另一种纲领时，他只不过是表明了自己的困境：团结一致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一系列条件，一旦成为目的，将导致放弃为政之道，使得同盟内最有决心且目的明确的成员占据主导地位。梅特涅写道：“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他们想欺骗我，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或他们能做什么。前者太可笑，不值得考虑，后者正好符合我对他们国家的了解，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正确的解释。”[12]
在此时刻，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一封态度固执的来信却几乎破坏了梅特涅精心设计好的事情，帝国政府不但拒绝了俄国的要求，还指控俄国煽动希腊革命，语气似乎专为给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提供一个断绝关系的借口。[13]但是梅特涅还未到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借表明与俄国关系牢不可破来躲避困境：他将土耳其人的来信与奥地利的答复一起念给塔蒂斯切夫听，表示奥地利不屑于把这样一封信转交给俄国。这样，梅特涅的第一次拉帮结伙的行为实际上变成了消除宣战借口的措施。塔蒂斯切夫接受了梅特涅的托辞，事实上，他还表示说他相信土耳其人的无理放肆不会影响到俄国冷静的决定。就这样，维也纳的磋商沦为猫与老鼠的游戏，目的不在于达到俄国的目的，而在于发现塔蒂斯切夫为何如此愚蠢且优柔寡断。最后，三月二十七日，塔蒂斯切夫透露出梅特涅实际上成功地离间了亚历山大一世与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似乎塔蒂斯切夫现在被命令绕过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直接向亚历山大一世报告。塔蒂斯切夫还说，亚历山大一世的唯一愿望就是要找出体面的方法来挨过夏天，以便能够不受束缚地在秋天出席会议。梅特涅写道：“在剥夺了世界几个月的和平之后，整个事情今天才算开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我面前双手支撑着头，要求我把内容解释给他听……（他）想要在迷宫里找到出路，又来找他的老朋友阿里阿德涅要那个领路的线团了。”[14]
结果是给了他一个乱糟糟的线团。现在谈判双方都归梅特涅负责，他首先起草了塔蒂斯切夫致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正式报告，解释为何无法得到奥地利对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指示的默认。接着他又附加上梅特涅本人的正式信件，仍旧针对卡波季斯特里亚斯，重申奥地利的立场依然是基于一月二十八日备忘录的原则，而且继续区别看待俄奥争端与希腊叛乱。接下来是给沙皇的半正式信件，为了缓和他的焦急心情，催促将召开欧洲会议的日期提前至八月。最后，梅特涅又托涅谢尔罗迭转交一封密信给塔蒂斯切夫，让他带给亚历山大一世，首先请求信任，又狡猾地表示惭愧，因为纯粹实行了奥地利的政策，但是所谓奥地利政策指的也仅仅是他极其希望成为他的朋友们的力量支柱等等。[15]鉴于必须给亚历山大一世一些证据表明奥地利的友谊，梅特涅又为皇帝弗兰茨起草了一封信，宣布如果奥斯曼帝国继续坚持拒绝俄国基于现有条约的要求，奥地利将决定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只要所有的同盟国同意，考虑到卡斯尔雷的固执，这个允诺足够安全。为了明确同盟的意义，从六月开始将在维也纳召开大臣会议。为了消磨酝酿阶段，他又给亚历山大一世灌输了一些关于欧洲稳定的思想。
[1] N.P.，Ⅲ，p.492.
[2] N.P.，Ⅲ，p.494； Webster，Ⅱ，p.356f.
[3] Schwarz，p.239； Phillips，W.A.，The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London，1913），p.225.
[4] N.P.，Ⅲ，p.492f； Webster，Ⅱ，p.375f.
[5] Webster，Ⅱ，p.376f.，28 October，1821.
[6] Stern，Ⅱ，p.561f. （text）.
[7] C.C.，Ⅻ，p.443，14 December，1821. 这封信实际上从未送达，因为英国大使担心信中某些威胁性段落可能会造成有违本意的效果。
[8] Schwarz，p.246.
[9] 参见N.P.，Ⅲ，p.531f.以及Webster，Ⅱ，p.379。韦伯斯特尽管对梅特涅颇有看法，也称赞这封信很“机敏”。
[10] N.P.，Ⅲ，p.505.
