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九年底，梅特涅借用各国已认可的合法化原则——作为一种使其同奥地利相联系的手段——构建了他错综复杂的组合之一，以掩盖奥地利的弱点。他用四国同盟作为联络英国的桥梁，以便能通过政治手段挫败俄国的影响。在他和沙皇的关系里，他也借助神圣同盟来保证有可能依赖俄国的支持，假使社会斗争失控的话。因为普鲁士的帮助，德意志境内的叛乱得到了平息，而德意志邦联则变成了奥地利政策的延伸，并且获得了从属邦国迫不及待的默许——实际上是响应了它们的请求。维也纳会议已经结束，对第十三条款进行了重新定义，结果依然是模棱两可，以至于毫无意义，变成了陈词滥调，成立国民大会的承诺并不会影响君主的权力。意大利的局势也平静了下来。
取得所有这一切成就并没有造成不可逾越的分歧。通过确保主要国家间的分歧大于各主要国家与奥地利之间的分歧，奥地利的中心地位已经转变成了其外交资本，使得奥地利在每一次国际危机中都成为关键性国家。卡斯尔雷认为梅特涅是最“理智的”欧陆政治家，或许有点胆小，但仍然是最容易对付、最温和、最讲究实际的人。亚历山大一世认为梅特涅是欧洲最具思想的政治家，虽然还未完全准备好随他攀上高峰，但仍然是唯一能够理解他想象力飞翔高度的人。在外交事务上普鲁士则成为奥地利的卫星国。
因此，梅特涅的政策能否有效实施取决于它有能力避免要求作出明确承诺的重大危机的能力，在于有能力营造出与所有大国都很亲密的假象。他的政策是精心编织的网络，在所有方向都有敏感的触角，又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掩盖了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这样的事实。亚历山大一世仍然执拗于他关于“团结同盟”和普遍干涉权的想法，而卡斯尔雷则继续坚持他有关同盟唯有政治目的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只是一种双重的错觉才使得这种观念上的冲突没有变得显而易见：沙皇听信了梅特涅关于团结同盟已经存在的说法，而卡斯尔雷则相信他用自己对亚琛会议条约架构的诠释把它抹杀了。鉴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去强求他认为已经在原则上得到公认的事情，卡斯尔雷也就没有得到任何机会来使同盟内部的分歧明朗化。但是只有在没有普遍性问题占据同盟国注意力的情况下，这种错觉才能得以维持，只要有一个大国试图诉诸同盟，就会暴露出亚琛会议的分歧仍然存在，同盟的团结正处于瓦解状态，因为各国既无法对危险的本质也无法对其程度达成一致意见。
一八二〇年发生的动荡与接下来一系列类似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一月，西班牙的加的斯发生了军队叛乱，这几支军队本来是要派往不安分的南美洲殖民地执行任务的。虽然叛乱起初似乎无足轻重，但很快蔓延，三月七日，国王被迫恢复超自由的《一八一二年宪法》。这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不像德意志的那样是一次孤立的密谋事件；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必然会导致俄国尝试实现它对同盟的诠释。早在一月十五日，甚至在知道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之前，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就曾发出一封照会，将建立在同盟崇高准则之上的新外交体系与旧日自私的原则相比，呼吁君主把他们的原则转化为实践。[1]难怪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认为西班牙革命几乎是天赐良机，将会最终证实他的观点。他告诉奥地利大使，自从法国占领结束后，反法同盟就失去了唯一可以将其维系在一起的目标。在随后的一次会谈中，他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四国同盟已经被亚琛协议所取代，他认为该协议保障了现有的领土安排和国内的制度。[2]因此，俄国于三月三日发信邀请同盟各国商讨共同对付西班牙的步骤，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卡斯尔雷的反应已经毋庸置疑。英国成为西班牙盟友已经超过十年，不可能允许法国以四国同盟代表的身份介入，并且得到欧洲的许可来实现连征服者拿破仑都无法达到的目的。但是俄国军队可能横扫欧洲进入西班牙，这种选择也同样不可接受。因此，卡斯尔雷作出了非常尖锐的答复，指出宪政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区别，再次明确了英国人对同盟的观点：“组建同盟的目的是对付法国，从来不是……一个意在管辖全世界或监督其他国家事务的联合体。”诚然，同盟旨在保卫欧洲以应对“革命力量”；但只针对其军事性质，而非反对它的原则。总而言之，鉴于西方宪政国家与东方专制政权之间国内体制的差别，只有在面临空前危险的情况下，共同行动才是可行的。[3]因此，亚琛会议以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并没有改变一种根本的分歧，这种分歧源于对危险性质的不同看法：无论欧陆政治家所选择的补救措施有何不同，他们始终都认为社会动荡是主要的威胁，并试图将它作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来处理。但是卡斯尔雷只承认表现为公开的侵略行为的政治威胁，而且即使那样，也要将英国的承诺限于反抗对欧洲均势的攻击。
这种分歧的原因不像卡斯尔雷认为的那样，在于宪政原则上的差异，而在于历史发展上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在于英国已经完成了构建民族国家这样的事实。在欧洲，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旗帜下战斗，思想原则上的共识取代了政治忠诚。英国将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等同起来，因此自由主义以本土生长的功利主义政治经济的形态出现。虽然对现存秩序的攻击时有发生，有时很暴力，但是由于民族凝聚力的情感超越了任何国内的分歧，政府和改革者都认为那是内部问题。在欧洲大陆，革命具有象征意义，象征普世原则的应用，但是英国否认这些诉求的普遍性，认为革命只有实际意义，无论它是否构成具体的威胁。在欧洲大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运动只有通过颠覆国际秩序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压制与改革都是国际问题，必须根据外交政策的准则来处理。而英国认为要求改革是内部问题，因此压制与改革仍属于国内政策领域。当卡斯尔雷提到空前的危险时，他指的是独霸天下的企图，而当梅特涅提到空前的危险时，他指的是社会动荡。无论有多少善意，也无法弥补这一历史状况下的分歧，只是因为梅特涅不信任俄国的意图，才一直掩盖了这种分歧。
