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九年之间，年逾八十的梅特涅写了一系列备忘录给他的继任者布奥尔，后者因为奥地利地位脆弱而深感担忧，不惜代价寻求一种联盟体系。梅特涅以他清醒的隐晦风格论辩说，中欧帝国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国家，因为它很快就会发现邻国既不够强大，也不愿意提供支持。但是奥地利也不可能保持中立，因为地处中心地带，注定会牵扯进每一次冲突，何况中立还会鼓励其他国家提出与奥地利的生存不相容的要求。这种困境的解决方案在于依托奥地利唯一真正的优势：它在欧洲没有自私的欲望，所有寻求安宁的国家必然倾向于它。因此，奥地利从不会真正孤立，如果只是为了获得盟友而盲目地作出承诺，那只会削弱奥地利的地位。奥地利只能为特定的目标作出承诺，它真正的政策是在任何冲突的早期阶段，通过不参与政策来定义联盟的道义框架，而非被动地接受它，以奥地利的参与来交换这个典型维持现状国家唯一感兴趣的目标：安宁的条件。梅特涅坚持认为，只要明白其目的，孤立不值得惊慌失措。外交活动成功的关键是行动的自由，而不是正式的关系。[1]
这是梅特涅一生外交活动的基础。行动的自由，意识到自己比任何对手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这是比联盟更好的保护，因为它能保留所有的选择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一个岛国的行动自由可以因其地理位置得到保证，中欧国家的行动自由却不得不依赖它的道义地位，以及通过安排其他国家作出承诺，使得奥地利的选择永远大于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政策需要冷静的头脑，因为它试图通过平静地接受很大的风险、孤立或者损害奥地利利益的突然协议，来表明奥地利是不可或缺的。它的成功取决于正确权衡力量的组合，尤其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奥地利卓越的灵活性并非错觉。鉴于它的成就直到最后一刻才会显现，而风险却显而易见，要实施这种政策要求，就必须具有梅特涅特有的近乎傲慢的自信心。由于这种政策取决于许多无形的因素，随着奥地利的地位在十九世纪逐渐下降，尤其是普鲁士和俄国将奥地利视为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普鲁士关注德意志，而俄国关注巴尔干半岛——之后，实施这种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梅特涅的接班人只看到了危险，而没有注意背后的构想，他们在互不相容的选择中恐慌地来回摇摆，以此取代了他微妙的操纵，结果是使奥地利注定走向末日。
然而，在梅特涅仍然能够控制事件走向时，人们能从他在危机时刻的外交活动中发现两个几乎不可避免的阶段：貌似犹豫不决的阶段，他此时会不易察觉地定义共同努力的道义框架，以至于它看上去像是普遍愿望自发的表达；其次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通过公开声明使奥地利的盟国承诺采取有限目标的政策。因此，一八一三年春天曲折的谈判之后是布拉格会议，旨在表明拿破仑的诉求与均势体系互不相容；《卡尔斯巴德决议》导致维也纳会议召开，展示德意志在道义上的团结一致；特罗保会议之后是莱巴赫会议，象征着欧洲在道义上团结一致——并且在此过程中使沙皇作出了不可撤销的承诺。
因此，莱巴赫会议主要是梅特涅在特罗保一手缔造的欧洲政府的体现。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呼吁英国调停也无济于事；法国派出第三位全权代表布拉卡来监督他的同行和防止那不勒斯国王的行为过于胆怯，结果也无济于事。梅特涅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掌控了亚历山大一世。他写道：“没有人相信皇帝（亚历山大一世）与我意见完全一致，实际上现在也仍然一致。过去四个月的影响正在开花结果。俄国外交大臣被击败了，强者挟持了弱者，依据的是力学定律、物理学定律和道德法则。”[2]普鲁士国王甚至没有露面，只是派遣了他的外交大臣，伯恩斯托夫，他实际上是梅特涅的附庸。英国代表斯图尔特又再次受到鼓励去维也纳看望妻子，直到基本的决定已经做出，结果又重复了一遍特罗保会议上不明就里的人怒不可遏的场景。