[11] 有关梅特涅与塔蒂斯切夫的会谈，参见Prokesch-Osten，Ⅲ，p.303f.和N.P.，Ⅲ，p.549f.。梅特涅的记述包含在写给他的诸大使的信件中，尤其是驻奥斯曼帝国大使。似乎他没有必要添油加醋；只会准确地加以叙述。
[12] N.P.，Ⅲ，p.506.
[13] Text，Prokesch-Osten，Ⅲ，p.278f.
[14] N.P.，Ⅲ，p.507，3 April，1822.
[15] N.P.，Ⅲ，p.539f.所有信件日期都是1822年4月19日。Prokesch-Osten，Ⅲ，p.363f.。
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被打败了。希腊问题与奥斯曼问题被隔离开来，俄国的野心被以同盟的名义挫败，虽然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花费了七年时间竭力想给这个同盟一个最为宽泛的诠释。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徒劳地想要证明如此诠释同盟口是心非，目的只是为了让亚历山大一世同意自我限制的原则。为了离间英国和奥地利，他徒劳地呼吁建立一支欧洲军队来对付西班牙的革命。梅特涅只是将这个提议添加在大臣会议的议程里，给了亚历山大一世又一个参会的动机。现在梅特涅主要担忧的不再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而是卡斯尔雷的迂腐不化。梅特涅写道：“卡斯尔雷永远理解不了问题的核心是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并不想牵涉在奥斯曼的事情里，只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认为西班牙问题可以给他一个机会来提出奥斯曼问题……这又是一个我与卡斯尔雷的处理方式会完全不同的问题……卡斯尔雷会撰写一份备忘录来表明荒谬之人从来都不讲道理；而我只会发出一个小小的邀请，最后甚至要求‘请赐复’……但是如果有什么能够挽救亚历山大一世和理性，那会是邀请信而不是备忘录。”[1]
这的确是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不同之处，一方面是构想不言而喻的危险以及实施政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始终努力建立持久关系的框架。卡斯尔雷的政策是经验性的，因为不列颠的岛国观念注重让自己无懈可击。因此英国只能根据自己提出的条件来与同盟各国共同行动，而且只针对那些它有权利对其加以定义的威胁。既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殊问题导致人们意识到必须采取共同行动，英国的政策往往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在当前的任务上，而很少考虑未来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欧陆国家外交政策的问题并非暂时的危险，而是持久的易受攻击性，那么这样一种专门的做法就过于危险。梅特涅无法选择作出何种承诺或只管为自己进行战争，他一直需要得到支持，这迫使他采取一种确定“诉求”的政策，建立一个没有基本对抗，或至少有最大数量的潜在政治同盟的框架。英国的风险在于孤立，奥地利的风险在于解体。在卡斯尔雷看来，维持协议即是一切；在梅特涅看来，维持的方式也几乎同样重要。因为卡斯尔雷能够在会议结束后重新回到海峡对岸，他认为达成协议即是外交活动的目的。因为梅特涅必须与对手保持密切接触，他认为协议只是定义持久的关系。由于此原因，卡斯尔雷政策的主要倾向是要表明俄国诉求的“不合理”，如果这个目的失败的话，那就要集结优势兵力。同样，梅特涅的主要倾向是为他反复无常的对手建造一座金色桥梁，使得冲突的解决看上去是意愿的表达，而非表示投降。结果，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最后一次争议也像往常一样，仅涉及措施的形式，而他们两人对其实质内容则是意见完全一致。
无论卡斯尔雷个人如何赞同梅特涅灵巧地利用同盟，但是受制于英国的国内体制，他自己却无法过于直接地作出承诺。自从亚琛会议以来，同盟首次有了一个英国可以同意的目标，甚至当此之际，卡斯尔雷仍然要费心说明他的政策是英国政策，而非欧洲行动。他致信梅特涅说：“我开始预见到危机正在迫近……可能会迫使奥地利和英国追求它们共同的目的，像在莱巴赫会议上那样，使自己采取有些不同的态度，符合他们各自政府的性质和资源。奥斯曼问题的突出特征……使我们最初能够以更多主动性来发挥作用，但是等到面临最后需要决定的问题时，我们的政策应该……不至于如此约束我们，竟使得必须……将整个谈判提交议会讨论。”