但是卡斯尔雷与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之间的交流使梅特涅处境困难。同卡斯尔雷一样，他无意授权让沙皇的军队跨越欧洲，但他也不想让素来反复无常的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改变主意，让革命者得到一个大国的支持。他知道英国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敏感，但是他也希望考虑沙皇在道义上的敏感。总之，他倾向于卡斯尔雷的政策，但也倾向于亚历山大一世的信条，结果是同亚琛会议上一样的妥协；同意亚历山大一世提议的原则，但拒绝联合行动，因为那无法实施。而且，如同在亚琛一样，梅特涅利用卡斯尔雷的执拗来反衬他的温和与友好。他认为，举行一个英国拒绝参加的会议实际上是在鼓励革命者，而且总而言之，外国的干预只有在对付具有局部意义的革命时才是有效的。[4]但是与此同时，梅特涅试图使沙皇的心态为自己所用，提议在维也纳召开大使级会议，以形成一种道义上的联系，他肯定自己将在会议上占主导地位。卡斯尔雷甚至连这种想要讨好俄国的尝试也加以拒绝，不肯满足俄国对团结的象征的渴求，于是梅特涅退而求其次，建议趁路易十八去世之际，给巴黎的同盟国大使递送一份联合《最后指令》。[5]但是在卡斯尔雷看来，这些举措都是短视的企图，是将同盟用于自私的目的。《最后指令》有悖于实证外交政策的每一项原则，这种政策只会在危险发生时才能应对危险。因此，沙皇只得满足于仅仅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采取的联合步骤。
不过，这已经避免了公开的分裂。这是梅特涅最后一次能够将社会团结的原则与不干涉内政的准则相结合；既支持英国又证明他对沙皇的忠诚。但是七月二日发生的事件结束了所有的幻想。这一天，那不勒斯爆发了革命，导致颁布了“西班牙宪法”。梅特涅再也无法避免在欧洲范围内进行一场交锋。
[1] Schwarz，p.178f.
[2] Schmalz，p.52f.
[3] Webster，Ⅱ，p.238f. Text，Harold Temperley and Lillian Penson，Foundations of British ForeignPolicy （Cambridge，1938），p.48f.
[4] Stern，Ⅱ，p.120.
[5] Webster，Ⅱ，p.211； Schwartz，p.186.
梅特涅毫不怀疑新动荡的严重性。这并非像暗杀科策布那样是失去理智的狂热行为；也不像西班牙的革命那样，出现在处于英国保护之下的欧洲的某一边缘国家。那不勒斯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个王国，与奥地利订有条约，禁止其不经协商就改变体制。这场革命的危险性也不仅在于其象征意义。民族运动和自由运动第一次联手，威胁到了梅特涅政策的一根支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地位。很清楚，他不会轻易放弃。
卡斯尔雷躲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观察事态，在他看来解决办法似乎很明显：毕竟那不勒斯的革命威胁到了奥地利，因此要由奥地利去平息它。如果军事干预有必要，那应该是基于自卫的权利，而非普遍干预的权利。因此他与奥地利大使谈到摆在奥地利面前“非常棘手和事关荣誉的任务”，英国可以赞成但绝不会参与，他敦促奥地利对那不勒斯采取单边行动。
但是在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复杂的政策中从来没有哪件事情会如此简单。如果在意大利境内投入奥地利兵力的主要部分，让沙皇自由追求自己在北欧的目标，或许以民族主义倡导者的面目出现；对抗那不勒斯的波旁家族，但不阻止他们的法国表亲恢复在意大利的地位，并以他们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那么这一过程会有悖于梅特涅政策的每一项原则，因为他的政策始终都是有关利用奥地利的资源，并且根据最广泛的道义和物质基础来战斗。但是欧陆国家的联合行动可能会导致英国退出同盟，使奥地利必须仰仗沙皇的善心。更糟糕的是，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兵力还不到两万，在增强兵力之前只有按兵不动。在此期间，梅特涅明确表达了他的决心。一封致意大利各王国的信件宣布，奥地利打算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来保护意大利的安宁。另有一封类似的信件寄达德意志各朝廷，敦促当奥地利忙于对付意大利的事情时，采取纪律严明的政策。[1]
意大利几个朝廷的答复让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愈发显得岌岌可危。托斯卡纳大公否认需要奥地利的援助，而教皇国务卿康萨尔维则表示担心奥地利的强硬态度可能会招来那不勒斯的攻击。而且，八月九日，法国致主要国家的一封信更突出了梅特涅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法国同意奥地利干预那不勒斯，但只为实际原因，因为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使它最适合代表欧洲采取行动。[2]法国的信函指出，要遏制意大利的革命浪潮，除了召开五个大国的会议之外，别无他法，因为没有道义上的支持，采取武力只会加剧邪恶。信件最后提出不祥的警告，奥地利的单方面行动可能导致意大利诸王国求助于它们传统的保护者法国，而尽管违背自己的意愿，法国仍然不得不成为宪政运动的领头者。
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无意一味采取孤立的行动。英国的友谊是宝贵的，但英国的不满没有俄国的不满那么危险。英国退出同盟会使奥地利的政策失去很多灵活性，但是一旦俄国获得行动的自由，就可能会用它来破坏奥地利的欧洲立场。梅特涅没有忘记他前一年的经验，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曾经试图扮演德意志小邦国代言人的角色。梅特涅绝不会再次因为必须依赖俄国事后的同意或沙皇不可靠的善意，拿自己的立场冒险。因此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走俄国的选择。卡斯尔雷劝他采取果断的行动，好似奥地利的干预完全取决于在半岛的力量平衡，但是梅特涅更关心行动的方式，而非行动本身；更关心让俄国参与意大利的联合行动，而非战胜那不勒斯的革命。现在他收获了他在春天谨慎实施的政策的成果。卡斯尔雷断然拒绝了五国就西班牙问题召开会议，而梅特涅将卡斯尔雷的拒绝意见改为提议奥皇与沙皇举行会议，这样他就能将那不勒斯问题添加在本次大会的议程中，不是请求帮助，而是作为迫切要求君主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起草了一封讨好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件，让奥皇署名，其中提到了英国受到“宪法的约束”，指出它不能与奥地利和俄国君主崇高的地位相比，后者是“仅有的两位依然拥有行动自由权的君主”。[3]