那不勒斯国王的欺骗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梅特涅竟能再次以倡导适度的人的面目出现。这位君主一离开那不勒斯，就立刻放逐了他的议会和宪法，虽然他刚刚还以戏剧性的语言立下誓言要维护议会和宪法，说什么如果违背誓言就天打雷劈。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很快就做出了决定。亚历山大一世于一月八日抵达，一月十日梅特涅报告说：“今天，除非天崩地裂……我们已经赢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就像魔鬼在圣水中那样左右翻滚，但是他已经在圣水里了，无计可施。”[3]梅特涅又找出了他“后宫”的另一位成员，那不勒斯驻维也纳大使鲁福，并指派他为那不勒斯的发言人，而宪法规定的外交大臣，陪同国王一起来的加洛只好在附近的格尔茨赋闲。一月十三日接着发生的一幕几乎可以说是直接出自喜歌剧，使得在莱巴赫的梅特涅乐不可支。鲁福出席了全体会议，宣读了根茨和梅特涅替他起草的演讲，其中那不勒斯国王请求同盟各国根据“正义、智慧和宽宏大量的准则”，指派他担任调解员的角色。梅特涅以同样高昂的语气回答说，同盟各国很高兴“协助陛下获得更多百姓的爱戴”，但不幸的是，在特罗保就已经决定“不承认任何以犯罪手段造成的并且会时刻扰乱世界和平的动荡”。面对这样的强硬态度，一位立宪君主该怎么办呢？梅特涅通过鲁福的声音回答说：作出最大牺牲，并且放弃同盟各国拒绝与之协商的宪法。鲁福来时就准备好了一封国王致那不勒斯人民的信函，国王“在上帝和他自己的良心面前他完全若无其事”，他告诉臣民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只是为了让他们避免战争的恐怖。但是，唯恐还有人反对这种崇高的行为，另附一封机密信函，宣布说有一支奥地利占领军将要到来，以“保证”实现欧洲愿望。
等斯图尔特回到莱巴赫，喜剧的第一幕已经结束了，他发现梅特涅忙着写第二幕的剧本，将当着其他意大利朝廷代表的面通知加洛公爵同盟各国的决定。斯图尔特再次发现同盟各国已经准备发布宣言，而他又没有参与有关此宣言的谈判，只被要求表示同意。他再次因为天真被利用而胡乱抗议一气，但他能做到的仅仅是获准在会议记录上写下“尽管英国代表在场……他没有得到授权参与会议的谈判过程……”[4]结果甚至这种让步也很快被证明是虚幻的。斯图尔特于一月三十日到达时，正值与会的欧洲准备向那不勒斯的外交大臣宣布其决定的庄严时刻，他发现梅特涅已经用另一个全新的声明取代了原来的声明，非常强调同盟各国的团结一致，并且完全略去了斯图尔特的保留意见。代表们已经陆续到齐，斯图尔特怒不可遏。最后人们还是说服了他同意让新声明保留原样，而梅特涅同意最后宣读他的抗议。加洛公爵被召唤到会议代表面前，梅特涅以庄严尊贵的姿态——与先前的激烈言行形成对照——向他宣布了同盟各国的决定，而且说话的方式几乎使人忽略了斯图尔特的保留意见。但是结局却是一种反高潮，与气势昂扬的代表阵列不相称。革命国家的大臣没有提出愤怒的抗议或不失尊严地强调他的原则，他听完梅特涅严肃的演讲，只是和善地点头表示同意。他感谢梅特涅所作的努力，承诺回到那不勒斯之后尽其所能支持他们。[5]那不勒斯的革命曾经导致了召开两次欧洲会议，使欧洲的大臣们忙乎了近一年，最终的失败表明了革命之愚蠢，而梅特涅在七个月曲折的外交活动中实施的所有舞台管理措施都未能达到这一效果。
只是当奥地利成为欧洲的代理人，而且革命爆发半年之后，奥地利军队才越过了波河。但比获得欧洲许可干预那不勒斯更重要的是梅特涅对沙皇的影响，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即使俄国是奥地利的一个省，梅特涅的言行也不可能比这更自信了。尽管梅特涅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表白奥俄永恒的友谊，但是在与斯图尔特谈话时，他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认为谁才是他真正的敌手。斯图尔特说：“他告诉我他终于能够让俄国沙皇作出承诺，不仅对抗意大利，而且对抗全欧洲的自由派……后续会议将表明他所有的谋划都没有落空，在奥地利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时，他指引奥地利帝国获得了安全的和值得称赞的胜利。”[6]
[1] N.P.，Ⅷ，pp.354-417.