所有这些都只是开场白，真正要谈的内容是承认，当梅特涅采取希望能诱使俄国参加大臣会议的措施——允诺将讨论从君士坦丁堡撤出大使——时，英国无法合作。正如一八一三年英国拒绝讨论一个重要性在于貌似温和的和平计划，现在它也不能参与一个仅仅旨在挽救沙皇脸面的计策。经验主义外交政策的力量在于具有目的一致性，因此也具有与之相符的缺陷，那就是必须就事论事。梅特涅提出与奥斯曼帝国断绝关系，以表明他与俄国的亲密，为举行会议提供诱惑，尤其是争取时间。但是卡斯尔雷面临议会的困难，甚至都无法同意讨论这个步骤。梅特涅想让英国在会议上反对他的提案，但是卡斯尔雷却没有装假的余地，他讨厌让一位英国全权代表参加英国议会可能会认为违反了互不干涉原则的会议。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梅特涅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斯特兰福德勋爵的帮助，为梅特涅提供“一个支点，或许可以让你的杠杆发挥作用 ”。[2]
这句话标志着卡斯尔雷与梅特涅合作的基础：奥英的相互理解使英国能倡导让欧洲大陆从欧陆自身的角度来维护其政策，同时给予梅特涅一种选择，这是其政策灵活性的条件。梅特涅在回信中感谢了这一点。他假设两个国家利益一致是政策的根本原则，即使在追求各自目标时，它们有时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是卡斯尔雷对英国参加大臣会议犹豫不决，梅特涅对此的反应表明，尽管他精明异常，却仍然未能理解英国国内情况的根本事实，那就是参加任何欧洲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变得越来越难合法化。因此他将卡斯尔雷的犹豫归因于担忧会议的后果，他试图缓解这种担忧，解释说，会议将使得沙皇更不愿意说出“战争”这个致命的词。的确，俄国朝廷里的“希腊派”会希望使谈判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梅特涅又说：“我们两个人一起下这盘棋，我不认为俄国朝廷在一八二一年会获胜。等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接受我们的提案时，我肯定会觉得一八二二年的事情将像一八二一年那样继续下去；也就是说一切顺利。”[3]
亚历山大一世接受了提案。经过几个月令人不安的沉默，传来了俄国将不会越过普鲁特河的消息，倒霉的塔蒂斯切夫又再次被派往维也纳进行谈判。土耳其人作出的第一个让步结束了亚历山大一世的犹豫不决，他急切地接受了这种让步，表明他渴望同意盟友的请求。当奥斯曼帝国政府原则上终于接受《四点协议》时，斯特兰福德将这种示好的姿态直接转达给了圣彼得堡，尽管土耳其人对什么时候实施该协议故意保持沉默。沙皇迫切想逃避困境，选择将此认作恢复外交关系的充足理由。我们不清楚究竟是邀请信还是备忘录促使沙皇作出此决定，然而毫无疑问是哪种文件提供了实行此决定的模式。沙皇对普鲁士使节说：“我可以让自己被希腊人的热忱所感染，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反叛动机不纯，何况我如果干涉将会给我的盟友带来危险。自我中心不再是政策的基础，我们神圣同盟的真正原则是纯洁的。”[4]六月二十五日，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请了长假，再也没有回来。
梅特涅对此胜利的反应是什么呢？满怀高昂的成功喜悦，对自己所奉准则的正确感到洋洋自得，就像一位技术人员确信自己手艺高超。他写道：“现在证明这些准则是对的，（政策基于）历史而非小说，基于知识而非信念。”[5]“我不是比别人更顽固，而是更坚持不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他只信任我，你想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一笑而已。”[6]对于梅特涅，讨论并非有关抽象理论，也不是沉浸于人类彼此友好相处的前景。他是十八世纪的产物，将政策视为科学，而非情感的表达。挫败了沙皇——这不是道义事实，而是政治事实。俄国默许自己受别人指引，偏离了其传统所要求采取的措施——这不是一个伦理事件，而是历史事件。他向奥皇汇报道：“彼得大帝成就的伟大事业已经解体，现在一切都换了新的基础。”[7]这位在维也纳操纵谈判、头脑清醒的人并不准备重复亚历山大一世在莱巴赫所犯的错误，即将召开的会议不会成为仅为表明团结一致的论坛，而是要让沙皇的承诺不可更改。英国内阁认为奥斯曼问题已经暂时解决，沙皇盼望着以欧洲拯救者的形象出现，此时梅特涅却开始着手安排一次他最善于将其转变为道义象征的会议，同时一劳永逸地终结俄国对巴尔干半岛的计划。然而，与上一年不同，这次会议目的不在展示奥地利与俄国意见一致，而是要将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提升至普遍原则的水平：挫败沙皇在东方的计划，却又让他继续作为热切的成员留在同盟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展示最大限度的道义共识，这样奥地利就不至于因为与亚历山大一世意见相左而首当其冲。