但是他想诱使沙皇个人同意奥地利对意大利进行干预，同时孤立法国，并且继续保持与英国的联络，这种微妙的努力没有成功。亚历山大一世认为终于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不那么容易对付。他给奥皇写了一封热情的私信，同意在波兰议会会议——他当时正急着去参加会议——结束后，任何时候都可以会面；[4]但同时还附上了一封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信件，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建议按照亚琛模式召开一次五国会议，与君主们的会议同时举行。很显然，梅特涅将无法避免那种必然会导致英国退出同盟的对国际秩序结构的诠释。
与此同时，卡斯尔雷眼见自己一生努力的成果即将烟消云散，试图劝说梅特涅立即采取行动以保护同盟团结的假象，一个劲儿地解释采取单边措施的明智之处——这恰好是梅特涅竭尽全力想要避免采取的步骤。卡斯尔雷认为他这位奥地利同行的迟疑不决令人费解，认为唯一的原因是他害怕那不勒斯的实力，因此他试图让梅特涅放心。他于七月二十九日写道：“如果奥地利认为值得担当起责任，那么毫无疑问它有能力打败那不勒斯王国，瓦解叛军。”[5]九月六日他又写了一封信，尝试阐释那不勒斯革命的法律地位，好似奥地利地处中欧的困境可以通过耐心讲解《国际法》的准则得到解救。[6]卡斯尔雷坚持说，同盟只有在针对公开的和空前的危险时才能发挥作用。虽然革命可能会构成威胁，但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国家。至于那不勒斯，“按照英国议会一贯坚持的原则，英国受到的……威胁还不够直接……不足以证明它有理由参与武装干涉”。在与俄国大使交谈时，卡斯尔雷又再次提到英国对其盟国的同情心不能超出善意的中立的范畴：“相比我们积极参与其中的事业，我们可以给一个严格说来与我们无关的事业更为强大的道义支持。应该将革命视为特殊的而非一般的问题，视为意大利的问题，而不是欧洲的问题，因此属于奥地利的范畴而非同盟的范畴。”[7]无论卡斯尔雷如何忠于同盟，没有哪位英国政治家能够实施完全与岛国的心态相左的政策。革命对一个确信自身制度独一无二的国家不产生威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那不勒斯的实际攻击的危险性。因此梅特涅面临的情况是，他最可靠的盟友宣布不可能施以援手，而他最危险的对手却吵吵嚷嚷着要帮忙。梅特涅写道：“奥地利参照实质来考虑一切事情，而俄国首先需要的是形式；英国希望没有形式的实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结合英国的不可能与俄国的模式。”[8]这导致顽强的后卫行动，旨在使英国留在同盟内作为对付俄国的筹码，而又不至于惹恼反复无常的沙皇。但是如果不可能形成一种俄国和英国都能接受的政策，那么梅特涅决定选择沙皇。他向当时英国驻维也纳的大使斯图尔特解释说，尽管英国袖手旁观不符合奥地利的利益，但是假如俄国和法国分别行动，那就是妨害奥地利的利益。如果奥地利不得不与自己的盟友争吵，那最好还是选择它最不担忧的那个国家。英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危机，每天都威胁要推翻利物浦内阁，这也证实了梅特涅采取这项政策是明智的。[9]
因此，梅特涅在俄国的坚持前一步步退缩了。八月二十八日，他试图用曾经在亚琛会议上非常有效的观点来打动沙皇，他写道，同盟的团结如此坚强有力，因此没有必要举行一次正规会议来加以证明。相反，同盟成员国应该与那不勒斯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在维也纳召开一个大使级会议，作为一种道义上的接触。[10]梅特涅知道召开这样的会议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曾经完全彻底地掌控住那些大使们，以至于好讥讽者称他们为他的后宫佳丽。如果亚历山大一世当时没有在波兰，或许他会满足于同意梅特涅的提议。但是现在他如此接近事件发生的现场，想到大事件的成形居然会没有他的参与，就无法忍受。他回答说，不展示出欧洲在道义上的团结，就无法打败邪恶。他还坚持于十月二十日在特罗保召开一个五国会议。卡斯尔雷断然拒绝讨论从那不勒斯撤出英国大使，认为这是对别国内政的无理干涉，这使得梅特涅失去了实施自己计划的最后一个希望。
九月底，梅特涅认输了。他告诉斯图尔特，有心怀敌意的俄国在其背后，奥地利不可能在意大利采取行动，无论他如何渴望兼顾英国的敏感心态，他的通融程度也还是要受到奥地利安全要求的限制。为了避免更糟糕的尴尬情景，英国应该派代表来特罗保，哪怕只是列席会议。他轻易就说服了斯图尔特，后者恳求卡斯尔雷允许他去特罗保“作为完全的不相干者，唯一的作用是成为我们政府的信息渠道”。[11]
但是虽然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在为自己取得的胜利感到自豪，卡斯尔雷在猛烈抨击大陆动作迟钝，局势却发生了几乎令人察觉不到的变化，使梅特涅能够再次以欧洲首相的面目出现。如果奥地利要求七月召开一次会议，那会被理解为一种软弱或者固执的表现，而在九月勉强同意召开会议，则表现了奥地利的自信与温和态度。只有奥地利在干预那不勒斯这件事上直接与利益相关，现在却发现别人正越来越急切地催促它去做它自己拼命渴求的事情。采取行动的责任越来越朝向沙皇转移。很快亚历山大一世援引崇高原则时就无法再含糊其辞，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将不再有希望获得外国的支持。正如上一年在特普利采那样，如今在准备召开特罗保会议时，梅特涅用一个热情的拥抱使最令他担忧的君主束手无策。