[2] N.P.，Ⅲ，p.424．
[3] N.P.，Ⅲ，p.424.
[4] Webster，Ⅱ，p.316.
[5] Stern，Ⅱ，p.154f.； Webster，Ⅱ，p.318f．
[6] Webster，Ⅱ，p.315．
但是，在产生这些有益的结果之前，还是不得不再次听到英国的声音。斯图尔特在莱巴赫扮演了同在特罗保一样可笑的角色，但是随着议会会议的临近，再加上反对党抨击外国干涉独立自主的国家，卡斯尔雷不能仅仅满足于斯图尔特空洞无力的抗议。一月十九日致会议全体代表的信函似乎是答复同盟各国十二月八日在特罗保的宣言，再次概述了英国的立场。[1]该信件字斟句酌竭力显得是在讲道理，迂腐地一再重复所有在过去一年已经证明无效的理由，表明写这封信其实只是为了提交英国议会，卡斯尔雷并不想在同盟中引起分歧。他再次重复了岛国政策所有的理由：普遍干预权违背了英国的根本法则：但是即使不存在这种反对理由，英国也无法参与这种事情，因为假使“君王们不是那么慈悲为怀”的话，可能会导致全面的暴政。并非要在原则上否定干预，事实上英国内阁经常承认它作为正当防御的必要性，但是它不能建立在普遍的权利之上，肯定不能基于一种英国始终反对的对一八一五年条约的诠释。干预是国际行为的一个例外，绝非其规则。
这封信件没有任何新意，结束时的语气还表明欧洲同盟是卡斯尔雷唯一的外交政策。信里最后强调，英国“完全公正地看待东方国家纯真的意图”，“感情上的分歧”不影响“同盟在任何其他问题上的和睦友好关系，也不会削弱他们对所有共同事业所给予的最大热情”。卡斯尔雷的政策具有一种悲剧性的迟钝，拒绝承认共同的行动已经不可能，这并非因为任何人的过错，而是因为岛国和欧洲大陆对危险的看法已经互不相容。但是卡斯尔雷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就必须否定自我。在他看来，分歧不在于努力构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而在于对它的滥用；不在于同盟的性质本身，而在于竭力想给同盟一个并非它初衷的方向。因此他认为他的任务是维护同盟，而不是宣布分歧，而随此信函一起寄送的短简也透露出起草信函时的保留态度：“……你们会避免任何可能会引起怀疑的讨论，避免怀疑同盟各国政府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可能会削弱同盟的和睦友好，而实际上根据条约真正接受的所有观点你们始终会和谐且尽力地尊重和申明将维持这种同盟的和睦。”[2]奥地利驻伦敦大使告诉梅特涅：“卡斯尔雷就像一个极其爱好音乐的人在教堂里；他想鼓掌，但又不敢。”他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
因此，恰如其分地，卡斯尔雷在下议院的最后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为同盟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承认同盟犯过错误，但是也认为它将继续发挥作用。他描述了烧炭党的活动，其准确程度恐怕连梅特涅也难以超越。他捍卫奥地利的动机，他认为奥地利能够在全体欧洲会议上获得支持，这本身就足以证明其动机之纯粹。因此，问题不在于奥地利是否应该干预，而在于如何说明干预有理。然而，这种差异并不值得造成同盟的分裂，更不应该导致采取孤立的政策。同盟继续存在，力量并没有减弱：“关于大陆主权国家的联盟已经说了很多，我仍然不会放弃为它辩护。持反对意见的绅士们曾经如此不看好同盟的前景，结果却大失所望，难怪他们心感不快。如果指望他们多一点耐心，那恐怕是对人性期待过高……只要这件事情能够持久下去，都将提醒人们他们有多么愚蠢。我希望这个同盟将持续巩固欧洲和平，它已经证明了……可敬的反对派先生们沉溺于其中的预言以及他们所建议的政策之荒谬。”[3]
以惯用的字斟句酌和一如既往冷冰冰的平静语调发表的演说，表达了对欧洲联合的愿景，但是它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永远无法为英国公众所理解。在他们看来，以结盟来巩固和平本身就自相矛盾。同盟有特定的目标，而且必须有所针对。在没有遭遇空前危险的情况下，与欧洲大陆联合采取的共同政策根本就无法在国内得到合法化。卡斯尔雷设想的通过诚信获得欧洲统一，仅仅通过同盟的和谐来治理欧洲，都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其倡导者注定会遭到毁灭，尽管看似冷静迂腐，却依然具有悲剧性。
[1] Webster，Ⅱ，p.321f．
[2] Webster，Ⅱ，p.323f．
[3] Hansard （Commons），21 February，1821．
