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条约》第三十二条规定要在维也纳召开一次会议，解决欧洲均势问题，战争中双方牵涉到的所有国家都得到邀请参加会议。起草该条款时，只期待会议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开始取决于主权国家的互相尊重。新均势的要素将在伦敦落实，沙皇、普鲁士国王和梅特涅在缔结《巴黎条约》后都将前往伦敦。因此，几乎是凑巧，会议成为竞争的场所，尽管四周是欢乐的气氛。又因为意识到再也无法回避最终的问题，这场竞争显得更加尖锐。在维也纳必须做出最后决定：从与拿破仑的战争中究竟是产生“合法的”秩序，即被所有大国接纳的秩序；还是将继续保持革命性关系，以未受支持的权力诉求为依据。
任何国际协议都代表某种过程的一个阶段，通过此过程，一个国家协调其自我认识与其他国家对它的认识。一个国家总是自诩为正义的表现，其社会义务越是出于自觉，就越是如此；因为只有在大部分公民自觉服从，并且只有在他们认为统治者的要求是正义的时候才服从，政府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对于其他国家，它是一种力量或意志的表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外在的主权只能由更强大的力量来控制，因为外交政策必须根据另一方的能力而非仅仅是自己的意愿来制定。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所有的愿望，就会寻求绝对的安全，寻求这样一种世界秩序：摆脱了外来危险意识，所有问题都像国内问题那样处理。但是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对所有其他国家来说绝对不安全，因此永远不会作为“合法”协议的一部分达成，只能通过征服获得。
因此，一份得到各方认可而非强加于人的国际协议对于相关的任何一方都会显得有些不公正。悖论是，这种普遍的不满足恰好是稳定的条件之一，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满意，其他国家就会完全不满意，接下来将出现革命的局势。稳定秩序的基础是其成员相对的安全——因此也是相对的不安全，稳定反映的不是不存在尚未得到满足的诉求，而是怨恨没有大到足以企图颠覆协议而非寻求在框架内进行调整。其结构被所有主要国家接受的秩序是“合法的”，而有某个国家认为受到其结构压制的秩序是“革命性的”。国内秩序的稳定取决于权威的压倒性权力，而国际秩序的稳定则取决于力量均衡及其表现，也就是均势。
但是如果国际秩序表达了对稳定和均势的需求，那就是建立在合法化原则的名义之上。因为协议要将强迫转化为接受，就必须将对安全的需求转变为诉求，将个体要求转变为普遍的优势。正是合法化原则建立了竞争诉求的相对“公正”及其调整的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合法性的普遍真理与协议的条件必须完全相符。没有哪个大国会仅仅为了合法性的缘故而放弃它对安全的最小诉求，即实施独立外交政策的可能性。但是合法化原则定义了边缘情况。一九一九年，奥匈帝国解体与其说是源于战争的影响，不如说是因为和平的性质，因为它的继续存在与民族自决不相符，这是新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十八世纪时没有谁会想到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会取决于所用语言的一致性，而《凡尔赛条约》的制订者则不能想象合法统治还会有任何其他基础。合法化原则胜在被视为理所当然。
尽管合法化原则的普遍真理与协议的条件从来无法完全相符，但稳定依然有赖于某种程度的相适性。如果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又有一个大国感到处于劣势，国际秩序就会波动，“革命”国家诉诸协议的合法化原则将会造成心理上的扭曲。一个维持现状国家采取的策略的“自然”表述就是法律，即对一种持续关系的定义。但是如果有一个始终感到不满的国家诉诸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那么武力就是对付它的唯一解决办法。那些能够从稳定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人则会成为革命政策的倡导者。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苏台德危机时诉诸民族自决就是乞灵于“公正”，因此造成了西欧国家在抵制上犹豫不决：迫使这些国家试图通过满足德意志的“公正”诉求来建立一种“真正”合法的秩序。直至希特勒兼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后，人们才明白他的目的是主宰欧洲，而非合法性；只有这时竞争才成为纯粹的权力争夺。
当时国际协议的主要问题是要将合法性的诉求与对安全的需求相关联，使得没有哪个国家能通过采用革命政策来表达不满；协调力量的平衡，以防止由超出协议所订立条件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敌对行动。这不是机械性问题，如果能够像推导数学公理那样条理清晰地建构国际秩序，各国就会认为自己是平衡中的因素，进行协调，以便达到侵略与抵抗力量之间的完全均势。但是精确的平衡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很难预测谁会是侵略者。这些国家在旁观者看来可能是安全设置中的因素，而在自己国内人看来却是历史存在的表现。没有哪个国家会服从似乎完全否定该国自我设想的某种协议，无论它如何平衡和“安全”。英国不可能因为顾及平衡而放弃海洋权利，奥地利也不可能放弃它对德意志的立场，因为它们的“公正”观念与这些诉求不可分割。因而存在两种均势：一种是普遍的均势，使得如果一个或数个国家企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之上，那会是一种冒险行为；另一种是特定的均势，定义某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历史关系。前者能防止普遍战争；后者是合作顺利的条件，因此国际秩序不太可能源自对和谐的意识。即使对合法性已经有了共识，对安全需求的看法也会因竞争国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不同而产生差异。正是从这样一种有关均势特性的冲突中，维也纳会议制定了一种接下来维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安排。
