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在他的自传片段中写道：“三月六至七日晚上，五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召开了一次会议……因为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三点才结束，我命令侍卫不要打扰我休息……尽管有此禁令，他还是在早晨六点左右给我送来一封标示着‘加急’的信件，信封上只写着‘寄自驻热那亚的帝国和皇家领事馆’……我没有打开信件，只是把它放在床头……但是受到如此打扰，我无法继续休息，七点半左右，我决定打开信封，结果发现只有这么六行字：‘英国特派使节坎贝尔刚刚抵达港口，询问是否有人在热那亚见到拿破仑，因为他从厄尔巴岛消失了。坎贝尔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于是英国驱逐舰立即起航。’”[1]
这表明了人们当时抱有的信念是不可能再出现能够打断有序生活的根本危机，然而，欧洲却以这种方式意识到了它新建立的合法性依然很虚弱。单单一个人，他的行踪依然不清楚，却能够使整个欧洲胆战心惊，充满恐惧，这本身就表明了革命的性质是行使意志。这种恐惧表明达成一种协议可以划分疆界，有时甚至能扶持统治者，但只有持久才能带来自信。因此政治家们在维也纳讨论了拿破仑的行踪，好似一切选择都对他开放，好似革命的象征能够在欧洲任何地方转变成现实。塔列朗说：“他将在意大利海岸某处登陆，接着奔向瑞士。”他的话表明甚至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也不会轻易相信他的世界秩序即将崩溃。梅特涅却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革命的结构——即使不是其成因的话，他回答说，“他会直接去巴黎。”因为巴黎是欧洲协议的关键；正是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拿破仑才能诉诸他自己那种合法性，即以个人魅力来统治。当政治家们仍在讨论时，拿破仑却在朝着罗讷山谷前进，三月二十日，他进入了巴黎。
但是这种恐惧的程度同时也表明了欧洲团结的程度。当有关他胜利的记忆仍然在营造他战无不胜的幻觉时，与拿破仑媾和是可能的，但是如今已经不可能再将国际秩序建立在不协调的国内体制上面。三月十三日，“八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由塔列朗作为发言人——发表了一个宣言，向法国国王允诺会提供必要的援助来恢复社会安宁。同时，宣布拿破仑这个专事破坏世界安宁的人已经自绝于文明与文明社会。军队本来已经准备遣散，又再次被动员起来。维也纳的协议还没有得到批准，欧洲又开始陷入战争；作为一个时代达到顶峰的最后象征，这次是对一个人，而非一个国家宣战。
拿破仑接受了《巴黎条约》，还给沙皇送去了一份一月三日签署的秘密条约——它被匆匆遗忘在杜伊勒里宫——但这都只是徒劳。梅特涅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因为拿破仑已经不再是那位凌驾于革命之上的统治者，现在只是一个闹闹革命的小首领而已。他或许可以申明和平的愿望，然而即使他真心诚意，他也不再有能力实现这个愿望。一八一四年的拿破仑尽管屡遭挫败，却仍然还有耶拿和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者的超凡魅力，而一八一五年的拿破仑却是一八一四年的战败者，关于他战败的记忆限制了他对权力的诉求。他的回归并不具有凯旋的性质，只不过是一种抗议姿态，产生于所有心怀不满者通常会形成的革命联盟。拿破仑这位凭意志行事的人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人们借此对抗可恨的“合法性”原则的原则；他在最后一次登上舞台时必须证明，尽管人们可以战胜观念，但观念却比人更持久。革命再次兴起，拿破仑只能通过将其政权建立于雅各宾派上，通过放宽波旁王朝的宪法，使自己合法化。如果说梅特涅曾经希望使征服者拿破仑承认权力的有限性，但希冀植根于国内革命的拿破仑却不再是平衡中一个可接受的因素。五月三日，同盟各国一致认为“他们与法国当前的统治者势不两立，因为经验表明不能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它们进行战争，目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以及重新获得永久的安宁，因为法国在当前首领的统治下不能提供任何安全保障。”[2]