从召开会议似乎不可避免的那一刻起，梅特涅就意识到，他的主要问题不是那不勒斯，而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心态。法俄达成相互谅解将毁灭中欧；回归到沙皇信奉自由主义的阶段可能会使革命爆发。但是俄国的支持最终也可能会具有同样的危险，因为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武断可能会迫使奥地利采取一种它力所不能及的政策。梅特涅想压制革命，以象征回归安宁，而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希望挫败革命，目的是带来一个神圣同盟设想的新时代。梅特涅想要一定程度的秘密外交；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更倾向于踏上讨伐之路，以改革欧洲各国政府。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在大会召开之前写的信件使他的意图一目了然。他致信法国首相黎塞留说，俄国准备再次对抗自我中心，他希望能取得比亚琛会议更多的成就，并且他告诉俄国驻法兰克福大使安斯泰德，如果奥地利试图获得俄国帮助，让那不勒斯变成奥地利的卫星国，那他就是在欺骗自己。革命的过错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政府，因为政府不肯给予它的人民能够保障其安宁的制度。[12]因此，特罗保的根本问题不是那不勒斯的革命，而是俄国政策的未来走向，在于神圣同盟的含糊声明究竟应该是认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有关国家宪政的抽象概念，还是梅特涅的社会压制政策。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俄国的政策会一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暧昧，在承诺改革与威胁干预一切革命之间来回摇摆，取决于沙皇的心态以及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暂时的影响。梅特涅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暧昧态度的源头。根茨写道：“我们的任务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卡波季斯特里亚斯。”
在这种情况下，只是纯粹出于傲慢，梅特涅才开始考虑一件事情：他提出不仅要在会议上挫败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意图——因为这仍然会让革命者误以为得到了一个大国的友谊；而且要通过让自己取代俄国大臣这样一种措施来击败俄国，不但要征得亚历山大一世的同意，而且要在他急切的领导之下征服革命。因此他着手让自己成为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亚历山大一世的大祭司，成为官方认可的神圣同盟的诠释者，从而让社会斗争既获得合法性，也具有神圣性。
梅特涅命令奥地利驻俄国大使勒布泽尔腾男爵不得离开沙皇左右，并通过他寄送了大量有关欧洲阴谋的报告，阴谋的总部在巴黎，据称试图颠覆所有的王位。不知为何桀骜不驯的波兰议会很不情愿接受亚历山大一世不言自明的善意，这似乎是天赐良机，专为表明梅特涅所称颂的秩序优于变化、稳定优于改革是有道理的。结果来得不迟。俄国回复法国八月九日发出的照会，警告在当前的危急时刻采取“过时的”外交手段是危险的，谴责法国怀疑奥地利的动机：“让（法国）大臣放弃……对奥地利的任何嫉妒心。那个国家的意图不可能，也不应该引起任何（这样的情绪）。”[13]
梅特涅的温和立场对卡斯尔雷也并非没有影响。诚然，卡斯尔雷没有停止抗议举行五国会议，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忍心使同盟的分歧变得明显，他担心他的固执可能会迫使梅特涅作出让步，那将再无其他选择。在这种心态下，他迫不及待地要顺着梅特涅给他的台阶下台，于是允许斯图尔特作为观察员列席特罗保会议。[14]诚然，斯图尔特奉命不得签署协议，也仅限于观察与领土平衡相关的问题，但这些都是用来对付议会的托辞。英国观察员出席会议的象征性影响仍然非常深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万一需要摊牌时，会给梅特涅这一方增加一个重要砝码。此外，虽然卡斯尔雷不愿英国与推翻革命一事牵扯在一起，他至少可以防止其他人阻碍奥地利的谋划。因此，他对法国明确表示，法国不可能指望英国支持它与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有任何家族密谋。[15]法国遭到俄国的拒绝，又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在欧洲会议上以宪政国家代言人的面目出现的梦想。为了掩饰自己不得不退让的尴尬，法国借口西方各国的宪政原则具有同一性，因此它不得不学英国的样，仅限于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特罗保会议。
当特罗保会议的主要角色开始集合，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像很多梅特涅从前的对手那样，突然发现自己被孤立一旁，因为梅特涅巧妙地利用了他自己的提议。普鲁士是奥地利的外交卫星国，英国的代表是斯图尔特，因为自命不凡反而成为梅特涅容易施展诡计的一个目标。法国代表是两名观察员，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拉费罗内和驻维也纳的大使卡拉芒。但是卡拉芒发疯般地嫉妒他的同事，同时又被梅特涅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在谈判的关键阶段，他居然把自己收到的秘密指示拿给梅特涅看。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达到了召开会议的目的，但只不过是为他万分痛恨的维也纳阴谋家提供了一个讲坛。名义上是五个国家聚集在一起，然而实际上无非是奥地利皇帝和俄国皇帝的会议——正如梅特涅一贯坚持的那样——而其他参会者只不过是奥地利的后备力量。梅特涅做到了这一点，首先是依靠俄国的帮助孤立了法国，然后又利用这场胜利，依靠法国的帮助孤立了俄国。难怪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开始感到不安。甚至在大会开幕前他就说：“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大胆的政策，或许胆子太大了。”
然而，梅特涅的兴趣不在于胜利，而在于获得行动的道义基础。孤立俄国是万不得已，是一种因从来没有付诸具体实践而更有效的心理武器。正如他试图通过获得普鲁士的默许，而不是通过压倒多数票来主导德意志邦联，他也试图依靠俄国的帮助而非它的孤立来组织国家的协同行动。为此，他以欧洲良知以及欧洲道义原则的保护者的形象出席特罗保会议，通过征服沙皇取得在那不勒斯的胜利。
[1] Stern，Ⅱ，p.121； N.P.，Ⅲ，p.382.