维也纳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并不简单，不只涉及维持现状的国家——英国和奥地利遭遇迫切求取的国家——俄国和普鲁士，而塔列朗则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迫切求取的国家的诉求与保守国家的抵抗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俄国对波兰的要求威胁到了欧洲的均势，而普鲁士在萨克森问题上的坚持却只危及德意志内部的平衡。当卡斯尔雷谈到均势时，他指的是一个不可能产生霸权的欧洲；但是当梅特涅提及均势时，他还包括了一个不可能由普鲁士主宰的德意志。卡斯尔雷意在创建一个强大到足以抵抗西欧和东欧进攻的中欧；梅特涅有同样的愿望，但他同时也关心奥地利在中欧的相对地位。在卡斯尔雷看来，欧洲大陆国家是防卫努力的构成部分；但是在欧洲大陆国家看来，普遍的均势如果摧毁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历史地位，那就一钱不值。在卡斯尔雷看来，均势是实力平衡的机械表现；但在欧洲大陆国家看来，却是协调各自由来已久的愿望。
这就导致了外交上的僵局，而且因为英国和奥地利已经各自获得大部分的特殊利益而更加僵化，俄国和普鲁士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武器了；要打破这种僵局，就只能在天平的一边添加砝码。既然唯一没有做出承诺的国家是法国，过去的敌人现在成为了欧洲协议的关键。于是就出现了有关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如何发挥作用的神话，有关这位毒辣机智的人如何出场，拆散了这些互有敌意的国家之间的同盟，然后通过使用“合法性”这个魔术一般的词，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使它们重组，最后成为欧洲的仲裁者。[1]这个传说源自那些混淆结果与原因的人，源自那些职业外交家，他们习惯于将只能通过巧妙地利用更深层的因素才能获得的效果简单地归因于谈判技巧。这种神话得以流传是因为塔列朗为之效力的君主并没有来维也纳，他不得不撰写大量报告，而且为了稳固自己在国内动摇的地位，这位拿破仑的前外交大臣往往会强调自己的作用不可或缺。
的确，既然《巴黎条约》解决了法国的边界问题，塔列朗就能够摆出或许是最无关痛痒的态度。他机智和刻薄的评论变得很有名，以至于根茨说他同时赢得了讥笑者和思想者的喜欢。但是拿破仑六个月前也说过与塔列朗差不多的话，至少是那些有关俄国如何急功近利的话，却并没有得到多大反响，因为没有人信任他。真正改变局势的不是塔列朗的备忘录，而是波旁复辟和《巴黎条约》。塔列朗之所以能起到作用，是因为这些措施结束了革命的局面，开启了一个“合法的”时代。他之所以成功，并非因为他发明了“合法性”这个概念，而是因为有这个概念在那让他可以利用。
法国被排除在欧洲协议之外，被迫在《巴黎条约》中放弃在其疆界外的任何影响力，因此它自然会试图聚拢一些国家来充当楔子，使同盟分裂；它自然也会阻挠将普鲁士的重心转入德意志的尝试。但是如果法国的威胁没有被来自东方的危险所掩盖，如果同盟内部的分歧没有超过它们对法国的恐惧的话，法国的这些努力本来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只要同盟依然相信战争时期共同努力的记忆能够提供一种达成协议的动力，塔列朗就无计可施。一旦这种幻觉破灭，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自我克制的有限性，变成了一个国家是否会仅仅为了和谐的表象而放弃为自己一方增添一个因素。局势的逻辑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法国来参与欧洲事务，是因为没有法国的参与就无法解决问题。
然而，当全权代表在维也纳召开会议时，事态的发展远没有如此明了，人们仍然以为很快会达成解决方案，法国将列席会议，欧洲其他国家只需要举手通过在相对和谐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件。结果普鲁士要求得到萨克森，俄国要求得到波兰，奥地利要求德意志均势，卡斯尔雷要求欧洲均势，塔列朗要求法国有权参与欧洲事务。似乎没有谁认为这些提议可能会彼此冲突。
在协调互相竞争的愿望的过程中，维也纳会议经过了五个阶段：（一） 第一阶段，处理围绕反法同盟而召开会议的基本程序问题；（二） 卡斯尔雷努力解决突出的问题，尤其是波兰—萨克森问题，先是亲自吁请沙皇，随后又试图联合欧洲国家来对付他；（三） 梅特涅的辅助工作，把波兰与萨克森问题分开，建立具有共同历史诉求的国家联合体；（四） 反法同盟的解体以及塔列朗参与同盟的讨论；（五） 磋商最终协议。
[1] 例如参见Nicolson，Congress of Vienna； Cooper，Talleyrand； Brinton，Talleyrand； Ferrero，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卡斯尔雷着手准备再次前往欧洲大陆，对英国的利益有赖于欧洲稳定这一点，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无论内阁对于外交大臣参与欧洲大陆事务还有什么保留意见，他在这一年所成功采取的政策使他避免了遭到直接的谴责，尤其是因为沙皇在伦敦的逗留使人们幻想破灭。反抗拿破仑战争的英雄变成了一位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人，他与反对派共谋对付政府，结果只是成功地让下议院的两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卡斯尔雷反复警告说沙皇的执拗可能很快就会破坏欧洲和平，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混淆了公众诉求与公众支持，这反而使得卡斯尔雷的警告变得可信。与此同时，英国驻欧洲各个地区的代表发来的信件均表明，俄国的阴谋已经日益明显不容忽视。杰克逊从柏林报告，一位俄国将领曾经说，有六十万武装人员，没有什么必要进行谈判。[1]阿库特从巴勒莫来信抱怨俄国干涉西西里内政。[2]无论沙皇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的代表的行为却使人开始担忧推翻了一位征服者，有可能反而为另一位征服者扫清了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不再怀疑波兰问题将会产生争议，而英国将会是主角之一。