但是如果说同盟各国一致认为拿破仑的继续统治不符合欧洲均势，关于能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它们却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战争的再次爆发重启了所有在朗格勒、特鲁瓦和维也纳经过激烈争议才解决的问题，在过去岁月里遭受失败的所有事业的倡导者从拿破仑的再次出现中得出结论，说这正是因为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沙皇想起自己曾经反对波旁王朝复辟，普鲁士曾经要求严厉惩罚对手，利物浦的内阁也想起他们不喜欢《枫丹白露条约》。所有要求报复的人在前一年勉强按捺住的报复心现在全都爆发了，似乎虽然革命无法征服欧洲，但也可能将欧洲带入一阵旋涡，吞噬所有的克制力。
主要的负担落在卡斯尔雷身上。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俄国军队仍然深入波兰腹地，只有英国和普鲁士军队匆匆集结在低地国家，可以听从指挥。没有哪个同盟国有足够的财力来进行战争，但是前一年卡斯尔雷虽然被迫提议免去法国赔款，他现在却必须防止那些迫不及待者冒失开战，大家都同意，这一次战争的成本不应该再落在胜利者头上。三月二十五日，在维也纳接替卡斯尔雷的威灵顿公爵重启了《肖蒙条约》的资助安排，只不过这一次所有的德意志小公国都参与了进来。卡斯尔雷致信威灵顿说：“如果我们做这件事的话，就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必须以最大的规模……必须以武力全面包围法国。”[3]
但是用武力包围法国是一回事，决定要借用什么名义来动武却是另一回事。英国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急于再次使波旁王室复位的，但是它在国内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此进行一场战争。不干涉别国内政是英国国策的关键原则，哪怕是为了波旁王室也不允许违背此原则。卡斯尔雷致信克朗卡迪说：“对于他的复位，（路易十八）不可能希望我们还能比现在更重视，最为要紧的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来进行这场战争，以期达成这种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使其成为必要条件。外国尽可以立下盟约，摧毁波拿巴的权威，认为它不符合安全的要求，但是要公开指定谁来取代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关乎国会的微妙事情。”[4]在致信与遭到放逐的波旁国王在一起的英国大使查尔斯·斯图尔特时，他又说：“约翰牛在不受拘束时最英勇善战……虽然我们能够巧妙地将波旁的事业与战争的公开（强调语气为我所加）目的联系在一起，我们也绝没有办法一直将（它）作为原则维持下去……”[5]
整个四月和五月，沙皇一直不怀好意地说情愿要共和国，也不要再来一次王朝复辟，[6]卡斯尔雷必须抵抗国会的压力，因为国会强迫他假装对法国的国内事务安排完全不偏不倚。当波旁王室请求救助，欧洲大陆请求经济援助时，卡斯尔雷却必须准备为战争寻找一个符合岛国心态的理由。但是无论这有多么艰难，他也拒绝利用公众要求“惩罚”法国的热情来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合法理由。他告诉议会，波旁家族赋予法国一种社会特征，使其置身于世界各国大家庭中，而拿破仑得以复位，是因为军队认为和平与其观念相左。[7]战争是统一的欧洲对付拿破仑威胁的斗争，目的是让法国重新融入，而非放逐。五月二十六日，战争动议终于在议会获得通过，卡斯尔雷致信涅谢尔罗迭说：“需要费点周折才能使得这个国家热情地投入一场新的战争……你可以相信我们会安排得很周到，不会辜负我们的盟友和正当理由……”[8]