[2] Schmalz，p.61f.
[3] Gentz， Friedrich von，Dépêches Inédites aux Hospodars de Valachie，3 Vols. （Paris 1876-1877）， Vol. 1，p.75.
[4] Gentz，Dépêches Inédites， p.76.
[5] Webster，Ⅱ，p.262.
[6] C. C.，Ⅻ，p.311f.
[7] Webster，Ⅱ，p.271.
[8] Schmalz，p.66.
[9] 国王离婚： Webster，Ⅱ，pp.214-215。
[10] Schmalz，p.63.
[11] Webster，Ⅱ，p.521f. （Appendix）.
[12] Schwartz，p. 192.
[13] Sbornick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Historical Society，Vol. CXXVII，p. 456f.
[14] Webster，Ⅱ，p.278．
[15] Webster，Ⅱ，p.281.(www.xing528.com)
梅特涅的心态开始接近他在一八一三年那个伟大时期的轻松的冷嘲热讽，这并非没有道理。他又一次使奥地利成为关键性国家，尽管它本质脆弱，并且利用它的危机来巩固其国际地位。普鲁士国王急匆匆前去参加会议，要求他的大臣们准备一份有关普鲁士宪政问题的备忘录，提交梅特涅批准。亚历山大一世越来越后悔自己曾经信奉自由主义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确信他会击败那个“蠢货”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亚历山大一世刚刚否决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想要在特罗保会议上实行法俄协同政策的努力，因为他认为法国国内的形势“过于不稳定”，如果梅特涅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就会更加自信了。
梅特涅于十月十九日抵达特罗保，沙皇第二天到达。沙皇到达后不久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持续了三个小时，并且按照前一年在特普利采与普鲁士皇帝举行会谈时建立的模式进行。惭愧的君主在严厉的奥地利外交大臣面前再一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梅特涅表示，补救过失的办法在于未来齐心协力。悔过自新的沙皇说：“从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二〇年，七年过去了，但我觉得似乎有一个世纪之久。无论如何，我在一八二〇年不会重复一八一二年做过的事情。您没有改变，但是我变了；您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但是我有。”[1]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或许曾设想会议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恢复安宁是根本改革的先决条件，最终将引入宪政，但是哪怕他只是想保留住自己的位置，也必须奉承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在十月二十日与他第一次见面后说：“我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始我们的对话，那就是纯粹理性。他已经被套牢在那里，为了试探他，我离开了。他没有跟上来……‘这太离谱了，’我对自己说，我要给他一个真正的考验。我顺便提到了《启示录》；他建议我烧掉……那个虚假的《约翰福音》……当时我就想：现在我们可以有进展了……”[2]
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梅特涅提出了奥地利的计划，意在再一次设法满足俄国对表达团结的要求，而又不至于明确提出将迫使英国公开采取孤立立场的原则。[3]梅特涅强调，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干涉别国国内事务，除非这些事务对国外产生影响。但是，相反，当其他国家的国内变革威胁到另一个国家自身的体制时，这个国家就有权进行干预。梅特涅要求的正是让欧洲认可不干预原则，借此名义他又提出要平息那不勒斯的革命。以奥地利对那不勒斯的干预来让沙皇承诺自我限制的原则，获得对该条约结构的限制性解释，同时又使用同盟来压制社会动乱，这是在巧妙地耍弄花招。假使卡斯尔雷当时在场，他恐怕也不会提出不同的建议，因为梅特涅是根据“英国的”准则来使他的意大利政策合法化。
但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不愿意如此轻易投降。沙皇可能放弃了他早期的狂妄，但哪怕是梅特涅亲自出马，是否能诱使他回到纯粹秘密外交上来，也仍然是未知数。他一直坚持召开会议来表明欧洲在道义上的团结一致，而非重申不言而喻的自卫权。梅特涅可能获得了实质性胜利，但却必须给它披上一件形式的外衣，这种形式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俄国人的一种仪式。谈判当中出现了间歇，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准备正式答复，在此期间，梅特涅与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长久的私人会谈，为沙皇做好了心理铺垫。十月二十九日，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普鲁士拿出了一份备忘录，对奥地利几乎亦步亦趋，以至于俄国人怀疑它出自梅特涅之手。
