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琛会议与和平问题的解决

当和平终于来到越来越习惯于无休止争吵的欧洲时，不仅令人感到宽慰，也予人幻想破灭的感觉。要忍耐革命战争时期的苦难，只能靠企盼太平盛世和设想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冲突如此激烈，以至于人们认为只要没有战争那就是和平，认为秩序是均势的自然结果，而和谐则是保存自我不言而喻的准则。但是这些期望越大，无法避免的幻灭就越严重。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战争的加剧并不能转移为和平问题，和谐是联盟的属性，但不是“合法”秩序的属性，稳定不等于普遍和解的意识。战争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打败敌人，但是和平的目标则具有偶然性，是调整均势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不同。战争的动机是由外部施加的，因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而引起。和平的动机是试图在秩序的体系框架内实现国家的历史使命。因此，长期的和平并不一定伴随着和谐意识，这是后代的——或岛国意识的错觉。相反，只有在确信不可能发生无法避免的灾难的时期，才能够在不断变动的盟友之间进行秘密外交，这也意味着不存在不可弥合的裂痕；这种时期貌似悲观怀疑，却表明风险是有限的；虽然存在着有限的战争，却表明分歧只是次要的。

梅特涅在一八一九年写道：“一八一五年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属于正常的历史进程。自一八一五年以来，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自生自灭，前进是因为无法停止，但引导的力量已不复存在……我们再次陷入这样一个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打着小算盘和发表着琐碎的意见，形成了当下的历史。海上依然时有喧嚣，但暴风雨转瞬即逝。无可否认，在如此的海洋上依然有翻船的可能，甚至更有被淹没的可能，因为大风比暴风雨更难以预测，但此时的景象已不再壮观。”^[1]梅特涅提到的“小算盘”意味着稳定已经被视为理所应当。当完全的转变已经不可能或难以想象时，政治家的才能就必须集中用在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上，因为这些变化日积月累的影响力最后可能会扰乱均势。当绝对诉求被放弃时，偶然性就成为主宰的力量。尽管它所呈现的场面并不壮观，却是合法秩序实践它对永恒的直觉的模式。战争涉及抑制细微差异，而和平则见证其再度出现。

维也纳协议稳定性的一个标志是，一八一五年之后发生的争议越来越表现为如何诠释建立了国际秩序的三套条约的冲突：（一） 和平条约与《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二） 同盟条约（《肖蒙条约》与《四国同盟条约》），（三） 神圣同盟。和平条约与《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解决了欧洲的领土安排问题，但是否同时代表这种安排的保障，仍存在争议。英国认为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条约的构成仅仅意在用于解决再次出现的法国侵略问题，而亚历山大一世则坚持认为该条约意味着保障国内的和领土的现有秩序，这两种诠释中的哪种是正确的呢？这将是亚琛会议要讨论的问题。针对法国的同盟条约表明，欧洲因为对共同敌人的担忧而组织起来，至少是部分地组织起来了。但作为定期会议的附加条款，卡斯尔雷在大国外交关系上引进了某种完全新颖的事物：关于一个欧洲政府的设想。但是关于可作为国际讨论恰当主题的问题却仍未明确。对均势的威胁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会议外交在英国国内是否可以合法化？这些是特罗保和莱巴赫会议的问题。除了教皇和土耳其苏丹之外，所有最高统治者很快都加入了神圣同盟，^[2]该同盟强调了道德原则的普遍性以及各国君主的友好同盟，但是伦理准则的普遍诉求既可用来为自我约束辩护，也可用来为普遍的干涉辩护。沙皇日渐增长的神秘主义倾向是会成为革命的武器还是限制俄国扩张的手段？这个问题导致了维罗纳会议的召开。

当然，一系列的会议必然会标志着试图在强国监督下组织欧洲的各个阶段。在这些会议上，团结一致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系列条件，对它的阐释有赖于参与者的地理和历史地位，而且它还要受到在国内使国际共识合法化的可能性的限制。但是在一八一五年，战时的习惯仍然很强大，人们仍然乞灵于和谐来起到化解分歧的神奇作用，认为诚信足以解决被视为因误会而产生的问题。此时尚不明显的是，三位主要领导者对于时常受到呼吁的“团结一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卡斯尔雷认为它是国际合作的原因，而不是表现；梅特涅认为它是在道义上支持奥地利政策的手段；而沙皇则认为它是通往人类和解之极乐境界的一个步骤。

[1] N.P.，Ⅲ，p.297.