战争到来得很及时。六月十八日打响了滑铁卢战争，六月二十二日，拿破仑再次让位于他的儿子，因此使卡斯尔雷避免了再来一次同盟之战的尴尬。沙皇正带领一小队哥萨克卫兵前往巴黎，希望重演他上一年的胜利，威灵顿安排了第二次复辟，法国“合法的”统治者路易十八由雅各宾国民议会召回。正如在一八一四年四月，塔列朗借沙皇宽宏大量的名义，将既成事实摆在亚历山大一世面前，现在威灵顿和卡斯尔雷又借适度之名给了他一个既成事实。亚历山大一世的生活充实感只在于期待。
法国又再次变得“合群”，但是当四国聚集在一起再次谋划和平时，前一年的希望破灭了。似乎已经很清楚，仅仅展示除革命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并不能结束革命，简单地改变法国的国内体制也不能使其融入国际社会。一八一四年，进行战争的公开目的是为了使法国领土缩小至“旧时疆界”，推翻拿破仑只是偶然的附带结果，但是波旁复辟却被视为局势的根本转变。一八一五年，进行战争是为了推翻拿破仑，但是吊诡的是，这个目的实现后却造成了新的疑虑。人们忘记了前一年说过的勇敢的话语，忘记了国际社会受到的约束是各自的期望必须具有合法性。因为害怕共同的敌人，欧洲开始组织起来，并且在此过程中失去了自发性。抱着胜利者自以为是的态度，四国再次聚在一起，要将和平强加于法国，但似乎这次它们不会再有分寸感。
然而，巴黎有一个人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代表了欧洲的良心。很难解释为何是卡斯尔雷抵制了普鲁士想要让法国解体的鼓噪，因为甚至梅特涅也附和普鲁士的提议，甚至要求永久拆毁法国防御系统的外围；[9]也无法解释卡斯尔雷为何拒绝听从内阁和议会的指挥，两者都催促他寻求惩罚性和平。然而，这位来自最不易遭受直接攻击的岛国的代表宽恕了法国，挽救了欧洲均势。卡斯尔雷在巴黎为均势所做努力产生的效果超过了他一生中任何其他时候。他在国内受到误解，也少了梅特涅在此前一些摩擦中提供的道义框架的支持，但他以惯有的矜持方式和慢吞吞的说服力来为人处世，受到总是比表达能力更为准确的直觉的驱使。两代欧洲人将羞辱堆在他头上，说他摧毁了欧洲的自由，因为政治均势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社会竞争掩盖了其他一切；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如果没有卡斯尔雷如此决断地加以保留的政治架构，那就根本不会有人们可以为之竞争的任何社会实体保留下来。
[1] N．P.，Ⅰ，p.209.
[2] B. D.，p.331，6 May，1815；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London，1841）. Vol. Ⅱ，p.301.以下简称B.F.S.P.。
[3] C. C.，Ⅹ，p.285，26 March，1815.
[4] C. C.，Ⅹ，p.301，8 April，1815.
[5] Webster，Ⅰ （Appendix），p.545，19 April，1815.
[6] B.D.，p.324f.，15 April，1815.
[7] Hansard （Commons），29 April，1815.
[8] C.C.，Ⅹ，p.365，28 May，1815.
[9] D'Angeberg，Ⅱ，p.1482.
当卡斯尔雷准备讨论和约时，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反对温和的态度。敌手已经无能为力是事实；而敌手已经和解则只是猜测而已。领土扩大意味着拥有领土的确定性；通过自我限制将一个对手融入国际大家庭是诚信的表示。当然，“绝对安全”的倡导者总是能得到大众的支持，他们支持的是现在，而政治家必须应对未来。