但是卡斯尔雷离开英国时带着三个误解：他仍然以为可以通过指出亚历山大一世所提要求的不合理来对他加以限制。如果劝服不管用，他倾向于聚集反法同盟内部的必要力量来对付亚历山大一世，而且他认为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至少如同揭露俄国占领波兰对均势的威胁那样容易。最后，万一较量不可避免，他认为可以利用法国作为后备力量，当陷入僵局时让法国出场，好像法国很愿意担任这样的被动角色似的。卡斯尔雷究竟愿意走到哪一步，在他于八月七日写给当时驻巴黎的英国大使威灵顿的信中可见端倪。他授意威灵顿去询问“法国是否准备好了以武力来支持它在（波兰）问题上的主张”，并且要求法国也帮助催促普鲁士抵制俄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诉求。[3]八月十四日，卡斯尔雷建议他在前往维也纳的路上在巴黎停留，与塔列朗交换意见。对于这个建议，威灵顿答复说：“世界局势当然需要英国和法国担任欧洲的仲裁，如果这些国家互相理解的话；这样的理解可能会维持和平。”[4]
卡斯尔雷于九月十三日抵达维也纳，立即开始正式会议前的初步讨论，会议将于十月一日召开，他仍然希望在此之前能够做出基本的决定，他能够利用在巴黎的停留来使俄国使节就范。[5]然而事实上大部分会前讨论都被用于解决程序问题，而且很快就发现卡斯尔雷对塔列朗的主动示好是不成熟的，别的国家只有在所有其他措施都不成功的情况下才会接纳法国参与，作为最后万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战争时期的记忆仍然对国际关系有很大影响，团结仍然被视为目的本身；而和谐是睦邻友好关系的原因，而非表现形式。既然战争期间的团结一致是因法国的威胁而起，同盟成员国只是不情愿和态度暧昧地处理最为根本的“合法”秩序问题：是否能建立自发性的关系，还是必须要有敌人这样的神话来作为动力？它们同意必须由“四国”做出决定，但是必须经过法国和西班牙的认可，最后由大会批准通过。如果同盟国一致同意的话，反对意见就无效。但是如果甚至都不去考虑会有不同意见，因为那将意味着承认团结的需求并非高于一切其他考虑，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结果出现的唯一分歧是有关程序如何生效的问题，究竟是如普鲁士所提议的那样，以大会正式决议的形式来表达，还是如卡斯尔雷所赞同的那样，只是作为一种非正式安排来实施。[6]此时，塔列朗于九月二十三日抵达维也纳，准备利用反法同盟的合法性原则来拆散同盟。
如果“合法的”统治者代表了欧洲安宁的保障，那就没有理由将由波旁王朝统治的法国排除在讨论之外。如果“合法”统治是不可侵犯的，那么普鲁士就没有“权利”来兼并萨克森的领土，剥夺其传统君主的王位。的确，同盟成员国为这种违背合法化原则的行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托辞，借口倒霉的国王犯了叛国罪，因为他没有及时参加反法同盟。但是塔列朗毫不费力地揭穿了这种措辞的不堪一击，他尖刻地说：“叛国显然只是个与时间有关的问题。”
然而塔列朗最猛烈的火力集中在同盟成员国的大会程序上。他抗议将法国和其他小国家排除在会议讨论之外，他否认“四国”的合法存在性，威胁要让法国变成所有对四国的指挥感到不满的小国家的代言人。然而尽管塔列朗施展了机智和嘲讽的手腕，他还是只获得一些小小的让步：将大会正式开幕推迟至十一月一日，同时让《巴黎条约》的八个签署国，即“四国”加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典先审视未决问题。但是“四国”明白无误地表明它们将继续私下讨论，仅仅将“八国”作为批准决议的工具或仅仅与它们商议边缘性问题。
塔列朗的第一轮斡旋失败了，因为仅仅是逻辑上的不协调并不足以解散同盟。仅仅以诉诸合法化原则来对付所有其他大国——这些大国的做法好似提出诉求的政权仍然是对其存在的威胁——的共同反对是无效的。实际上存在两种关系，同盟内部的关系和同盟与法国的关系，两者都只是相互不信任和假装正常的混合体，都无法决定究竟应该依赖武力还是依赖合法性。只有当特殊正义——这是联盟的特征——的诉求消失于同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冲突中，塔列朗才能成为平等的伙伴。但还是要先检测一下同盟“内在合法性”的功效，还需要确定是否能够劝服沙皇限制其诉求而不威胁使用武力。卡斯尔雷已经牢牢确立了自己作为欧洲均势的主要拥护者的身份，因而也正是他登场来检验塔列朗的决心。
[1] C.C.，Ⅹ，p.96，19 August，1814.
[2] C.C.，Ⅹ，p.75，6 August，1814.
[3] C.C.，Ⅹ，p.76，7 August，1814.
[4] C.C.，Ⅹ，p.93，18 August，1814.
[5] B.D.，p.192，3 September，1814.
[6] 有关程序问题的全部讨论，参见Webster，Sir Charles，The Congress of Vienna，（London，1934），pp.149-165。
所有想让沙皇申明自己在波兰的目的所在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无论是在朗格勒、特鲁瓦还是巴黎，亚历山大一世都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明确目标。据说他想要重建一个拥有自由宪法的波兰王国，只是通过国王本人与俄国产生联系；但是人们对其领土范围和内部结构的性质都一无所知。保守这个秘密不只是狡猾的讨价还价的手段，不只是为了推迟作出最后决定，直至将法国排除在平衡的因素之外，直至英国不再对欧洲事务感兴趣。沙皇复杂的伪装从来不会如此简单地发挥作用。沙皇要求自由处置波兰问题，以兑现年轻时的誓言，他显然是真诚的；但这却使得更难建立合法秩序。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要求得到大部分波兰领土，不是为了寻求便利，而是作为一种道义“权利”，因此他并没有使这个问题上一个台阶，而是造成了一种两难局面，可能会引发新一轮暴力。“权利”得之于心照不宣，而不是通过提出诉求，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诉求只不过是意志专断。何况道义诉求的根本所在就是不能妥协，因为它存在的理由就是超越对权宜之计的考虑。因此，如果沙皇谈论道义责任时“的确”是真诚的话，那他就使得革命的竞争——纯粹基于诉诸武力的竞争——不可避免。这是狂热者——无论如何心怀善意，无论如何真心实意——给国际秩序造成的矛盾状况。正是因为他声称具有道义优势，才导致所有道义约束被侵蚀。