在此期间，俄国的意图也明晰起来。卡波季斯特里亚斯问斯图尔特：“奥地利皇帝需要十五万或二十万人去砍掉烧炭党人的脑袋吗？他们可以听从他的调遣，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来推翻一个政府，那就必须表明要用什么来取代它。为人类的福祉重建一个国家是值得伟大的欧洲联盟考虑的问题。”[4]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奥地利与俄国对国际秩序的概念之间的差别：梅特涅抵抗革命，因为它扰乱均势；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试图镇压革命，因为它阻止合法君主以哲学王的姿态将他们的善行赐予人民，而善行的形式往往就是革命者倡导的改革。俄国十一月二日的备忘录公开表明了这种差异，[5]提出干预的根据不是自我防御的权利，而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据说是代表了对现有秩序的保障。它提出了证明同盟干预具有合理性的三项原则：革命自动将受到影响的国家排除在同盟之外；同盟各国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革命疫情扩散，使受到影响的国家重回同盟的怀抱；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影响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条约的领土安排。
这当然是重复亚琛会议上的论辩，事实上，是采用了梅特涅自己否定“团结同盟”的理由，那就是现有的条约足以完成所有的目标。但是梅特涅更担忧的是将其用于那不勒斯的问题，而非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笼统概括。这位俄国大臣认为，奥地利干预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不勒斯能够自由实现民族的愿望和保障其“双重自由”：政治自由和国家独立。因此他提议在奥地利干预之前，由大国施加道义上的压力或由一个中立的权力出面调停，最好是教皇。即使这无法起到成效，奥地利只要解释它将要在那不勒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也可以获得同盟的许可进行干预。总之，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想要任命自己为欧洲的合法仲裁者；但是没有哪位政治家能比他国内的支持者更强硬，而现在梅特涅对沙皇的影响已经超过了这位俄国大臣。根茨写道：“特罗保的唯一问题是看谁更强硬，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6]
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十一月五日，梅特涅否定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对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条约的诠释。他认为只有条约的文字本身具有约束力，而对其精神的解释则依环境而定。但是，奥地利已经准备好为了欧洲的福祉接受一个非常宽泛的诠释。[7]这是典型的梅特涅式的策略：同意俄国提出的原则，但作为奥地利的让步，而非逻辑的必然。它接受俄国对条约结构的诠释，但只是为了给自由应用该诠释制造一个借口。它给了亚历山大一世一个他长久以来一直寻求的欧洲统一的象征，但只是为了让他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很快就发现他的胜利是空洞的。他提议同盟各国以刚刚制定的原则的名义，同意那不勒斯采纳另一种宪法，但是梅特涅拒绝了他的提议。梅特涅说，该同盟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国王的行动自由，使他回到各国的协同中来；任何进一步的干预都会限制他的主权，从而使干预无法达到目的。十一月六日，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被迫承认不能限制那不勒斯国王的主权，显然梅特涅占了主导地位。十一月七日，沙皇强迫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在原则上同意梅特涅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梅特涅致信他在法国的大使说：“我们终于能够站稳脚跟了。当然，我们还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我们已经占领了高地，因此我们必定赢得胜利。我们已经扼杀了‘民族希望’和‘调停’的权宜之计。”[8]
梅特涅的折中方案同意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提出的三项原则，只是为了应付英国人，又增加了一个附加条款，规定干预只是万不得已的措施。但是梅特涅计划的实质部分表明，本协议是终止任何改革计划的手段，对“双重自由”或政府的重建只字不提。相反，梅特涅坚持认为，应该由合法统治者自行判断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国内和平。[9]结果，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曾经如此顽强争取的原则变成了一种俄国自我否定的原则，等于承认它们是压制的工具，但作为改革的工具则毫无意义。梅特涅赢得了诠释神圣同盟准则的权利，因此特罗保不仅标志着那不勒斯革命终结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也标志着俄国革命政策终结的开始。
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调停提案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本来意在挽救些许宪政的手段成为梅特涅用来孤立对手的一个微妙的步骤，因为他将不可能实现的其他选择摆在了对手面前。梅特涅提出，“斡旋”不应该由教皇出面，也不应该由法国波旁王朝出面——这是绝望的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提出的另一个建议——而应该由欧洲召开会议来进行，那不勒斯国王必须出席会议，提出申诉。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建议。如果国王不被允许离开那不勒斯，那就会证明他缺乏自由：如果他出席会议，他肯定会以情况万分紧急为由要求奥地利干预。如果试图让国王离开那不勒斯，也可能引发温和派与极端分子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在尚未交火之前就削弱了该国国内的力量。沙皇当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法庭上展示自己的仁慈。梅特涅说：“我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把握，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会利用剩余的机会来剥夺世界的宁静，使人们不再尊重理性，使常识失去尊严。”[10]