无论关于绝对安全的辩论多么“有道理”，都将导致国际社会内部形成革命局势。因为他们坚持只有一种战争的起因，结果造成了实际上和心理上的失衡。和平越是具有惩罚性，就越是急切地需要集体安全体系，以过去敌人的威胁作为其合法性的理由。但是这种体系却是强硬僵化的表现，表明和平只能得之于压倒一切的武力。 一种秩序如果包含一个永远不满的国家，和谐将成为目的本身，这将使协议听命于其最无情的成员，最乐意与革命势力达成妥协的成员。因此，投降的国家的软弱，其实是一种假象，越是想要确保它永久软弱，越有可能改善其相对地位。因为违背协议的合法化原则，或因为无法强求过去的敌人自愿接纳协议，胜利的国家就此营造出一种心理上的扭曲。维持现状国家不再能通过诉诸“合法性”来维护自己的立场，针对惩罚性和平的受害者，它们的诉求必须依赖武力，于是那些最需要稳定的国家就成为本质上是革命性的政策的倡导者。当然，相对于失败者，惩罚性和平往往更容易令胜利者失去分寸感。追求绝对的安全会导致永久的革命。
但是一八一五年七月在巴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面对普鲁士的漫天要价和奥地利的索求，在本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卡斯尔雷被迫——在他一生中少有的几个这样的时刻——从理论上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同盟军队的劫掠，德意志国家迫不及待地要将尽可能多的兵力调遣至法国，以便摆脱维持这些军队的开支，这些都使卡斯尔雷怒不可遏。[1]内阁越来越顽固不化使他火气很大，为了转移他的政策的一些责任，卡斯尔雷现在说服了深陷宗教狂热情绪之中的沙皇来提议和平方案，包括重新确认第一次《巴黎条约》，再加上要求适当的赔款。他将此提议送交内阁，并写信暗示不应该让俄国人独享实施宽容和平政策的名声。[2]
但是内阁既不愿意听从卡斯尔雷的意见，也不愿意听从沙皇的意见。七月十五日，利物浦就已经说过，法国政府对“叛国者”的容忍已经表明它不可靠；减少法国实施侵略的手段才会安全；同盟各国有权剥夺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征服得来的一切领土；至少同盟各国应该拆除北面和东面边境上的要塞，并且要求赔款。[3]宽宏大量的政策已经证实是令人失望的，英国“有资格为自己尽量谋求安全”。如往常一样，在这种时期最后总是要求助于军事考虑，似乎安全的军事因素有自己的道德规范，似乎纯粹依赖军事考量本身并不意味着放弃政策。利物浦宣称，路易十八人缘再好，也不应该影响到清除要塞，这应该完全由威灵顿从军事上做出判断：“无论我们如何希望路易十八的政权在法国受到欢迎，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被视为对于欧洲总体安全非常重要的一切”。[4]
就这样，卡斯尔雷被迫尽可能详尽地说明安全的性质。在八月十二日和十七日的两份备忘录中，他讨论的问题涉及融合还是惩罚，是追求和解的和平还是瓜分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八月十二日的备忘录探讨了割让领土的问题。卡斯尔雷认为，如果瓜分意味着安全的保障，尽管分配战利品可能会引起分裂，那还是值得尝试一二，但是事实上，瓜分只会激起法国的好斗情绪，而且还不能保证其他国家，尤其是俄国，会坚决反对新的侵略：“相比因为认准极端谨慎的措施而危及同盟，让欧洲的安全依赖于所有国家都会支持的事情，这会好很多。”总而言之，绝对安全的海市蜃楼会摧毁它寻求达到的目的。歌颂稳定的物理因素，却忽视了其道义因素；集结武力来控制已经失败的敌人，却削弱了使武力发挥效力的决心：“法国持续的过分举动无疑会驱使欧洲……采取瓜分的措施……（但是）应该让同盟各国利用这次新的机会来保障所有国家都急需的休养生息，并且确信如果情势让他们失望……他们会再次拿起武器，不但拥有主动权，而且拥有仅凭自身就足以使这种联盟团结在一起的道德力量……”[5]