接下来是卡斯尔雷与亚历山大一世之间一系列稀奇古怪和不切实际的会谈；因为对彼此的怨恨又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宣言而显得稀奇古怪，因为亚历山大一世和卡斯尔雷连最基本的条件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显得不切实际。为了搭建协商的框架，主要角色不断变换立场，假装同意对方的原则，但是他们对原则的诠释又使得这些原则听上去荒诞不经。就这样，在某个阶段，卡斯尔雷竭力主张波兰完全独立，而在另一个场合，亚历山大一世又声称他的波兰计划是对欧洲安全的贡献。亚历山大一世想要将他的诉求建立于其基本准则的神圣性之上，这一点在他到达后与卡斯尔雷举行第一次会谈时就变得显而易见。[1]这是他第一次明确谈到波兰计划，他提议保留华沙公国，除了根据《卡利什条约》将其一小部分领土并入普鲁士。亚历山大一世辩称，这些要求并非出于野心，而是源自道义责任，动机纯粹是想要为波兰人民谋求幸福。总而言之，既然这些要求不是以安全的名义提出的，那就不会威胁到任何人。卡斯尔雷的答复是强调立宪的波兰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辖下的其他波兰诸省的威胁，他还暧昧地提出，独立的波兰会受到普遍欢迎，哪怕奥地利和普鲁士也不例外，但是如果俄国的附属国深入中欧，那就会构成持续不安的根源。但是沙皇明白无误地表示他不准备撤出所占有的波兰领土，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波兰。卡斯尔雷与亚历山大一世的第一次会谈仅仅表明了沙皇的双重性格以及对立双方不可协调的立场。
十月十三日又重新开始较量，亚历山大一世试图反驳卡斯尔雷有关占有波兰意味着威胁均势的观点。[2]虽然他否认对安全的需求限制了他的道义诉求，却很愿意用安全做借口，如果这有助于他的谋划安排的话。因此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观点，声称他的波兰方案不仅不会扩展俄国的势力，反而还会使俄国军队撤退到涅曼河对岸，削弱俄国的势力。但是当卡斯尔雷指出安全有赖于国家的整体实力，而非军队的驻扎位置时，亚历山大一世又再次回到谈论道义责任上来。卡斯尔雷强调指出亚历山大一世前后矛盾，他的道义诉求只着眼于分界线的一边，而不管另一边，他的义务只限于俄国国家利益诉求等，但卡斯尔雷的话都只是徒劳。卡斯尔雷说：“当前这个会议究竟是对人类的福祉还是仅仅展示……无法无天的权力争夺……这完全有赖于皇帝陛下您（的）性情。”他这样说只是表明了因为无法就什么是合理的诉求达成一致意见而显得无可奈何。当沙皇回答说波兰问题只有一个出路，因为由他说了算，显然谈判已经陷入了僵局。[3]因此，沙皇与卡斯尔雷之间的争议表明劝服是徒劳的，国际关系必须基于武力或武力威胁。
[1] Castlereagh's report. 参见B.D.，p.197f.，2 October，1814。
[2] Castlereagh's report. 参见B.D.，p.206f.，14 October，1814。
[3] 整个十月份一直持续这种对话，交换备忘录：卡斯尔雷致沙皇，1814年10月12日，W.S.D.，Ⅸ，p.332；沙皇的答复：10月30日，W.S.D.，Ⅸ，p.386；卡斯尔雷的答复，11月8日，W.S.D.，Ⅸ，p.410。
与沙皇谈判时，卡斯尔雷正在竭尽全力集结这样的武力。作为外交关系中的一个抽象问题，他的任务似乎很简单。如果沙皇的要求威胁到了欧洲均势，那么明显的应对措施就是汇集欧洲的力量来对付他。但是尽管均势或许是无法分割的，但在其构成者看来却不是这样。没有欧洲其他国家的统一战线，就无法对抗沙皇，但是在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却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它们不愿意看见普遍均势被颠覆，但又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历史地位所赖以存在的那一部分。强大的俄国可能会主宰欧洲，但是过于强大的普鲁士也会超过奥地利，统一的德意志可能会威胁到法国。
结果是卡斯尔雷这位没有欧洲大陆地位需要维护的岛国的代表成为唯一捍卫普遍均势的政治家。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的兴趣所在是萨克森而非波兰；塔列朗既害怕波兰问题的解决不利于他，也几乎同样害怕该问题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得到解决；梅特涅的态度就像奥地利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样复杂：奥地利不会对俄国势力扩张深入中欧无动于衷，因为这威胁到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也不会对普鲁士势力进入德意志中部无动于衷，因为这威胁到它在德意志的地位。但是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公开抵抗成为一种蛮干，因为这将使得领土最为暴露的国家首当其冲，放弃与普鲁士紧密合作的政策，而梅特涅视这种合作为奥地利安全的关键所在。最容易的解决方案是将普鲁士的波兰区域归还给它，换取萨克森的独立。然而只有在说服沙皇后，普鲁士才有望得到波兰的省份；但是没有普鲁士的支持，又不可能说服沙皇，而普鲁士给予支持的条件就是奥地利默认普鲁士兼并萨克森。另一方面，没有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梅特涅无法挫败普鲁士对萨克森的企图。但是卡斯尔雷只会维护欧洲的利益，而非德意志的利益；法国在会议进程早期就给予支持将会使其他德意志邦国受到惊吓。
在这种情况下，梅特涅采取了拖延时间的策略，以便使用奥地利讨价还价的唯一工具，那就是，其他国家都需要奥地利的默许才能使自己的领土兼并“合法化”。他好几周都没有露面，因为“生病了”。“康复”之后，又是无休止的欢乐庆典，他的浪漫轶事弄得尽人皆知，大家都知道他心不在焉。梅特涅打定主意要把波兰问题和萨克森问题分开，为了能够一步步击败对手；利用对手急于求成的心态来诱使他们孤注一掷，这样他就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道义上的借口。因此他摆出了他一贯称之为最强硬的立场，即防守的立场，这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的心态的表现。他告诉萨克森使节说：“我用时间为自己筑起壁垒，以耐心为刀枪。”[1]
卡斯尔雷试图建立统一战线以对抗俄国的努力导致了一系列暧昧的格局安排，包括半心半意的联盟和试探性的背叛，承诺坚定不移的支持加上小心提防背信弃义。整个十月，卡斯尔雷都不知疲倦地努力着，但是同上一年那样，他遭遇了无法解释的犹豫不决和躲躲闪闪的拖延。他再次认定自己的任务是动员犹豫不决的国家，但同时又拒绝给予他们唯一能够使他们振作起来的安慰，那就是英国支持各国的特别诉求。当卡斯尔雷恳请哈登贝格和梅特涅参与共同行动时，他不得不承认“有某种相互不信任……使我无法满怀信心来谈论结果”。[2]他抱怨梅特涅令人费解的“胆怯”，断言这位奥地利大臣似乎没有任何既定计划。他责备塔列朗以旁观者的姿态幸灾乐祸地利用同盟国的尴尬处境，他说：“波旁家族是同盟成员国扶持复位的，所以没有权利来谴责……能保证同盟齐心协力的安排。”[3]