与此同时，奥地利向南方进军，梅特涅坚持要将这场喜剧演到底，直到展示了每一种可能的道义原则，才能打发观众回家。梅特涅从来不会给被击败的对手恢复的机会，他现在开始着手消除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最后一个可能阻碍干预的借口：特罗保会议曾经允诺给予那不勒斯机构体制，以保证其安宁。如同在卡尔斯巴德，梅特涅曾经使恐慌的德意志国家平静下来；如今在莱巴赫，他使坚持要恢复绝对统治地位的贪婪的那不勒斯国王态度缓和下来。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梅特涅说服他接受《那不勒斯王国基本法草案》，该草案曾经秘密提交给沙皇，并得到了他的许可。草案准确地反映了梅特涅治理国家的准则：虽然规定了分散管理，但加强了君主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只能受到纯粹具有顾问功能的国务委员会以及协商委员会的限制，后者是由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代表组成的议会。[1]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徒劳地呼吁沙皇至少留下一点点代表机构。欧洲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确立了一位“合法”的统治者，即使此人是那不勒斯国王般可笑的人物，一个性格极其执拗的人，想请求撤销他的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梅特涅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公然绕过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并且诱使亚历山大一世让他的外交大臣闭嘴。梅特涅说：“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与皇帝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但是）皇帝更强硬，理由是显而易见的。”[2]
事实上，现在梅特涅最大的问题是要约束沙皇的过分热忱。亚历山大一世写道：“我们正在从事与撒旦的斗争，”这证明他多么仔细地研究了梅特涅的“信仰告白”。“大使们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只有那些上帝置于人民之上的人物才能——上帝保佑——在……与此恶魔的力量交锋中……生存下来。”他又写道，自从各国内阁根据神圣同盟的准则会面以来，所有基督教的敌人、所有革命者、烧炭党人和要求平等的激进分子都已经发誓复仇。[3]在这种心态中，不难诉诸讨伐的想法，当然不是为了改革人性，而是要打败革命；不是为了开启一个新时代，而是为了恢复平静。沙皇对法国代表说：“难道您认为召开这个会议的唯一目的是惩罚几个烧炭党人吗？……那不勒斯学了西班牙的样，现在也应该成为杀一儆百的对象……如果我们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公正的秩序，或许法国也能有机会在西班牙起到奥地利在那不勒斯的作用。”[4]
但是梅特涅并没有打算让法国从他艰苦的谈判中得到好处，而且他知道如果是在西班牙，英国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善意地提出抗议。如果同盟各国干预伊比利亚半岛，结果就不会只是就某个行动的合法化进行了本质上是学术性的讨论，而英国也欣然同意其实质，而是必将导致公开的、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同盟破裂。梅特涅虽然愿意采取独立的政策，但并不准备迫使英国变成公开的敌人。他深知正是因为拥有英国这一选项，他才可以追求一种冷血的厚颜无耻的政策，才能够承认沙皇每项措施的原则，但与此同时完全控制其实质，使得俄国无法达到任何具体的“俄国”目标。卡斯尔雷的友谊降低了梅特涅的风险。只要保持与英国的联系，最糟糕的事情也只不过是奥地利与俄国之间发生纯粹的政治争斗，而这种争斗无论如何有害，都会因为英国的支持而得到缓解。但是如果英国被驱赶到不可挽回的对立面，梅特涅的政策就将失去灵活性，他就只能通过迎合沙皇的偏见来减少风险。梅特涅以现在已历经考验的亚琛会议的策略来应对这个问题。他说服亚历山大一世，鉴于法国的条件尚不稳定，对西班牙进行干预是不成熟的；但是为了让自己的拒绝显得比较和善，他又指出另一个展示欧洲道义团结的机会，提议将西班牙问题推迟至次年将在佛罗伦萨召开的会议讨论。梅特涅说道：“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利用了我的影响来防止（亚历山大一世）越过好的或正确的界限。因为邪恶从善的边界开始，它是如此隐蔽，以至于理性如果没有所谓外交手腕的得力帮助的话，就无法发现这种边界线。”[5]
二月二十八日，梅特涅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会议正式结束。三月七日，奥地利军队在列蒂战役中摧毁了那不勒斯的军队。三月二十四日，几乎没有遭受任何人员伤亡的奥地利军队进入那不勒斯，刺刀尖上插着橄榄枝。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体现梅特涅以和平为武器、温和为工具、道义共识为基础的政策的终极意义。(www.xing528.com)
[1] Stern，Ⅱ，p.155f．
[2] N.P.，Ⅲ，p.429．
[3] Schwarz，p.224．
[4] Stern，Ⅱ，p.152.