[2] 英国摄政王也亲自致信表示赞同其目标。

紧随巴黎和平之后的时期的标志是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最为紧密的合作。这是一段经历了同盟各类危机考验的合作。而且，与那段时期一样，他们目标一致，部分是因为利益相同，部分是由沙皇的压力所造成的。只要英国仍然将它的安全寄托在欧洲大陆的稳定之上，奥地利就是它的天然盟友。英国和奥地利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因为稳定是英国在欧洲大陆唯一的利益，而对于奥地利稳定则是其生存的条件。两国对均势因素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强大的中欧是欧洲均势的必要条件，而强大的奥地利则是中欧的关键。他们都同时面对一个不安分的俄国，因为俄国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将自己的边境从第聂伯河扩展到越过维斯瓦河。

尽管亚历山大一世日益倾向于宗教神秘主义，他却依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源头。人们很快就发现，神圣同盟的通用表述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阐释。或许可以从文本中删去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产生它的精神会持续留存下去。来自欧洲各地的报告都谈到了俄国特工的活动。在西西里岛，他们与雅各宾派勾结；在西班牙，俄国大使与人磋商出售俄国船只以替换西班牙舰队——这是对英国的直接挑战，即使毫无意义。在威尔士公主拒绝嫁给奥朗日王储之后，俄国朝廷安排一位女公爵与遭到拒绝的亲王结婚。这使英国感到尴尬，俄国却从中受益。一方面，这些行为可归因于沙皇的新顾问卡波季斯特里亚斯，他是一位希腊贵族，设法将启蒙运动的自由准则与为独裁者服务结合了起来，他的教条主义和疑似泛希腊主义很快使梅特涅对他产生了几乎不可抑制的厌恶。另一方面，俄国这个年轻且落后的国家的不安全感也是这些行为的原因，它还不习惯于位于事件的中心。卡斯卡特伯爵报告说：“所有俄国人都特别关注对己不利的比较，任何表面上的优势都会使他们受到伤害……他们恨我们能做到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如果没有任何可以立即获得优势的目标时，他们就总是倾向于削弱而非增强我们的力量。”^[1]

沙皇的宗教狂热并不涉及政治上的退缩。相反，这似乎给了他另一个介入别国内政的借口，甚至奥地利也没能幸免，尽管梅特涅已有防范，使得情况没有失去控制。当涅谢尔罗迭询问奥地利是否镇压了虔敬派时，梅特涅冷淡地否认了，但又立即补充说，他们没有被镇压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被允许过。本书上一章^[2]已经提及梅特涅最后对神秘主义进行了一番指责，还把整个交谈情况转告了奥皇，附带下面一段嘲讽的话：“如果我谈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是因为我想在有关《圣经》主题和宗教警察的讨论开始之前就做个了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所有的想法总是归结于一件事，劝人改变宗教信仰，因此他在意大利劝说雅各宾派，在欧洲其他国家劝说虔敬派。如今对《圣经》读者的关注已经取代了‘人权’。”^[3]因此，与俄国关系的问题仍然同在朗格勒、特鲁瓦和维也纳时是一样的：某人企图将欧洲秩序与他的自我意志等同起来。一位奥地利外交官说道：“亚历山大一世希望世界和平，但不是为了和平以及和平的益处，而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心理上有所保留：他自己必须是这个和平的决定者；世界的安宁和幸福必须由他赐予，并且整个欧洲都必须认为这份安宁是他的功劳，有赖于他的善意，而且如果他心血来潮，就可以随时打破这份宁静……”^[4]梅特涅正是因为意识到俄国反复无常、不太稳定、好管闲事，才制定了亚历山大一世在世期间那些相应的政策。