最后还是普鲁士使梅特涅下了决心，普鲁士是最拖延不起的国家。的确，《卡利什条约》、《特普利采条约》和《肖蒙条约》保证了普鲁士一八〇五年的领土扩展；但是从来没有具体指明普鲁士去哪里获取这些必要的领土，尤其是当它把波兰领土输给俄国的时候该怎么办。现有的补偿——包括法国原来的省份或附属区域，主要在莱茵兰地区——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地方的地理位置与普鲁士王国的主要部分不相邻，其居民也大多信仰天主教[4]。因此，普鲁士想要得到萨克森，这块土地自从腓特烈大帝以来就一直是它觊觎的目标，因为与普鲁士国土相邻，信仰新教的居民占了大多数。但是在主要国家中，普鲁士讨价还价的力量最弱。与俄国不同，它想要的战利品目前并不在其掌握之中；与奥地利不同，它当时并没有提出特殊条件才肯参战。如果波兰问题比萨克森问题先得到解决，那普鲁士就要为它的全心全意付出代价；它如此狂热地投入战争，它参战从来不需要谈判争取；它无视和平，因为战争本身就成了目的。普鲁士要求奥地利默认它兼并萨克森，因为组建德意志是普鲁士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如果奥地利在萨克森问题上以小国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话，组建德意志就只是臆想。
因此理所当然地，哈登贝格于十月九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同意组成“基于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的居间调停机制”的意见，[5]但是他提出普鲁士在波兰问题上合作的前提是奥地利同意它兼并萨克森，同意普鲁士暂时占领萨克森，作为一种诚意的表示。哈登贝格的备忘录试探着寻求同盟，又一心想要从每次行动中得到好处，结果只是表明了普鲁士的两难处境：俄国的支持或许能使它得到萨克森，但不能得到合法性；而奥地利的支持或许能使它获得波兰，但不能得到萨克森。哈登贝格备忘录的作用是恳求不要让普鲁士听命于沙皇；希望建立一种欧洲秩序，既基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友谊，但同时也基于普鲁士对萨克森的占领。
但是这种企图将不可调和的政策整合在一起的做法反而使梅特涅能够通过微妙迂回的手腕将波兰和萨克森问题区分开。十月二十二日，他向哈登贝格和卡斯尔雷转交了两封短信，信中勉强同意哈登贝格提议的口吻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就抵制波兰问题而建立起来的道义框架在萨克森问题上也会起到同样的抵制效果；哈登贝格竭力想要避免危机，结果却一败涂地。致卡斯尔雷的短信首先概述了反对萨克森解体的理由：[6]因为这可怕地意味着推翻一个“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会危及德意志的均势，如果居间调停国家对几个大国失去了信心的话，就很难建立一个德意志邦联。然而，奥地利肯如此为欧洲均势做出牺牲，只要普鲁士在华沙公国问题上进行抵制，同意在德意志内部平均分配影响力。卡斯尔雷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认为无所谓：奥地利肯为欧洲均势做出牺牲，这本身也表明万一这种牺牲是徒劳的话，那么它会要求在维护德意志均势上得到同样的支持。他忽视了一种秘而不宣的保留意见：普鲁士兼并萨克森不应该导致“过度的领土扩张”，但是如果普鲁士首先重新获得波兰地区的话，这个条件显然是无法满足的。
致普鲁士的短信还呼吁建立亲密的奥普合作关系，提到了在签署《卡利什条约》前的关键阶段奥地利给予普鲁士的支持，暗示普鲁士目前的地位更多受惠于奥地利，而非俄国。[7]奥地利的政策将继续基于与普鲁士的亲密关系，并因为德意志邦联而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其作用还有赖于消除俄国关于波兰的意图。因此，尽管奥地利不愿意目睹一个友邦的解体，梅特涅还是同意让普鲁士兼并萨克森，但有三个条件：对波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美因茨要塞作为南德意志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摩泽尔河作为莱茵兰地区普鲁士势力的南部疆界。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梅特涅对德意志的关注超过了欧洲均势。但是哈登贝格一心要得到萨克森，因而再次忽略了另一个微妙的保留意见，那就是梅特涅的提议的条件不是波兰问题遭到抵制这一事实，而是其成功与否。
就这样，当梅特涅准备努力分离普鲁士和俄国问题的道义框架时，卡斯尔雷只考虑到了波兰，仿佛可以像建立数学方程式那样确定无误地建立欧洲均势。十月二十三日，他终于成功地说服奥地利和普鲁士同意对付俄国的共同行动计划，以梅特涅的备忘录为基础。[8]三个国家着手强制解决问题，威胁沙皇说如果直接会谈不能达成合理协议的话，就要将波兰问题提交大会讨论。他们提出了三种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同第一次分割之前那样独立的波兰，与一七九一年格局相同的小波兰，或者是将三个被分割的国家归还给各自过去的主人。[9]显然提出波兰独立只是为了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为了满足英国国内的要求，因为沙皇不太可能同意放弃两代以来都被视为属于俄国的领土，作为一次战争胜利的成果。
威胁说要诉诸欧洲会议，这是在试图通过反法同盟内部力量的结合来解决欧洲均势问题上最后的努力。梅特涅去拜访沙皇，提交有关波兰问题的最后通牒，沙皇傲慢地拒绝了他，甚至威胁要决斗，这再一次表明了沙皇往往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外交事务。十月三十日，三位君主启程去访问匈牙利，亚历山大一世向其他君主求助，要求反对他们大臣的意见。他在奥地利皇帝那里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固执且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国王就不同了，他一直崇拜反复无常的沙皇的临危不惧和机智胆略，结果要说服他并不困难，既然三位大臣私下磋商已经是一种背叛行为。国王们回到维也纳后，当着沙皇的面，哈登贝格被命令不得再与奥地利和英国同行进行任何单独磋商。
因此，十一月五日，有关波兰的争议暂时结束了。卡斯尔雷个人的申诉落了空，因为亚历山大一世坚持要将其诉求基于一种超越欧洲安全需求之上的“权利”；集结优势兵力的企图也落了空，因为在反法同盟内部没有足够的决心来使沙皇就范，因为复杂的问题不会因为人们宣称它很简单就能得到解决。想要建立基于共识而非武力的国际秩序的努力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1] Schwarz，Wilhelm， Die Heilige Allianz，（Stuttgart，1935），p.13.