如果说八月十二日的备忘录是对安全性质的定义，那么八月十七日的备忘录则否认了政策的行使会受为时短暂的公众舆论左右。[6]卡斯尔雷致信利物浦说：“我不怀疑中间路线是最受欢迎的，强求他国永久转让一两个非常有名的要塞，我们付出的努力将会得到一片喝彩，但喝彩并不是总伴随着努力 ……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搜集战利品，而是要尽量使世界走上和平的正轨。我不认为这适合任何想要……影响法国领土性质的企图……我也不能肯定……法国即使在它目前的格局下，是否只会是欧洲体系危险的成员，而不是有用的成员。”卡斯尔雷这位外交大臣，拿破仑的死敌，在十五个月之前仅能想象一个因为对法国的恐惧而团结起来的欧洲，现在却成了和平和谐的倡导者，这表明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逐渐成熟。哪怕此时卡斯尔雷基本上处于孤立，他也蔑视对公众舆论让步，这代表了他对政治家所秉承的职责的理解。
因此，一方面是卡斯尔雷急切的坚持，另一方面是内阁勉强的同意，这定义了英国在新的和平协议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完全依赖一个人的信念，但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有关和约的实际磋商。但是动机本身无法强求一个要阻止落实该动机的国家的热情，甚至无法博得它的理解。以欧洲名义建立的和平只能在意识到欧洲作用的条件下才能维持，然而这种意识开始淡漠，因为人们对重大危险的记忆逐渐模糊。英国眺望海峡对岸，只见安特卫普长久掌握在友好国家的手中，因而竟然忘记了事情可能还会有另外的样子。
卡斯尔雷成功地克服了内阁的犹豫；接下来又遭遇了欧洲大陆的贪婪。普鲁士已经向法国派遣了二十八万人，要为普鲁士曾经受过的磨难实施往往表现得野蛮的报复，它不愿意再次失去为国家受到的羞辱展开报复的机会。它得到了其他小邦国的支持，它们只会从中得到好处，而不会失去什么，因为它们的领土扩张一定需要得到大国的保障。卡斯尔雷怒不可遏，斥责“掠夺的习性在一个世纪以来给德意志带来了悲惨的命运”。[7]他气急败坏，甚至威胁说要取消英国对低地国家的保障，如果后者继续坚持过分的要求的话。[8]
但是像第一次《巴黎条约》那样慷慨大度的和平条件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大家同意由法国来承担战争的费用以及在荷兰建造防御要塞的部分开支，赔款定为七亿法郎。法国北部的占领军将负责实施和约条款并且保护国王的安全。最后，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小邦国得以修改边界线，法国领土收缩至革命前的疆界，被剥夺了第一次《巴黎条约》给予它的额外领土：萨尔路易、兰道和萨伏依。革命时期获得的艺术珍品也归还给了原来的主人。
如果说这个和约没有第一次《巴黎条约》那么宽宏大量，但它也至少没有严苛到会使得法国变成一个永远心怀不满的国家。法国失去的领土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而非商业或象征性意义，无论如何，包括近一百万人口。赔款三年内付清，占领军也在第三年底全部撤出。于是各国第二次缔结了适度的和平，在不到十五个月之内，政治家们两次成功地抵挡住了想要大获全胜的诱惑，而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却批评这些政治家对横扫全欧洲的情绪视而不见。但是这些情绪的代表人物，例如施泰因，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洞察力，都赞成报复式和平，而这会使欧洲遭遇无休止的政治纷争。
[1] C.C.，Ⅹ，p.484f.，17 August，1815. 威灵顿的观点可见Gurwood，Ⅻ，p.558； B.D.，342f.。
[2] B.D.，p.353，29 July，1815.(www.xing528.com)
[3] C.C.，Ⅹ，p.431f.，15 July，1815.
[4] C.C.，Ⅹ，p.431，15 July，1815； C.C.，Ⅹ，p.454f.，3 August，1815； C.C.，Ⅹ，p.479，11 August，1815.
[5] B.D.，p.361，12 August，1815.
[6] C.C.，Ⅹ，p.484f，17 August，1815.
[7] B.D.，p.375，4 September，1815.
[8] B.D.，p.376，4 September，1815.