因此梅特涅施展所有的计策目的都在于诱使卡斯尔雷参加预定将在维罗纳举行的会议。他致信卡斯尔雷：“俄国遭受了决定性的挫折，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会认为自己是被打败了。他会把自己朝廷犯下的大错解释成为了欧洲利益而做出的巨大牺牲。俄国的政策在东方失去了威力，将会试图以在西方的大范围活动来取而代之……（但是）他的朝廷遭受的风险却减少了许多，因为（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适于采取实际行动的层面。因为主宰各国最强的法则是地理位置……因此现在四个（西方）大国能够掌控自己的行动；但是为了继续保持这种状况，就必须达成相互理解。”因此一切都有赖于卡斯尔雷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会议不要求做什么，而只要求避免什么。信件最后承认，尽管设计巧妙，梅特涅的政策依然像蛛网那样弱不禁风，像纸牌屋那么不堪一击：“如果您让我失望的话，我就孤立无助了……交战将会失去平衡。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勇气不要拒绝交锋；但是如果我必须独自应对本该由两个因政治观点一致而彼此非常了解的内阁共同争取的事情，那问题就有些错位。”[8]
但是上帝不喜欢骄傲自大，不喜欢梅特涅在取得最大胜利时刻感到的精神上的骄傲。卡斯尔雷决定来维罗纳，但是这个决定只是表明了他处境之尴尬。同盟只能通过在欧洲的一个区域进行干预来防止在另一区域采取行动，欧洲的协同行动只能依靠压制和不断的骚乱来取得，这些都背离了当初在巴黎满怀希望设想的协商体系。每次会议都越来越是为了图谋权益，而不是展示和谐的益处；相继召开的每一次会议都变成了操纵手腕的较量。在国内，卡斯尔雷越来越孤立。他是内阁唯一亲身体会过战时同盟伟大时光的人。在那一段转瞬即逝的时光里，欧洲似乎如此团结一心，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只是共同面临的危险才将它们维系在一起。他单枪匹马倡议制订了会议体制，但是七年已经过去了，卡斯尔雷亲手创建的稳定使得他的国家无法理解他的欧洲设想。即将召开的会议不但未能证明他的政策有效，反而显示出他的困境：他的成就被视为理所当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的成就的真正意义变得越来越无法为人所理解。那么卡斯尔雷在维罗纳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梅特涅所有的外交手段都基于给予亚历山大一世他想要的形式，但拒绝给予他实质性内容。但是一八二二年英国公众的基本反应是，不可能将欧洲的协同行动视为英国关心的内容，因而不足以对此作出任何让步，无论它是如何得走走形式而已。英国仍然能够继续与欧洲大陆合作，但不是为了合作本身，只是就某些有限范围内的事情；总而言之，只能通过回到过去那种卡斯尔雷曾经如此努力超越的岛国观念境界。对于卡斯尔雷，会议旨在表明欧洲的团结一致，而对于英国内阁，这意味着危险地介入欧洲事务。这两种观念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卡斯尔雷在最后一次与英国国王会面时说：“陛下，必须同欧洲说再见了，只有您同我了解它，并且挽救了它；在我之后就不再有人能理解欧洲事务。”
四天之后，他自杀了。
[1] N.P.，Ⅲ，p.512.
[2] Text，Webster，Ⅱ，p.537f. （Appendix），30 April，1822.
[3] Text，Webster，Ⅱ，p.538f.，16 May，1822.
[4] Stern，Ⅱ，p.250.
[5] N.P.，Ⅲ，p.542.
[6] N.P.，Ⅲ，p.520.
[7] N.P.，Ⅲ，p.554.
[8] Text，Webster，Ⅱ，p.541f. （Appendix）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