[2] B.D.，p.202，9 October，1814.
[3] B.D.，p.203f.，9 October，1814.
[4] 普鲁士为信仰新教国家。——译注
[5] Text，d'Angeberg，Comte de，Le Congrès de Vienne et les Traités de 1815，2 Vols. （Paris，1863-1864）. Vol. Ⅱ，p.1934.
[6] Text，d'Angeberg，Ⅱ，p.1939f.
[7] Text，d'Angeberg，Ⅰ，p.316f.
[8] Castlereagh's report，B.D.，p.212，29 October，1814.
[9] Memorandum re procedure，B.D.，p.213f.
但这是错误的印象。如果卡斯尔雷的失败证明通过表明均势的必要性并不能达到均势，那么梅特涅几乎不动声色的辅助努力则通过诉诸合法性，为重启这个问题营造了一个道义框架。如果在波兰问题上的失败能够转化为在萨克森问题上的胜利的话，或许萨克森问题上的胜利也能为争取在波兰问题上的让步提供手段。拖拉延误令卡斯尔雷几乎发狂，但实际上却是梅特涅克服两难境地最有效的工具，因为延误强化了奥地利讨价还价的主要武器，即合法性只能赋予不能索取，意味着共识，而非强加于人。因此他在十月施展的手段主要意在拆散俄普联合阵线，为在力量最薄弱方面的行动提供一个道义框架。塔列朗报告说：“梅特涅最狡猾的手段就是让我们浪费时间，因为他认为这会让他获益。”时间一周周地流逝，欧洲抱怨奥地利大臣为人轻浮，老派的奥地利外交家义愤填膺，认为他们来自“莱茵省”的大臣——他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跳舞王子”——正在背叛普鲁士帝国。大家玩味着利涅亲王有名的俏皮话：“Le Congrès danse，mais il ne marche pas[1]”，却没有意识到会议正在跨入一个圈套。
哈登贝格向梅特涅提议合作，他可能相信他正在抓牢自己的所得，也正在得到对萨克森问题的保障，无论磋商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梅特涅回答说，奥地利同意萨克森的兼并是以共同措施的成功为条件的，因此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反而会变成将其分离的手段。如果波兰问题谈判成功的话，在欧洲的眼里，普鲁士就会失去对萨克森的道义诉求。如果普鲁士再次得到它原有的波兰领土，兼并萨克森就意味着“过分的扩张”，梅特涅曾经告诫过卡斯尔雷这一点。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梅特涅也不一定就会首当其冲，遭到反对。塔列朗肯定会加以抵制，的确，十月间，为了控制住他已经需要费不少周折，而且德意志邦国将会团结在他周围。沙皇在波兰问题上遭遇了挫折，只可能会对普鲁士的尴尬处境幸灾乐祸；卡斯尔雷在议会遭到攻击，因为萨克森问题左右都不对，他也不可能支持普鲁士的兼并要求。总而言之，卡斯尔雷似乎预见到了这种局势发展的可能性。他致信利物浦说：“如果共同努力对付波兰问题取得成功，（法国）将会改善方式，更加友善地催促普鲁士修改其对萨克森的领土要求。”[2]
但是如果波兰问题磋商失败的话，在奥地利眼中，普鲁士就无权提出对萨克森的诉求。然而无论如何，普鲁士总是会孤立，因为抵制同成功一样，都会使俄国疏离。奥地利在萨克森问题上让步，表明其对欧洲的关心，现在可以用欧洲均势而非德意志均势的需求来为不妥协辩护。卡斯尔雷在波兰问题谈判上获得了奥地利的支持，就不再能够将萨克森问题视为德意志内政问题。法国或德意志小邦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普鲁士竭力想要再次获得保证，结果却是孤立了自己。(www.xing528.com)
十一月七日，哈登贝格告知梅特涅皇帝的旨意，也告知要实施有关波兰的既定计划很困难，梅特涅终于得到了行动的道义立足点。[3]但这只是给梅特涅提供了又一个关于奥地利诚信的证据，[4]以及又一个在萨克森问题上进行抵制的理由，鉴于沙皇主宰了普鲁士国王的意愿，普鲁士单独提议的命运如何就毫无疑问了。哈登贝格被迫报告说，沙皇又再次谈论自己本意纯真，但是他唯一愿意让步的是宣布托伦和克拉科夫为自由城。[5]尽管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地使得这种让步以奥地利默认兼并萨克森为前提，萨克森问题谈判却成为恢复波兰问题灵活性的一种手段。无论沙皇的提议如何要视其他条件而定，这却是他第一次承认波兰领土范围并非已经划定，不可更改。
梅特涅于十二月十日提交了奥地利最后的答复。[6]奥地利有意与普鲁士建立最紧密的关系，但是却不愿以萨克森解体为代价。它们共同的福祉有赖于德意志邦联，而后者却胎死腹中，因为没有哪个德意志邦国会加入一个以其成员之一的解体为代价的联合体。奥地利已经被迫容忍了俄国在波兰的领土扩张，无法再默认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的扩张，否则将会完全颠覆均势。梅特涅建议选择另一个计划，保留萨克森核心地带，将其很大一部分给予普鲁士，同时再加上莱茵兰地区其他一些领土作为补偿。但是无论如何高谈友谊，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普鲁士被耍了一把，梅特涅在波兰问题上失利，却在萨克森问题上获益，而且还通过萨克森问题部分地赢回了在波兰问题上的局面。
十一月八日，俄国在萨克森的军事总督将临时管辖权转交给普鲁士，普鲁士军队威胁要开战，但这都无济于事。俄国地处欧洲边缘，可能将其对波兰的诉求基于已经占有领土这一既成事实，但是位于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国家只有作为德意志和欧洲内部“合法”秩序的组成部分才能生存下去。这样，尽管到了十二月中旬，维也纳会议似乎陷于僵局，但是幕后却正在准备发生深刻变化。只有牵涉到所有的因素时，才能算是陷入完全的僵局，而法国此时尚未作出承诺。十月和十一月的竞争戳穿了同盟成员国团结一致的神话，法国的威胁不再比昔日盟友的威胁更迫在眉睫。显然，曾经携手努力的记忆并不足以防止任何国家试图将法国纳入自己这一边的砝码。
卡斯尔雷对在波兰问题上的失败感到绝望，[7]指责梅特涅从来都没有真心想要反对，但是有关萨克森的问题却正在形成一种汇合，将使争夺朝向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同盟如果能够抵制萨克森问题，当然也会抵制波兰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诉求在一个方面落了空，那么这几乎也必然会限制其他国家的一意孤行。因此无疑，均势毕竟还是不可分割的，虽然问题获得解决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欧洲获救并非以欧洲的名义，而是以萨克森的名义。
[1] 法文，会议迈着舞步，却只在原地打转。——译注
[2] B.D.，p.213f.，24 October 1814.