但是虽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在均势的因素和可能的危险问题上看法相同，他们却并不一定能就关于对抗危险的政策达成一致。在卡斯尔雷看来，会议是诚信的象征，而诚信则是欧洲和谐的充足动因。在梅特涅看来，会议仅仅是一个需要用外交手段去赋予内容的框架。在卡斯尔雷看来，团结一致是和谐的起因；在梅特涅看来，则是道义认同的表现。卡斯尔雷提议向沙皇表明无须担忧，以缓和他的情绪；梅特涅则试图通过获得亚历山大一世对自我限制原则的认可来制约他。卡斯尔雷的政策认为欧洲的危险是政治性的，梅特涅则认为真正的危险是社会性的，他致力于防止他所谓的革命党从一个大国那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这种分歧既反映了地理位置的区别，也反映了国内体制的区别。英国这个岛国一心认为自己国内制度无懈可击，可以将其政策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之上；奥地利这个多语言帝国意识到其制度不合时宜，必须试图去避免转变，而不是去限制转变。英国处于欧洲的边缘，可以不在乎在评估另一个国家的意图时犯错，但是梅特涅却没有这种安全边际。因此，虽然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都代表维持现状的国家，并实施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外交政策，但是梅特涅的“沸点”更低。卡斯尔雷坚信自己坚不可摧，因此可以在诚意的真实性上赌一把；而梅特涅时刻警觉灾难，必须寻求更为切实的安全表达。

十二月三十一日，卡斯尔雷写了一封信件供传阅，以缓解英国代表对俄国动机的不安，他写道：“我们岛国的位置使我们充分远离直接的危险（强调语气为我所加），允许我们推行更为慷慨和信任他人的政策。鉴于欧洲的现状，英国有责任通过施加安抚性的影响力，将它所唤起的信心用于和平……必须记住当务之急是激励欧洲国家……意识到它们曾经团结一致战胜的危险，而放松警惕性将会再次遭受危险……”^[5]卡斯尔雷对岛国安全拥有自信，因此教训梅特涅，说他“胆小”和过度谨慎。一八一六年春天，当沙皇提出一个全面裁军的方案时，卡斯尔雷认为这证明了他的政策的合理性。虽然卡斯尔雷回避了这个提议，只是建议俄国像奥地利和普鲁士那样单方面裁军，但是他将答复寄给梅特涅，指出“坦率并具安抚性的外交体系，坚持同盟的原则……可能会使俄国国内的经济考虑对其军费开支产生最大的影响”。^[6]当梅特涅建议英国和奥地利调整步伐以对付俄国时，卡斯尔雷回复道：“如果奥地利来信提出的警告不幸应验，推测普鲁士和法国可能会与奥地利和英国协同努力，积极参与反对（俄国）或许还较合理，但是有理由相信，现在这两个国家都不认为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梅特涅亲王考虑，是否最好还是缓和一下警告的口吻。”^[7]最后，当梅特涅试图将创立于巴黎以监督和平条约履行的大使级会议转变为一个收集全欧洲警察报告的中心时，卡斯尔雷严厉地抗议道：“指出这一点或许有点冒昧：欧洲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至于使得本该各国共同发出的权威性警告变成任何一个特定的临时法庭的专属职责，这种方式不应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尤其不应该出自于在巴黎召开会议的大臣们。”^[8]

然而在紧随《巴黎条约》后的时期，这些意见交流仅仅是分歧的小小征兆，其全部涵义要过一些年才会完全显露，当时则被更广泛的利益性质认同所掩盖。只要社会威胁没有变得更明显，梅特涅都会满足于把它当作一个奥地利问题而不是欧洲问题去处理。只要亚历山大一世依旧如此反复无常，那么试图将同盟改变为欧洲政府就是冒险。尤其是，梅特涅的精力都集中于巩固奥地利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地位，而卡斯尔雷的不干涉原则提供了一个能达到此目的又避免俄国干涉的极好掩护。只要事关抑制俄国影响力的政治性且主要是消极的任务，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就会并肩作战。如果发生偶尔的分歧，那都不是根本性的，而且只会延伸到方法而不是目的上去。因此，卡斯尔雷对和平时期欧洲会议的第一次召开抱有相当大的期待。一八一八年九月底召开的亚琛会议证明了通过会议展开外交的效果，会议消除了误解并再一次展示了诚意所带来的不言而喻的益处。虽然梅特涅的动机更加复杂，他也同样希望能使会议起到好的作用，即使只是为了着手建立一个道义框架，用于他知道必然会出现的外交竞争。

[1] C.C.，Ⅺ，p.265. 1 July，1816.