[5] N.P.，Ⅲ，p.438.
但是，正当奥地利军队所向无敌地朝那不勒斯前进时，仍然聚集在莱巴赫的各国全权代表们却获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似乎证明奥地利外交大臣有关所有革命相互关联的话不无道理。三月十二日，传来了皮埃蒙特爆发革命的消息，那是唯一不受奥地利影响的意大利王国，革命导致了国王退位。但是有了上一年的经验，梅特涅几乎可以机械照搬在那不勒斯和德意志大获成功的策略来对付这场革命。没有必要说服亚历山大一世相信存在新的威胁这个事实，即使真要让他相信的话，那也是为了抑制他的迫不及待。沙皇宣称，“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上帝让我一直留在这里，我对他感恩不尽，由于他的安排，我才能仍然与我的盟友们待在一起……如果我们拯救了欧洲，这是因为他的愿望。”[1]九万俄国军队被动员起来，作为正在加速向意大利进军的奥地利军队的后备力量，同时打消法国任何企图干涉的念头。在此期间，梅特涅授权俄国驻都灵大使尝试与革命者谈判，让他们向新国王——退位君主的弟弟——投降，以换取赦免——这是一种离间革命阵营的手段。四月八日，奥地利军队彻底击败了皮埃蒙特革命者。
人们可能会认为，梅特涅肯定能在奥地利获得普遍称赞，因为他采取的政策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平定了两次革命，巩固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而又没有穷尽帝国的道义和物质资源。但是一项政策是否明智只有在回顾时才能显示出来，而风险却是立马可见，尤其是像梅特涅这样巧妙编织的政策。因为如果可以换来实质性内容，梅特涅总是准备放弃形式。以梅特涅的前任施塔迪翁为首的“奥地利学派”政治家站在凯旋的制高点，认为梅特涅取得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批评他不应该冒无谓的风险。他们不理解危险的程度，因而也无法理解成功的性质。让俄国参与针对皮埃蒙特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危险地放弃奥地利的主权。事实上，他们质疑在财政负担本已十分沉重的情况下这次行动是否还有必要，指责梅特涅毫无必要地把奥地利从英国的盟友变成了俄国的卫星国。即使对于他在莱巴赫如此精心安排的戏剧，他的同事们也只看见了表面的价值，这算是梅特涅保持低调谦逊的技巧的明证。但是梅特涅在他获得最伟大胜利的时刻，居然发现维也纳内阁比俄国的朝廷更难对付，这是命运的讽刺性安排。
四月二十二日，梅特涅以两封长篇信函答复了施塔迪翁，令人想起了有关一八一三年政策的杰出声明。[2]开头的警句和问句定下了信函的基本语调：“我有勇气，但不抱幻想……如果我没有把握促成（俄国军队）撤退，就像我让他们前进那样，您认为我还会让他们进军吗？”这个骄傲的声明是个开头，接下来梅特涅概括了自己的动机。他承认没有必要展示实力来打败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的革命，但是他关心的并不是皮埃蒙特或那不勒斯各自发生的动荡，真正的危险在别处而不是在意大利：“我（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消灭俄国自由主义，向欧洲表明激进分子遭到了两个仍然行动最自由的大国的反对……在一八二一年只有事实才能说明问题。所有的承诺，俄国皇帝所有的言辞都没有价值；调动十万部队……这次动员花费了一千二百万，这才是事实。命令他们停下来，这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十二万部队靠近我们的边界，但只在我们提出要求时才能前进……这是第三个事实。”施塔迪翁应该对取得的成就或者俄国的无关紧要不抱幻想：“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好处，但充其量也只是使我们可能继续生活下去。我们一定不能欺骗自己；我们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而已……邪恶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欧洲所有的国家）肯定会认为我们的成功是犯罪，我们的概念是错误的，我们的观点愚不可及。”