[3] D'Angeberg，Ⅰ，p.406. （哈登贝格致梅特涅的短简）虽然未经证明，还有另外一个迹象表明，梅特涅从来就只打算让波兰问题的谈判成为在萨克森问题上孤立普鲁士的一种手段：那就是他与亚历山大一世会谈的失败。在梅特涅一生事业的任何其他时候，他都不曾选择正面出击，不曾进行过如此无效的磋商并且如此容易投降。
[4] D'Angeberg，Ⅰ，p.418，18 November，1814；并参见B.D.，p.238。
[5] D'Angeberg，Ⅱ，p.1941，2 December，1814； B.D.，p.248.
[6] Text，d'Angeberg，Ⅰ，p.505.
[7] B.D.，p.248f.
但是在这种新汇合形成之前，英国国内对卡斯尔雷施加的压力几乎毁了梅特涅精心设计的计划。一个岛国或许可以以欧洲均势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但它往往会将对均势的威胁等同于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因为其政策是防御性而非预防性的，所以需要把战争归因于“显示出”危险的公开行为。但是均势面临的危险只有在均势已经被颠覆时才会显示出来，因为侵略者总是会为迈出的每一步——除了最后关键的一步——找出辩解理由，声称那只是有限诉求的表现，而且要求对方的沉默作为保持适度的代价。的确，英国很早就参与了同拿破仑的摩擦，而且还继续顽强地争夺，但是对均势的威胁只是在低地国家遭到攻击时才显示出来，而力量的平衡则等同于占有安特卫普。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波兰，这是一个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很“遥远”的国家，只有在“得到证实”之后，人们才会明白莱茵河只有在维斯瓦河一带才得到了最有效的防御，除了法国之外还有其他对和平的威胁。抱着这种心态，内阁认为有关波兰问题的争议是欧洲大陆争端的产物，令人气恼，威胁到来之不易的和平，因此主要针对其对英国国内政治产生的影响来处理，这导致内阁和卡斯尔雷的讨论，两者都竭力想要说服自己，意见不同其实只是信息不全所导致的误会，然而他们之间的鸿沟并不比沙皇与卡斯尔雷之间的鸿沟小。沙皇试图以他的诚意来保障欧洲安全，而英国内阁则希望将安全等同于一个岛国的地位。权力的随意性以及因隔离所造成的不负责任，这是卡斯尔雷必须要与之周旋的两难处境。
十月十四日，利物浦致信卡斯尔雷说，“英国与（波兰）问题越少打交道……越好”，并且指出，沙皇的计划比重新分割领土更好，因为维护了波兰独立的原则。[1]十月二十八日，利物浦又重复了这些话，还转交了财政大臣范西塔特的一份备忘录，后者干脆否定了存在俄国的威胁。范西塔特以一个庸才的急性子，自我安慰说容易的出路就是智慧之路，他认为兼并波兰领土将使俄国变得更虚弱，同时也会对英国商业有利。[2]这些通信迫使卡斯尔雷再一次申明英国安全与欧洲安全之间的关联，他强调说自己反对俄国不是为了波兰，而是为了欧洲。如果波兰问题的解决不利于中欧国家的话，剩下的问题将会变成奥地利与普鲁士在德意志内部的争夺问题，让俄国变成中欧的仲裁者，使荷兰失去防御能力。因此哪怕是最为直接的英国利益的保障也有赖于欧洲政策：“在我看来，英国最好还是秉承它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贯彻的政策的精神，为首要的欧洲问题竞争，而不是……仅仅只追求一个目的，即低地国家……那可能会导致它们面临德意志大国之间所探讨的非常不愉快的问题。”[3]
但是利物浦的回答表明内阁无疑害怕法国超过害怕俄国，对战争的恐惧超过对有损势力平衡的威胁的恐惧。利物浦认为，现在的战争可能会变成一场革命性争夺，而哪怕只有两年的和平也可能带来稳定局面，使得十八世纪那种有限的战争再次成为常规状态。[4]十一月二十二日，内阁给卡斯尔雷下达了他抵达维也纳后的首次指示，巴瑟斯特写道：“不需要我来向你指出，……为了任何迄今在维也纳一直在讨论的目的而……同意让这个国家卷入敌对状态是不可能的。”[5]
于是，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卡斯尔雷被剥夺了唯一能够施加压力的手段，而且正当关键在于纯粹较量力量之时。梅特涅的延宕使得普鲁士鲁莽行事，眼看着正在失去自己在道义上和实际上的立足之地，普鲁士变得越来越好斗，军队公开谈论开战，甚至比较谨慎的哈登贝格也暗示要采取极端措施。但是如果非法占有领土是白日做梦的话，那么通过武力来获得合法性也只是空想。卡斯尔雷告诉哈登贝格“他（哈登贝格）不应该认为未获得认可的诉求可以构成充足的权利，他无论在良心上还是荣誉上都无法……以别人拒绝承认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6]他这么说，只是给普鲁士的两难处境下个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卡斯尔雷不准备遵循内阁的指示。宣布英国不感兴趣将会去除战争的最大阻碍，内阁竭力想要得到和平的保障，结果将会导致它最害怕的事情。或者说，英国退出竞争将会导致奥地利让步，结果完全颠覆均势。