梅特涅完全有理由担心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可能会利用他在特罗保取得的一个成就：起草协议的权利。虽然梅特涅让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的原则变得毫无意义，但是阐明这些原则却可能扯断仍然将英国与同盟维系在一起的脆弱的联系，无论如何防范都无法让英国同意普遍干预权，而法国将遵循英国的做法。为此，梅特涅一直将他的谈判内容完全瞒着西方国家的代表。他鼓励斯图尔特缺席两次去维也纳看望他怀孕的年轻妻子，向他保证，他不在场时不会采取任何决定。结果这种缺席使得法国无能为力。当拉费罗内抗议奥地利十月二十三日的建议时，梅特涅讽刺地问他究竟是在表达他个人的意见，两位法国代表的意见，还是法国的意见。[11]但是沙皇认为法国再一次对革命表现出软弱，感到非常愤怒，威胁要对法国进行军事监控。
十一月十九日，西方代表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既成事实。不知情的斯图尔特刚从维也纳回来，被邀请去参加全体会议，结果看见的是一份已经签署了的文件：《预备协议》，其中就包含了梅特涅的折中方案。斯图尔特激烈反对，他和他的法国同行都拒绝签字，但无济于事。梅特涅在同盟的破裂变得显而易见之前就已经孤立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并且使沙皇做出了承诺。在谈判中，他的英国选项一直是讨价还价的工具，等到干预权得到保证，沙皇已经处于他的掌控之中，他就可以坦然面对他的口是心非的后果。梅特涅的个人掌控力如此明显，以至于斯图尔特即使已经完全被骗，还仍然为他寻找借口：“……整个事情似乎都叫人难以理解，或至少是缺乏善意……（但是奥地利）因为害怕英国政府变更，俄国改变主意，只好求助于三个大的君主国之间的亲密协同……至于梅特涅亲王，无论我现在如何觉得受到了伤害……（也）不至于影响我们一贯的彼此信任，也绝不会削弱我们的友谊。”[12]
但是卡斯尔雷却不像他弟弟那么容易对付。他太了解沙皇的心态，知道梅特涅不可能不作出一些让步就达到他的目的，而他却无法找到借口在英国议会为这些让步进行辩护。当看到自己珍爱的会议制度被用于达到他认为不可能的目的时，他越来越恼火：他告诉俄国大使：“我从未像现在这么后悔没有同沙皇陛下在一起，不能告诉他我的想法……沙皇每次都反复表示他坚定不移的决心，绝不会订立新的协议，不会在现有的关系之外组建新的关系，不会寻求除普遍同盟之外新的保障。他的这种决心实际上是欧洲的安全保障。那他为什么现在改变主意了呢？”[13]他于十二月十六日致信斯图尔特，重申了英国的立场：将国家从同盟中开除以及用武力改革这些国家的制度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现有的条约。何况，如果同盟成员国试图将这一原则用于自身，那么《协议法案》也会使得英国无法参与，而任何试图另辟蹊径的做法都“将使任何阶层的人都感到憎恶，以至于如果不处罚出主意的大臣以作补偿的话，就可能会动摇国王陛下的王位”。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不讨厌秘密结社与军事革命，但是，英国虽然承认干预作为自我防御的权利，却“作为同盟成员之一，无法承担管理统一欧洲警力的道义责任”。[14]
然而，伟大的梦想不容易放弃。即使现在，卡斯尔雷也发现很难承认欧洲协同无法将岛国不干涉内政的观念与大陆的防范政策结合起来。他仍然希望，耐心和善意有可能使同盟恢复战时的亲密关系。他告诉俄国大使，寄送十二月十六日的信件时他痛心不已。他坚持说他并不反对同盟的目的，但是反对以正规文件的形式来宣告目的。随此信附给斯图尔特的私人信件再次证明卡斯尔雷不愿放弃他关于治理欧洲的设想：“真是不可思议……三国朝廷居然想到要去根据已经被推翻的神圣权利和消极服从的原则，来改革已经能够极好地应付急需的同盟。他们可能已经预料到了汉诺威王室无法维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原则，后者依赖这些原则结果却丧失了王位……现在要由三国朝廷来决定是否要……在不同的旗帜下……抗衡危险……他们可能会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此事进行抗衡，却又不表明有争议的原则。我们不能遵循他们的原则，如果他们是理论家，我们就必须自行采取行动……”[15]
但这是徒劳。卡斯尔雷眼见同盟真正的成就并没有发挥作用，这本来意味着没有政治动荡。欧陆国家，尤其是梅特涅，认为同盟是对付当前危险的武器，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既然梅特涅认为社会斗争高于其他一切事情，而卡斯尔雷又拒绝认为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于是梅特涅逐渐脱离了他与英国的联系。卡斯尔雷的抗议终止了《预备协议》，却不能阻止十二月八日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起草一封同盟国照会，他以自己那《启示录》一般的笔调再次从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条约的结构中找出了干预的理由，使事情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还暗示得到了英国的许可。[16]同盟分裂近在眼前，但是在分裂发生之前，梅特涅就已经成功地使大陆有效地组织起来，以至于英国的帮助成为可有可无，而且他还小心翼翼地使同盟采取的措施最后可以归咎于沙皇。尽管英国日渐远离同盟，但它与奥地利的关系仍然比与任何其他国家更为紧密。
[1] N.P.，Ⅲ，p.352.
[2] N.P.，Ⅲ，p.351.
[3] Schmalz，p.70f.
[4] Webster，Ⅱ，p.290.
[5] Schmalz，p.72f.
[6] Gentz，Friedrich von，Briefe von Friedrich von Gentzan Pilat，2 Vols． （Leipzig，1868），p．436．
[7] Stern，Ⅱ，p．131； Schmalz，p．76．
[8] Schmalz，p．77．
[9] N.P.，Ⅲ，p．391．
[10] N.P.，Ⅲ，p．356．
[11] Schmalz，p．82.