他比谁都更彻底地承认了自己的无可奈何。他处于胜利的顶峰，全欧洲几乎都视他为首相，三位君主没有他就不肯采取任何行动。经历两次大获全胜，然而梅特涅感受到的不是权力和荣耀，而是无力、危险以及灾难的临近。在他职业生涯的顶点，这位中欧国家的外交大臣却如此悲观，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帝国注定要走向灭亡。奥地利不愿意调整国内体制，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又无法继续这样生存下去，即使其最成功的政策也无非只是延缓死期，是绝望地想要抓牢盟友的承诺，不是为了建设性的工作，只是为了暂时转移那不可避免的大灾难的一部分。因此，梅特涅的政策是纯粹意义上的外交，本质上只是一种器乐类的技巧表演，其技巧纯熟恰好证明最终的徒劳，证明这个中欧帝国需要稳定压倒一切，却只能通过发挥绝技来谋求生存。
但是，一八二一年四月，的确有人使出了绝技；虽然没有为奥地利的困境提供最终解决方案，但却避免了灾难。假如说梅特涅曾经有疑虑，他也从来没有让外面的世界知道这一点。在努力掩盖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弱点方面，梅特涅极其成功，以至于奥地利在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无可替代，而且正如梅特涅正确判断的那样，并没有疏离英国。梅特涅最后说道：“俄国没有领导我们，是我们领导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这有几个很简单的原因。他需要别人的建议，但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顾问。他认为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是烧炭党首领，他不信任他的军队、他的大臣、他的贵族和他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领导……而且英国完全站在我们一边。”这是梅特涅政策的真正成就，它消灭了俄国自由主义，并且通过假装服从获得了对奥地利最危险的对手某种程度的控制权。
五月份，欧洲列强的重聚终于结束了。但在允许沙皇受到俄国朝廷的影响之前，梅特涅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意在继续约束亚历山大一世，直到来年的会议。备忘录大纲基本遵循特罗保会议上的那份“信仰告白”，[3]分析了革命的原因以及自行其是的危险性，提到了革命的伪装是要求宪政——这显然是攻击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并且再次重申只有先维持秩序而后才能改变。[4]但是特罗保备忘录是以一个布道者雄辩的口吻撰写的，而莱巴赫备忘录的语气却具有功成名就之人不失分寸的自信。它向沙皇表达的不仅仅是奥地利的敬意，还有整个社会的敬意，感谢沙皇认清了社会弊病，同时在欧洲团结之中发现了救治弊病的办法。梅特涅又说，亚历山大一世将会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巧妙地暗示俄国在意大利提供的帮助只是一种职责，不应对奥地利构成要求。梅特涅最后概括了奥地利与俄国可以共同阻止革命疾病蔓延的手段，包括两个朝廷继续保持最亲密的关系，在面临重大问题时对驻各国首都的大使共同发布指示，在维也纳召开大使级会议作为联络方式，以及准确地应用莱巴赫原则。梅特涅这个模糊的说法究竟指的是什么，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变得明朗起来。
由梅特涅撰写的致全体代表信以及各国君主发表的共同宣言结束了为期五个月的会议，该会议在此期间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欧洲政府。[5]致全体代表信将同盟的正义精神、保守主义和温和态度与革命者的黑暗意图作了对比。革命者渴望摧毁一切超越空想的平等之上的事物。面对这样的威胁，各国政府不得不保护一切合法的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应该避免必要的改革，只意味着变化只能“出于自由的决定，出自那些上帝赋予了责任的人们开明的想法……以免动荡篡夺足够的权力，成为一种普遍的祸害”。这个宣言并非奥地利外交大臣的意见，也非全体君主的意见，而是“永恒的真理”。
[1] Schwarz，pp.211，225.
[2] N.P.，Ⅲ，p.467f.
[3] 见本书边码第201页注。
[4] N.P.，Ⅲ，p.480f.
[5] N.P.，Ⅲ，p．486f.