但是合法均势时代的开始不可能没有这样两种行动，这两者自觉地表明，革命的记忆可能比革命本身更危险，只有“既定”的秩序才是理所当然，而建立起来的秩序则需要加以解释。自然，这些行动应该代表追求秩序的两个方面：一八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四国同盟代表了权力均势和诚信的现实状况；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神圣同盟宣告了各种愿望的相互妥协和道义原则的普遍性。由卡斯尔雷来建立政治框架是恰当的，但是其道义表述的制定者却是一位具有矛盾性的人物：俄国沙皇，他在前一年几乎将欧洲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但是现在却厌腻了荣耀，满怀一种神秘的崇高心绪，一心要在实现基督教仁爱的信条中寻求声誉。
七月十七日，卡斯尔雷已经致信利物浦，说他上次在巴黎铸成了大错，“没有反对设立障碍，以（欧洲禁令的）条款来对付拿破仑的回归，因为无疑他……使得国家和军队都相信他能够复位，而且尽管如此仍能保持和平”。[1]因此才产生了四国同盟。它代表了一种暧昧的混合，包含一个岛国的国际关系概念与一位具有欧洲视野的政治家对稳定因素的了解。
如同它与革命的所有关系一样，这次英国又面临着欲望与国内合法性之间的冲突，想要保留波旁王朝的愿望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一种妥协，保障了欧洲能应对法国的入侵，同时避免肯定地允诺采取共同行动对付国内的动荡。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保护 《第二次巴黎条约》的领土安排，无疑这一点对英国内阁最有吸引力。既然拿破仑反复扰乱了领土平衡，针对他的情况，同盟的第二条款就不干涉原则作出了例外规定，将波拿巴家族排除在法国王位之外。但是万一法国发生除波拿巴分子主导之外的其他革命呢？将革命这样的事实作为战争的理由，这是放弃不干涉的原则。但是袖手旁观则有可能导致又一系列的革命争斗。解决这种窘境的办法是闪烁其词，英国承认欧洲稳定具有社会因素，同时考虑到公众舆论，避免作出承诺：同盟各国同意“保持警惕”，而且“如果革命再次扰乱法国……会为了各自的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就这样，法国的革命被宣布为潜在的威胁，即使它不牵涉任何实际的侵略行为，但它也不会自动成为进行战争的理由。
十五个月前，卡斯尔雷会认为这些条文以及规定各国共同动用武力采取措施的其他条款是他的努力所产生的终极结果，而且无疑内阁每位成员都会将英国的安全与约束法国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在此期间，卡斯尔雷已经成为反法同盟许多政治家所遭遇的诱惑的牺牲品。在同盟的神话中，战前的外交关系似乎过于微妙和琐碎，造成了最终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共同行动的欢乐情绪中，或者当共同行动依然记忆犹新时，和平的愿望本身似乎就足以成为构建和平的动力。因此卡斯尔雷曾经认为，因面临共同敌人而产生的目标一致性是国际关系的正常模式。他陶醉于“合理性”，竟然忘记了前一年痛苦的调整过程。他越来越认为保密关系不是和谐的表现而是其产生的原因，和平秩序的要求就像取得军事胜利的措施那样一目了然。因此他催促欧洲各国保持密切联系，不但为了如沙皇所提议，控制法国，而且为了欧洲的安定。稳定可能在于共同作出承诺而非达成机械性平衡，在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非防卫，这样的概念完全超出了英国内阁的想象，以至于没有人对卡斯尔雷起草的《同盟条约》的第六条款提出异议，该条款要求“缔约国”定期召开会议……“探讨有益于各国安定和繁荣……以及欧洲和平的措施”。[2]
之后统辖了欧洲七年的会议制度由此产生，这几乎像是事后的谋划。但是在任何政治局势中，都有不随人的意愿转移、不可能在一世中改变的因素。这是需求为政治家装扮出来的假象，他的悲剧性就存在于与其斗争的过程中。无论卡斯尔雷的愿景有什么优点，英国的经历却妨碍了它理解自己的外交大臣。在公众眼里，对于英国的安全而言，英吉利海峡相比欧洲大陆的稳定是更为重要的保障。只是一个误解才使得冲突没有在一八一五年变得显而易见：当卡斯尔雷考虑的是欧洲时，内阁和整个国家却集中关注法国。