[2] 见本书边码第197页。

[3] N.P.，Ⅲ，p.51-54.

[4] Text，Nicolas Mikhailovitch， Les Rapports Diplomatiques du Lebzeltern （St. Petersburg，1915），p.37f.

[5] Webster，Ⅱ，p.67； C.C.，Ⅺ，p.104，28 December，1815.

[6] Webster，Ⅱ，p.99.

[7] Webster，Ⅱ，p.107.

[8] Webster，Ⅱ，p.72.

一八一五年以后的时期是第一次尝试在和平期间通过会议制度来组建国际秩序，也是大国第一次明确尝试行使控制权。在战后早期，在法兰克福、伦敦以及最为重要的巴黎召开的大使级会议分别处理了德意志的领土安排、奴隶交易的禁止和《巴黎条约》的履行的问题，因此成为新趋势的象征。但是这些会议仅限于已经妥善制定好主要大纲的具体问题，因此并不代表真正的考验。然而，当全权代表准备亚琛会议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欧洲的全部问题。当他们在讨论会议日程、与会资格，甚至还有以什么为依据来召开会议时，越来越清楚的是，达成团结一致并不像他们期望得那样简单。

亚琛会议不仅突出显示了成员国对国际秩序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也表明了卡斯尔雷的意愿与他实际可以在国内加以合法化的东西之间的不相称。这让卡斯尔雷处于艰难且悲剧性的地位。他首倡会议制度，结果它却超出了内阁和英国民众的理解。对于内阁和英国民众来说，欧洲安宁的普遍问题意味着危险地干涉他国内政。在卡斯尔雷看来，同盟是欧洲团结一致的表现，但是对于英国民众和内阁来说，同盟必须针对某国，而他们除了法国之外，想象不出还有其他敌人。这迫使卡斯尔雷一再表现出暧昧的态度：他在同外国打交道时所代表的诚信的原则，在内阁面前却弄得似乎是迫于国外的压力；他期望作为欧洲和谐象征的事物，却只有作为控制法国的机制才能在英国得到合法化。当讨论到以什么为依据召开会议时，这点就变得愈发明显了。《巴黎条约》第五条款规定三年后重新审视同盟与法国的关系，《四国同盟条约》第六条款则为解决欧洲安宁的普遍问题制定了会议制度，这是两种选择。卡斯尔雷倾向于将会议建立在《四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因为这象征着外交关系的新方式，但是内阁唯一会考虑参加的只有处理法国问题的欧洲会议，并且还必须是根据和平条约的义务而召开的会议。

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意见相左，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虽然卡斯尔雷的设想已经远远超越了内阁，但在梅特涅看来却还不够。卡斯尔雷依然相当英国式地将同盟仅仅建立在政治利益认同的基础上，但是这种方式的实用主义使得它对于梅特涅而言是不够的，因为梅特涅寻求一种可以组织欧洲国家参与社会斗争的原则。原则上他并不反对意在保障现存秩序的俄国计划，但他意识到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能够维护普遍干涉和共同防御的正当性，使得区域性冲突不可能发生，使行动的可能性减至同盟中最不具野心的国家的水平。梅特涅不打算让俄国这个最令人不安的国家有机会来对每个欧洲问题发表看法，或者让奥地利的政策依赖亚历山大一世的许可。卡斯尔雷试图利用会议来表明“欧洲政府的新发现，一举扫除以外交手段掩盖视线的蛛网，突出整个会议制度的真实性质，使强国协商拥有一个国家的效率和差不多的简洁性”。^[1]梅特涅认为会议是给欧洲上一次道德课的机会，有关条约的神圣性，有关沙皇的自负与他实现抱负的能力之间的差异。因此，他支持英国内阁努力将会议建立在《巴黎条约》的基础上，因为他最为关心的是阻止沙皇提出一系列欧洲的问题。无论动机如何不同，梅特涅与英国内阁还是取得了胜利，亚琛会议最终还是以《巴黎条约》第五条款为依据召开。