成功政策的本质就是后人往往会忘记事情很容易是另外一个样子。希特勒如果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推翻，他只会是一个相当可笑的革命头目，正如在列蒂战役中四下逃窜的那不勒斯军队使他们曾经的努力显得可怜，而不是危险。但是假如一八一九至一八二〇年所有的革命同时发生，那么毫无疑问奥地利帝国将会在它最终灭亡的前一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但是，梅特涅利用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作为盾牌，设法平息了德意志境内的叛乱。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教条主义和利物浦内阁的软弱使得那不勒斯问题万分危急，梅特涅通过完全掌控沙皇，巧妙地战胜了这位俄国大臣。他在皮埃蒙特革命爆发前击败了那不勒斯革命，当同盟因为多瑙河两公国和希腊的革命经历最严峻的考验时，他已经平息了皮埃蒙特的革命——这一切都是以欧洲代理人的身份完成，并且没有穷尽奥地利帝国的道义和物质资源。他不为卡斯尔雷的抗议所动，同时又缓和了沙皇想要讨伐西班牙的渴望。他抵制了狭隘的“奥地利学派”外交官的批评。[1]就这样，欧洲的共同治理成为现实，即使只有一瞬间，而且是为了无望的事业。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五月五日，莱巴赫会议结束前一周，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去世。他未能通过征服实现的欧洲大陆的政治统一，现在却通过自愿服从合法化原则得以实现。
在使欧洲符合奥地利的合法性原则的过程中，欧洲大陆与岛国对于外交政策的观念显得越来越不相容。无论卡斯尔雷如何同情梅特涅的目标，英国国内的现实却迫使他变得越来越孤立。奥地利大使暗示他日益加深的保留态度是由利物浦内阁制造的困难而引起的，他无可奈何地回答说：“他们无聊地坚持把我们采取的，而且必须继续采取的方针归因于政府暂时的困难处境，而不是将其纳入那些在我们的体系中必须永久不变的原则。如果三国朝廷再继续坚持长时间公开（强调语气为我所加）宣称它们的超级原则，那很快就会造成一种分歧，而这是我们大家都想要避免的。”[2]后人认同的整个后维也纳时期的格局的轮廓就此开始显现；三个东方国家承担了管辖欧洲的权利，不仅要对付政治上的动荡，而且要对付社会动荡；而与此同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英国变得越来越有敌意，而法国则实行权宜之计，在这些势力之间来回摇摆不定。
但莱巴赫会议之后，这种局势得以延缓，不仅是因为卡斯尔雷不愿意放弃他通过会议进行外交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一个事件，该事件一时间似乎表明，卡斯尔雷和梅特涅之间的整个争端都只不过是语言上的吹毛求疵。多瑙河两公国和希腊的叛乱突然使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面临俄国要将政治影响力扩大到地中海的危险。卡斯尔雷旁观梅特涅巧妙地应用莱巴赫会议的基本原则，他认识到，共同干预的原则，而非不干涉的原则，可以提供更有用的挫败行动的工具。难怪梅特涅在最后给沙皇的备忘录中坚持要对采取重要措施以及如何准确应用共同原则发布联合指示。正当莱巴赫会议召开时，传来了多瑙河两公国反叛的消息。虽然沙皇在意大利的事件中给奥地利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梅特涅却不会准备在巴尔干地区给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回报。梅特涅所代表的机构专门有政策禁止开出空白支票，尤其是因为它意识到要求联合行动将使活动维持在同盟最没有进取心的成员的水平。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唯一的兴趣是一切都保持不变。
卡斯尔雷在希腊危机中实行的政策表明不干涉原则并不代表具有优越的道德观，甚至不代表国内体制的差异，而是主要反映了隔离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安全感。在希腊，奥地利与英国的利益同样牵涉其中，换句话说，英国像奥地利一样感到了威胁，现在似乎岛国也突然要诉诸同盟，甚至意味着要诉诸神圣同盟。此时，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卡斯尔雷也提到了革命的邪恶以及国际阴谋的危险，他的道理和梅特涅的一样有说服力，但更加字斟句酌。当问题再次涉及挫败沙皇，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之间旧日的协同关系又充分恢复了。读到急于挫败亚历山大一世的卡斯尔雷如何表白友谊，真有些奇怪，那份热情只有梅特涅才与之不相上下，而梅特涅的优势是已经积累了一年的经验。
[1] 他回到维也纳之后，嘲讽地写道：“我回到了这个美好的城市。当然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早就预测到了。没有人肯承认事情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都简单和一目了然……一切都很容易，每个人一直都是这样盼望的……成功之后，讨论是不可能的……”N.P.，Ⅲ，p.442。
[2] Alison，Ⅲ，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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