[12] Webster，Ⅱ，p．528f．（Appendix）．
[13] Webster，Ⅱ，p．302．
[14] Webster，Ⅱ，p．303f．
[15] Webster，Ⅱ，p．305．
[16] N.P.，Ⅲ，p．392f．
特罗保会议标志着梅特涅外交活动的高峰。他不愿意或无法使奥地利适应这一时期的主要趋势，面对必须进行一场对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战争这样的前景，他成功地使其成为欧洲的而不是奥地利的争斗，避免了以此来象征奥地利国内体制的不协调。面对重新崛起的法国想要通过家族密谋和呼吁宪政来恢复它在意大利的地位，他设法孤立了法国，削弱了其重要性。特罗保会议上法国代表的角色再悲惨不过了。梅特涅以最和善的全权代表的面目出现，使其他代表掉入一个又一个陷阱。当卡拉芒接受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让法国调停的建议时，梅特涅不怀好意地鼓励他在全体会议上提出该建议，等到沙皇愤怒地抗议居然有人还想在合法的主权国家与革命之间进行调解时，梅特涅立刻弃他不顾。这位毫无戒备心的法国人向梅特涅出示了一封秘密信件，内容涉及抗议《预备协议》，并且将干涉那不勒斯比作强加给法国的枷锁，于是梅特涅决心一定要让亚历山大一世知道他潜在盟友的摇摆不定。[1]法国对《预备协议》的最终反应只反映了其无能为力：它拒绝签署协议，但参与了邀请那不勒斯国王，结果是既得罪了俄国又得罪了英国。
但是如果梅特涅没有成功地使俄国保持中立的话，那么用计挫败法国对梅特涅作用不大。他有两种选择：是在实际上孤立俄国还是在道义上控制它。虽然梅特涅并没有排除前一种选择，而且正是为此才把英国选项保留到最后一刻，但是他知道这将最终迫使奥地利采取力所不能及的政策。因此他施展所有的诡计来掌控沙皇，而亚历山大一世对自己在波兰的实验已经感到幻灭，变得越来越虔信宗教，这也帮了梅特涅的忙，但是通过在特罗保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他自行达到了目的。正是在特罗保，梅特涅准备了他的“信仰告白”，为了在沙皇面前装装样子，巧妙地批评狂妄之人，呼吁在变化中保存秩序。[2]他提到理论家的坏影响，显然指的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正如他将倡议宪政与革命的狂妄放肆等同起来。也是在特罗保，沙皇得知有一个俄国警卫团兵变，这虽然是由其指挥官的暴行引起的，但是梅特涅轻而易举地将其解释为革命病毒四下传播的后果，是激进分子试图恐吓沙皇。[3]
就这样，神圣同盟的信条曾经满怀希望地设想了一个社会新秩序，现在却成为一种恢复梅特涅社会均势观念的手段。梅特涅几乎不为人察觉地将沙皇的道义热情从革命的力量转变为保守的力量，如果不是反动力量的话。假如说亚历山大一世在特罗保会议结束时身边有一位外交大臣的话，那此人是梅特涅，而不是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亚历山大一世在寄出几乎所有信件之前都会拿给梅特涅看，喋喋不休历数自己的罪过。两个朝廷一起准备给它们驻伦敦大使的联合指令，以应付利物浦内阁倒台，而这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梅特涅从来不会满足于只采取单一的措施，他又私下将这件事告诉斯图尔特，借此既表明善意，也表明他的处境困难。[4]
如果俄国能通过独立的政策来推翻欧洲均势，那么普鲁士也能够利用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尴尬处境来颠覆德意志的内部平衡。但是特普利采和卡尔斯巴德会议已经解决了独立的普鲁士外交政策的问题，普鲁士国王只是把特罗保会议看作获得梅特涅对普鲁士国内体制提供建议的机会。他直到十一月七日才到达特罗保，但此前王储已经来了，他很快就受到梅特涅的诱惑，终其一生都是梅特涅的崇拜者。当普鲁士国王与其他君主会面时，梅特涅利用这个机会谈到了他对普鲁士内部管理的意见，结果国王再次推迟了批准政府重组。[5]
梅特涅的地位已相当稳固，因而会议结束时，他表现出温和的态度，接受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关于由教皇来调停那不勒斯国王与革命之间冲突的建议。但是当卡波季斯特里亚斯致信呼吁教皇协助和解事宜时，梅特涅却为奥皇起草了一封信件，只要求给予精神上的帮助，谴责革命。[6]正如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本来可以接受莱巴赫会议的基本原则，从而挫败梅特涅的设计；正如普鲁士本来可以拒绝联合行动，从而可以在维也纳会议上阻挠他达到目的，如今那不勒斯的革命者也可以通过实施温和的政策，使梅特涅在特罗保举步维艰，但是每一次梅特涅都赌心理因素的有形影响，结果每次他都赢了。邀请国王参加莱巴赫会议更使那不勒斯的温和派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明朗化。那不勒斯无法拒绝邀请，但是国王出发前被迫再次发誓遵守极端自由主义的“西班牙”宪法，而亚历山大一世只能将这一步解释为直接挑衅，结果一劳永逸地结束了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对宪政和调停的要求。
虽然梅特涅的政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但所采取的形式却是一个深知自己弱点的国家唯一能够采取的形式，它可以借此维持现状又不至于穷尽所有。那就是在道义上达成共识。在卡斯尔雷看来是应该以优势兵力来约束侵略的问题，梅特涅却试图以在道义上作出承诺的方式使侵略不可思议。即使这不算是建设性的构想，也是灵活的构想： 通过使沙皇承诺讨伐反革命，试图一揽子解决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复无常和欧洲的社会动荡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使他卷入对抗所有因为他的暧昧态度而受到鼓励的运动。外交手段再次起到了实际上的压力不可能取得的效果，这是梅特涅十年来活动的高峰：在欧洲大陆上，奥地利国内的合法化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那不勒斯国王和同盟各国君主正在赶去参加的莱巴赫会议象征着国际关系的新性质。莱巴赫会议与此前的会议不同，并非一次全权代表会议，而是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将要给其他欧洲国家一次道德教训的舞台。
[1] Stern，Ⅱ，p．135．
[2] 见本书边码第201页注。
[3] N.P.，Ⅲ，p．355； Schmalz，p．77．
[4] Webster，Ⅱ，p．296．
[5] Stern，Ⅱ，p．145．
[6] Stern，Ⅱ，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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