卡斯尔雷和梅特涅的指令反映了这种差别。英国的指令主要由卡斯尔雷起草，但同时也考虑到内阁的感受，专门讨论法国问题，仿佛欧洲组织起来只能是为了对付某个国家，在四个标题下列出了问题要点：占领军的撤离；同盟国的经济赔偿要求；占领军撤离后如何在军事上防范法国的问题；同盟国与法国的外交关系。^[2]前三个标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威灵顿已经主张占领军撤离，而法国议会已经投票同意满足同盟国的经济赔偿要求。指令表明，从法国撤军后建立新的军事防范体系没有必要，因为《四国同盟条约》正是为这种相关情况而设计的。因此一切都有赖于内阁对《四国同盟条约》的理解而定。

但是内阁的分析表明它不愿意对欧陆作出承诺。它不反对将法国的侵略或拿破仑式革命当作战争的起因，但是对于为防备除拿破仑式革命之外的国内动荡而进行同盟协商的条款却很不满意。卡斯尔雷被告知除非得到内阁明确授权，不得牵涉进这个问题，唯恐议会将其诠释为“有系统地干涉法国内政，威胁法国，从而威胁其独立并损害它的尊严”。另外还宣布不可能允许法国加入同盟，并用了一个蹩脚的借口，说那“将使国王在自己的臣民前处境尴尬”。诚然，内阁同意邀请法国加入第六条款规定的共同协商，但只是为了表明英国认为这些会议的目的除了制约法国之外，别无他想。让法国加入会议制度的唯一理由是，在同盟采取措施对抗法国发生革命时，这是一种征求英王意见的方法，毕竟，“同盟本质上是在法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调语气为我所加）

如果卡斯尔雷的指令表明一个岛国除了防御角度之外不能从任何其他角度考虑对外政策，那么梅特涅的计划——包含在致皇帝的一封信里——则反映了欧陆政治家对于道义象征的追求。^[3]当内阁只谈论法国时，主要关注俄国的梅特涅却对法国几乎只字不提。卡斯尔雷称赞会议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而梅特涅赞同举行会议，因为这是《巴黎条约》的规定，因此是条约关系神圣性的象征。梅特涅的信件以对俄国意图的分析开始，再恰当不过了：亚历山大一世因互相冲突的动机而举棋不定，不大可能扰乱欧洲的安宁，哪怕这只是因为他日渐增长的宗教狂热。虽然亚历山大一世因笃信宗教，不太可能制定侵略性政策，却仍然引进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因为这牵涉到无止境地追求道德和宗教信仰上的皈依。“因此产生了大量的阴谋诡计，扰乱了几乎所有的政府；因此造成了大批传教士和信徒不断涌入。”(www.xing528.com)

梅特涅因而拒绝了俄国召开一个依照维也纳会议模式的会议的主张。这些主张的要点是一个局限于主要强权间的会议可能会激起从属国家的猜忌，而缺乏实际效果则可能拖累会议制度。梅特涅坚持说，不存在猜忌的理由，因为会议只会处理法国问题，并且将遵循现有的条约义务。至于是否会有无所作为的危险，“如果会议不能改变现存的秩序，那就是它最有利的结果；这种结果将会是自一八一五年以来……一直拒绝迎合革新狂热的陛下您和其他内阁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然而，对于那个一有机会就向“时代精神”表达敬意，用言辞来放大所有改革者和宗派主义者希望的朝廷来说，我们这个朝廷的确作出了极大的妥协，尤其在改革者看来如此，只要一切都保持不变”。这是梅特涅外交手段的另一个例证，表明他如何能把无所作为当作一种武器，如何利用会议施加心理影响。梅特涅最后说：“我们的谋划迄今为止一直非常顺利，而且我不怀疑在亚琛会议上也将是如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步。我们及时完成了第一步，因此避免了作出妥协……我们从英国和普鲁士内阁那里取得了如此多的优势，我预料谈判不可能背离我们深思熟虑的指引。”

[1] C.C.，Ⅻ，p.54，20 October，1818.

[2] Webster，Ⅱ，p.134f.

[3] N.P.，Ⅲ，p.139f.