巴黎还有一个人物志在追求不可能达到的完善。自从维也纳的争夺以来，亚历山大一世的心思变得越来越神秘。曾经如此长久和迫不及待地追求的荣耀和称赞，现在不知为何却似乎被他搁置一旁，甚至胜利也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第一次向巴黎进军并没有能在道义上为焚烧莫斯科复仇，但结果却导致错综复杂的阴谋，使得波旁王朝复辟。维也纳会议并没有让人服从不言而喻的道德准则，而是导致各方为貌似边缘化的问题进行顽固的争夺。当然，不能仅凭一时心血来潮就实施某种政策，因为政治家既应该对征服世界感兴趣，也应该对保存世界感兴趣。但是对于狂热者——或者先知——来说这起不到安慰作用。政治家活在当下；对他的考验是看他建立的结构在压力下是否能够长久。先知活在永恒，而永恒根本就没有现世的维度；对他的考验由他的愿景所决定。两者相遇总是悲剧性的，因为政治家必须努力将先知的愿景简化至精确的措施，而先知则会用超验的标准来判断现世的结构。在政治家看来，先知意味着一种威胁，因为强调绝对的公正即否定有微妙的差异。在先知看来，政治家代表对现实的反叛，因为试图将公正削弱至人力可及意味着偶然性压倒了普遍性。在政治家看来，协商是稳定的根本，因为它象征着调整彼此冲突的诉求，认可合法性；在先知看来，它象征着不完善，象征着扰乱普世极乐的不纯粹的动机。难怪亚历山大一世总是感觉受到误解，或者同行总是不信任他。他们认为安全是承认有限性；他认为安全是超然物外的时刻。无论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有什么分歧，他们总是在寻求一种具有微妙联系的世界；而亚历山大一世寻求的是即时完善的世界。
沙皇再次跟随军队向巴黎前进，他开始将在维也纳的纷争归于主要参与者缺少宗教灵感，他一再提起以他的名义向会议递交的提议，该提议呼吁建立国王的兄弟联谊团体，以基督教戒律为指南。[3]带着这种心态，沙皇惊讶地发现克吕登纳男爵夫人前来拜访，她是一位宗教狂，视沙皇为欧洲的救星。不难将她的出现理解为上帝的某种暗示，或者将新的争夺视为神的考验。沙皇一到达巴黎，立即邀请男爵夫人前来，写信说：“您将会在城边上一所小房子里找到我。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居所，是因为在花园里发现了我的旗帜，十字架。”[4]九月十日，沙皇为其他几位君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但是代替军队列队行进的是一场由克吕登纳男爵夫人主持的弥撒。
带着这种心态，沙皇支持卡斯尔雷寻求宽容的和平，他现在开始着手神圣化这件事，将其与裁判所有人类活动的宗教教义关联起来。经过与克吕登纳男爵夫人的协商，他提议起草一份只有君王才配得上，也只需他们签署的宣言，结果奥地利皇帝回答说，他不能肯定究竟应该与大臣们商议这件事，还是去告解室请求指点。宣言一开始就祈求三位一体和神意：因为神的关怀普照大地，所以各国君王决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此前各国在处理彼此关系时选择的道路，迫切需要以基于我们救世主的永恒宗教之崇高真理的秩序来取而代之”。接下来是三项条款，象征三位一体，呼吁各国君王和人民视彼此为兄弟，各国视彼此同为基督教共同体内的一员；恳请各国君王以仁爱之心管辖臣民，并向彼此伸出救助之手。[5]
但是无论梅特涅如何嘲笑这种努力，而且即使他将这归因于沙皇的脑子出了问题，但在那些出席维也纳会议的精心算计的人看来，这并非一份宗教文件，而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文件。卡斯尔雷说，“（梅特涅）不愿意挫伤（沙皇）的信念，因为无论那是如何不着边际，却可能会给他和全世界省去不少麻烦，只要这种信念能够长久。总而言之，奥地利皇帝知道没有退路，在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后，同意签署这份宣言。”[6]但是这些修改至关重要，因为梅特涅将沙皇的泛泛而谈转变为符合中欧帝国清醒理智状态的政策声明，而且他做得非常巧妙，使亚历山大一世确信这贯彻了他的精神。[7]以这样一种变通的形式，神圣同盟用君主宗法联合会取代了各民族联合团体，上述前言还提到：“君主同盟已经确信，目前各国关系所走的道路必须以基于……永恒宗教之崇高真理的秩序来取而代之。”[8]