梅特涅没有失望。沙皇跨越欧洲的行程也显示出他一贯的模棱两可：他在华沙的演讲中表示希望波兰的自由制度很快会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榜样，接下来他逐个访问各德意志朝廷，表白他的和平意图。当亚历山大一世来到亚琛时，他似乎满怀和解的情绪。他向卡斯尔雷保证他视四国同盟为欧洲稳定的关键，并强调四国同盟的解散意味着犯罪。他不可能允许法国加入同盟，梅特涅曾担心的俄国单独与法国订约更是不可能。在这种气氛下，不难以符合卡斯尔雷指令的方式来解决法国与四国同盟的关系。十月二日达成了一致意见，让同盟军从法国撤离。十天后，又决定重启四国同盟，但不允许法国成为成员之一。为了避免法国的敏感情绪，这个决定一直保密，另有一份公开议定书邀请法国参加基于第六条款的再联合。到此时为止，事件的发展似乎证明卡斯尔雷对会议制度有效性的信心是有道理的。他自豪地说：“要审视我们当前的活动……不可能根据外交往来的常规过程来进行……（但是）现在各国内阁肩并肩站在一起，已经很快地消除了误解，或许能避免意见上的分歧。”^[1]

但是很快就表明，会议的快速进展导致了一种假象，结果是以会议制度的未来为代价。对法国的担忧平息下来，法国被允许进入大国协同合作，一个完全采取防御性政策的时期结束了。从此以后，共同的行动必须以建立道义共识为基础，而不出所料，正是沙皇为实现此目的提供了最为极端的构想。十月八日的一份俄国备忘录最终表露了沙皇为何怀有狂热的宗教心态，这是卡斯尔雷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就注意到了的。从长篇哲学论述中浮现的是要求制订有关领土和国内制度的《保障条约》，^[2]备忘录强调，四国同盟是普遍联盟的政治化表述，基于和平条约以及《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意在处理战后时期的双重问题，即对外国侵略的担忧以及国内革命的威胁。为了消除这些危险，亚历山大一世提议，至少需要确保现有的条约能够起到“团结同盟”（Alliance Solidaire^[3]）的效果，四国同盟必须负责既保护欧洲国家不受侵略，也防止国内动乱。备忘录最后说，有了如此对安宁的保障，将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并给予各国民众更大的自由。

这是将普遍干涉所有国家内政的原则强加于一个共同安全体系之上，显然卡斯尔雷绝不会同意这样一种安排。尽管保障现有秩序对梅特涅很有吸引力，但他也不准备借口他的政策适用于社会改革来证明其合理性，也不肯坐视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穿越整个欧洲来对抗他所谓的革命的危险。但是虽然卡斯尔雷和梅特涅一致反对沙皇的计划，他们在处理该问题的方式上却有不同，而这种不同再一次显示了和睦表象下的分歧。卡斯尔雷否定了俄国备忘录所基于的原则，认为它不切实际并且违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梅特涅急于为他的俄国选项留有余地，因而同意沙皇的原则，但援引亚历山大一世自己所倡议的神圣同盟来表明“团结同盟”是没有必要的。如同在此后很多相似的情况下那样，梅特涅通过让沙皇相信其实这并不是他真正的愿望，从而诱使他放弃了一个自己原本珍惜的计划。

梅特涅的备忘录标记的时间是十月七日，起草时已经预见到了俄国的提议，因此表面上好像是有关结束占领法国后欧洲新的政治关系，而非沙皇的备忘录，但是其真正含义却毋庸置疑。备忘录首先从法律上分析了现有的条约关系：《肖蒙条约》依然完全有效，因为虽然有关对法战争的条款失效，却并不能影响其他永久条款；而《四国同盟条约》的有效期是二十年，且不包含任何废除条约的条款。因此法国不可能加入同盟，因为一个新成员的加入将从根本上改变同盟的性质，如同一个原有签约国退出一样。但是这些法律上的论述仅仅是个开头，接下来是对道德问题滔滔不绝的雄辩，而这个问题在沙皇心目中是如此重要。梅特涅认为，因为四国同盟反映了政治道德观的一个根本原则，而且，既然同盟国过去所有的安全措施均旨在对付一个国家，现在也不能容忍从这个国家那里接受对自己国内制度的保障，那么一个新的同盟就只能限于阐明一般的原则。但是鉴于还存在着神圣同盟，这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不敬的：“根据一般条款来进行交往，只会侵犯神圣同盟，该同盟条约也存在于（强调语气为梅特涅所加）《肖蒙条约》里，这项条约是最有用的工具，也最符合其威严的制订者的意图。”^[4]

诉诸神圣同盟证明是无可辩驳的。通过高度赞扬亚历山大一世在道义上的贡献，梅特涅使他无法再坚持重新阐释条约架构。通过保持当前秩序不变，他在强烈呼吁改革的欧洲获得了一个安定的象征。按照一贯的做法，梅特涅让别人去承担挫败沙皇意图的主要任务，而卡斯尔雷迫于国内压力，正急于加入这场交锋。在十月二十日一份措辞激烈的备忘录里，他就俄国对现有条约的诠释提出了异议。^[5]

梅特涅同意沙皇提案的原则，却否认了其必要性，卡斯尔雷则直截了当地否决了亚历山大一世关于国际秩序的构想。四国同盟非但不代表普遍道义原则的应用，而且还直接针对明确列举出来的具体危险。会议制度并非意在监督欧洲国家的政府，而只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来诠释现有条约的条款。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其他的动荡，这样的事实从来都不能作为战争的原因。相反，同盟需要依情况逐个考虑是否特定的变化所呈现的威胁足以允许进行干涉。卡斯尔雷总结道：“为世界和平与幸福建立普遍同盟的问题，从来都只是猜测和希望，但它从未付诸实践，而且可以冒昧地说……它永远都不会。‘团结同盟’的想法必须被理解为……在道义上意味着首先必须建立一种统一政权的体制，能……将一个和平与公正的内在体制强加于所有国家……在此之前，通过欧洲国家联盟来管理欧洲的体制必须具有某种实际形式，必须抛弃所有笼统与不合格的保障观念，必须让各国依靠自己建立在公正和智慧基础之上的体制来保障安全，辅以其他国家愿意提供的支持……”^[6]

这是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最基本的问题，即使再多的“诚意”也无法掩盖这个问题：英国对于国际事务的观念是防御性的，英国只有在出现压倒一切的危险的情况下才会合作。但是欧陆国家的政策是预防性的，它们的关键战役是第一仗而不是最后一仗，它们致力于防止主要的危险成为现实。英国希望限制实际侵略的范围，而欧陆国家则试图预防侵略的发生。在欧洲大陆，必须以严谨的谋划——这对于一个岛国而言似乎很琐碎——来代替实际上的隔离状态。仅仅依赖善意，无法弥合沙皇的宗教狂热、梅特涅对达到最广泛的道德共识的坚持，以及岛国心态之间的分歧；欧洲的视野无论如何高尚，也无法弥合这种分歧。

十月二十日一封内阁的来信表明，卡斯尔雷拒绝考虑沙皇的计划是多么明智。在沙皇提出计划的消息还未到达伦敦之前，内阁就担忧会议最后可能会发表一个声明，宣布将定期举办会议作为欧洲外交的固定制度。内阁对四国同盟第六条款的这种诠释感到意外，反应痛苦，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表明了卡斯尔雷与内阁之间深刻的分歧，因为卡斯尔雷认为这种诠释是他最自豪的成就。这封信尽可能回避作出承诺，聊以自慰地认为可以接受召开另一次会议，只要不提及周期性会议。该信件再一次表明，除了面临共同的危险之外，任何将欧洲组织起来的设想根本就超出了英国的思维范畴。诚然，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很难召集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新议会，但是真正的困难是更为根本性的：“我们这次赞同（发表大会声明），而且是不无勉强的，（向从属国家）保证我们只想讨论撤军的简单问题；但是如果要向它们宣布将建立一个周期性会议制度，那我们就必须声明这些会议只能限于一个……主题，或者甚至……只针对一个国家，那就是法国，并且在没有得到《万国法》允许之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7]事实上，内阁中由坎宁领导的一派否定周期性会议的原则，认为其违背了英国的政策传统。因为这会使得英国陷入欧洲大陆所有的争吵中，而“我们真正的政策一直是不干预，除非出现紧急的情况，那时我们将成为主导力量”。虽然信件特地否认了内阁同意这个意见，但没有什么可以掩盖这样的事实，即英国参与建立会议制度只是因为其外交大臣的个人控制力，因为内阁想不出什么体面的办法来挫败他的意愿。