已经不再有急迫感，也不再提到需要根本性改革；同样也不再一提到过去的国家关系就只是谴责欧洲政治协同。而且更有逻辑地看，宣言的新版本可被视为一种对革命带来的转变的攻击，对回归秩序的承诺，对法律高于意志的确认。沙皇认为神圣同盟是纲领性的，宣告着超越历史琐碎的新时代的开始；梅特涅则用它来宣布结束一个革命时代和重返历史。因此，就这样，亚历山大一世对巴黎的第二次讨伐再次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在沙皇虎头蛇尾的生涯中，他构想出和约本来意在用作改造世界的工具，结果却成为维护欧洲均势的手段。
要获得英国的同意仍然还有一些困难。卡斯尔雷称神圣同盟为“崇高神秘主义和胡说八道的混沌一团”，他意识到议会绝不会同意正式认可这样一种文件，因此他提议摄政王以他本人的名义认可这份条约，“该条约不妥之处在于过分讲究参与其中的卓越性，而非其特征和性质”。[9]但即使这样对于内阁来说也太过分了，他们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强调卡斯尔雷的提议不符合英国宪法的原则。摄政王最后致信其他国王，表达了他个人对他们所做努力的赞同。[10]就这样，带着疑虑重重和犹豫不决，带着崇高的愿景和清醒的盘算，神圣同盟产生了，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一八一五年九月底国王们准备离开巴黎时，和平似乎终于得以确定，革命时期也终于结束了。协议如此悄无声息地达成，以至于它最大的成就，即可能会被普遍采纳，也基本不为人注意。在巴黎还缔结了两项协议，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起到了指导欧洲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其倡导者——四国和神圣同盟——的悲剧性命运，标志着对欧洲由诚信以及对道义共识的追求而团结在一起的希望，以及均势的政治和道义表述。就这样，企盼欧洲同心协力的愿景毁了当时两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清醒而迂腐的卡斯尔雷、狂热而处于宗教高昂情绪中的沙皇；卡斯尔雷毁于他的直觉——超出了国内民众的体验；亚历山大一世毁于他的努力——超出了国际秩序的经验。
然而，在巴黎有一个人了解自己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了解得太清楚了。对于梅特涅来说，政策不是理想主义的构想或旨在改造其民众的精神特质。这位或许最需要改变的帝国政治家只看见了不可更改的框架，他设想自己的任务在于试图强使国际秩序符合其结构，在所有当时在巴黎的政治家中，他几乎是唯一将和平视为开端，而非终极目标的人。政治斗争结束了，社会斗争将要开始。梅特涅计划以他惯常的策略来加入这场竞争：以耐心而非建设性来击败对手，不是超越他们，而是拖垮他们。当梅特涅准备新的战斗时，他的社会信念的性质就变得至为重要了。
至于这位自诩为“治疗革命疾病的医生”将会开出什么药方，欧洲正在翘首以待。
[1] B.D.，p.349，17 July，1815.
[2] 对该条约的详细分析，见Webster，Ⅱ，pp.54-56，Text of Quadruple Alliance，Martens， Recueil，Ⅳ，p.27ff.。
[3] D'Angeberg，Ⅰ，p.571，31 December，1814.
[4] Schwartz，Die Heilige Allianz，p.50.
[5] Schwarz，p.52f. 梅特涅后来删去了此处不同字体的词。见下段。
[6] B.D.，p.383，28 September，1815.
[7] Schwarz，p.57.
[8] 有关梅特涅所做修改的探讨，见Werner Naef，Geschichte der Heiligen Allianz （Berner，Untersuchungen zur Allgemeinen Geschichte），p.8f.； 条约全文见Martens，Recueil，Ⅱ，p.656f.。
[9] B.D.，p.382f.，28 September，1815.
[10] B.D.，p.385f.，3 October，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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