等信件到达时，像时常发生的那样，危机已经过去了。面对卡斯尔雷的强硬和梅特涅的含糊其辞，沙皇撤回了他有关“团结同盟”的提议。然而，亚历山大一世依然力图留住一些什么，哪怕是略微表示一下欧洲的道德统一也行。尽管卡斯尔雷急于尽可能少地吸引注意力，以便缓和他在国内的困境，他仍然不得不同意让同盟发表声明，宣布由合法且符合宪法的统治者领导的法国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其和平意向，可以参加四国同盟会议。同时，同盟在一个秘密议定书里再次确认了四国同盟。^[8]尽管对“合法且符合宪法的”说法颇有微词，内阁还是接受了卡斯尔雷关于这只是沙皇圣典语言的一部分且完全没有意义的保证。^[9]

此时，就在会议似乎准备好以和谐的面目高调结束时，另一场争论出现了，再一次表明在缺乏更为实际的保障时，和谐的表象并不足以消除欧陆国家的疑虑。这次是普鲁士试图在共同安全体制中寻求安全。普鲁士的领土从维斯瓦河延伸到莱茵河另一边，两个主体部分被飞地隔开，因此它为卡斯尔雷所说的对同盟的诠释必须因事而异而深感不安。于是，普鲁士提出制定《保障条约》，仅涉及主要国家的领土所有权问题，包括荷兰和德意志邦联在内。沙皇所中意的计划的一部分有可能得以实现，他会有什么反应可想而知，但是甚至连梅特涅都动心了。一如既往地，他赞同这个条约，不仅因为它意味着俄国承认自我限制，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能减弱普鲁士国内军方影响力的手段，因为他们总是对奥地利怀有敌意。^[10]因此他试图找出一种方案，可以让英国不用承担条约要求应尽的义务就能够表达其道义上的认可。但要起草一份如此包罗万象的文件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会议如卡斯尔雷所期望的那样以团结一致的表象结束，也如梅特涅所计划的那样什么都未改变。

但是在和谐的面目之下，多种动机的互不相容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法国被纳入大国协同，政治竞争终于结束；而唯一可以让英国国内同意英国参与欧陆事务的动机也随之消失了。英国日益回避作出承诺，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英国的孤立主义倾向越严重，意识到奥地利实际薄弱环节的梅特涅就越来越依靠他用以制约沙皇的最有效的武器：诉诸沙皇的道德狂热。然而梅特涅越是迎合沙皇的狂热心态，卡斯尔雷就越难参加任何联合行动。但是随着亚琛会议的结束，两人都急于掩盖这一点：梅特涅是因为他同俄国谈判的立场是建立在他可以选择英国这一幻觉上；而卡斯尔雷是因为他的欧洲设想——他仍然希望可以战胜内阁的愚钝，实现这一设想——以及，在他看来，他的盟友对安全的斤斤计较。但是他肯定已经感到幻想的时间已经快要到尽头了。此时梅特涅正在参与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无疑表明下一场战役将会在某个卡斯尔雷可能无法追随的平台上展开，无论他个人情感如何。他向普鲁士国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对其国家的行政体制提出建议，并力陈为何不可能兑现在群情激昂的一八一三年所作的承诺，为何无法向国民颁布宪法。^[11]梅特涅所采用的具体理由没有这第一步本身有趣，这一步表明了梅特涅的意图是要起到欧洲保守主义良知的作用。

[1] Webster，Ⅱ，p.146.

[2] W.S.D.，Ⅻ，p.723f.

[3] 法文，负连带责任的同盟。——译注

[4] Hanz Schmalz，Versuch einer Gesamteuropäischen Organisation 1815-1820 （Berner Untersuchungen zur Allgemeinen Geschichte），p.38f.梅特涅有关四国同盟与普遍同盟的区分，参见N.P. Ⅲ，p.160f.。

[5] 虽然备忘录意在向内阁表明卡斯尔雷的警惕性并且没有给沙皇看，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无疑也有同样的，即使措辞不那么激烈的辩论。

[6] Text，Webster，Congress of Vienna，p.166f.

[7] C.C.，Ⅻ，p.394.

[8] 参见B.F.S.P.，Ⅵ，pp.11-19。

[9] C.C.，Ⅻ，pp.71，75.

[10] N.P.，Ⅲ，p.159.

[11] N.P.，Ⅲ，p.171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