因此结果是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再一次发现自己站在了竞争的同一边，而这位诡计多端的奥地利大臣曾经定义过这场竞争的道义框架。普鲁士的态度越是顽固，梅特涅的地位就越是稳固。奥地利不需要进行抽象的讨论就成为了小邦国的保护者。当梅特涅提议与巴伐利亚和汉诺威结盟，并且建立没有普鲁士的德意志邦联时，他只不过是表达了普遍的共识而已。当竞争转变成权力的较量，梅特涅已经再次获得了立足之地，可以抵制表达得过分和不公平的诉求。但是随着实力较量的迫近，同样也有必要集结最大量的武力。反法同盟的最后残余正在消失，正当此时，塔列朗重新登场。他再次出现，是因为梅特涅让他登场，他的雄辩只不过反映了梅特涅想要匿名的愿望而已，因为梅特涅不想亲自出面羞辱普鲁士。梅特涅希望事情应该“自然”发生，因为这能够尽量减少个人分歧；而塔列朗则希望事情应该表现为“被引发”，因为那将巩固他自己当下在国内动摇的地位。
梅特涅给了塔列朗机会，他告诉塔列朗奥地利如何答复哈登贝格十二月十日的信件，因此表明“四国”未能解决问题。[7]塔列朗以措辞尖锐的备忘录予以答复，强调合法性的诉求高于均势的需求，否认废黜国王的可能性，因为法不及君王，尤其是不能由那些觊觎其领土的人来执法。塔列朗大胆地争论说，普鲁士没有资格说它想要什么，而应该由“合法的”萨克森国王来说明他能作出多少让步。[8]这是对两个月来言辞交锋所有互相矛盾之处最重要的概括，但其意义并不在此。比起撰写备忘录，塔列朗让自己“听候使唤”对法国的好处更大。这种书信来往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这意味着法国再次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
此时普鲁士越来越慌张，为了揭露梅特涅的诡计，哈登贝格将梅特涅关于波兰问题的一些信件转交给了沙皇，如此违背外交礼仪，真是闻所未闻。但是十月份梅特涅的拖延再次获得了回报。几乎梅特涅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对普鲁士动议的反应，当哈登贝格退出合作时，他的理由是要将与沙皇的竞争推迟到更为方便的时机。因此，当梅特涅将他所有的信件都交给沙皇时，哈登贝格再次被算计了，因为他不敢出示自己的信件。[9]但是这种互相作弄还是产生了有益的后果，因为这向沙皇表明了他的波兰计划如何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亚历山大一世在十月和十一月一直坚持己见，现在他的情绪又发生了他那种典型的突然转变，他先前的好斗姿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后来控制了他整整十年的宗教高昂情绪的早期症候。当奥皇弗兰茨请求亚历山大一世澄清误会时，后者同意将拥有四十万人口的捷尔诺波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以表示诚意。沙皇最终或许能获得大部分波兰领土，但只能通过一系列协调来完成，这表明他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许可。
现在普鲁士无可奈何地提议让萨克森国王去做莱茵兰国王，那是指定属于普鲁士的领土，但是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都还不准备认可这一点，梅特涅的理由是那样一来将会使萨克森国王从奥地利的盟友变为普鲁士的附庸；卡斯尔雷则因为他忠于皮特计划，希望看见有一个大国保护莱茵兰地区，做荷兰的后盾。[10]平衡一直朝着不利于普鲁士的方向移动，因为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正在逐渐巧妙地使法国进入同盟的会谈。既然奥地利与普鲁士争议的一部分涉及去哪里找到足够的领土来使普鲁士恢复到一八〇五年的水平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卡斯尔雷提议设立一个统计委员会来确定争议领土上的人口。在奥地利和英国的压力下，该委员会接纳了一个法国代表团，显然此时针对法国的同盟已经开始了解体的过程。
离塔列朗完全参与会谈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卡斯尔雷曾经希望能避免采取如此激烈的步骤，但最后还是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同意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卡斯尔雷和梅特涅提议从此以后塔列朗将参加“四国”会议，普鲁士现在被完全孤立了，因为塔列朗的出现意味着普鲁士尚未享受到战争的成果，反法同盟的特殊诉求就已经终止了。用卡斯尔雷的话来说，甚至沙皇“都不再建议普鲁士继续抵抗下去，既然他自己此时已经对波兰问题稳操胜券”。普鲁士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威胁要开战。
但是普鲁士的反应只是显示出它的无能为力。卡斯尔雷严厉地回答说：“这种含沙射影只会吓倒本来就战战兢兢求生存的国家，而对所有有尊严的国家来说只会适得其反；如果这种情绪蔓延的话，我们就不是以独立自主的身份在磋商，那还不如解散会议。”[11]同一天，卡斯尔雷提议建立法国、奥地利和英国三方防御联盟。的确，塔列朗被要求保障低地国家，并重新确认《巴黎条约》的条款，但是他在维也纳最大的成就恰好就是这样表达了自我克制，拒绝试图以法国参与联盟来换取领土上的好处，那将会使得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他。结果是他获得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即结束了法国的孤立状态，获得了对其平等的认可。
因此，卡斯尔雷在第一次启程前往欧洲大陆几乎一年之后，直接违抗了内阁的命令，解散了他为了意在永存的均势而如此努力建立的同盟。这是勇敢大胆的一步。国际关系的防御性概念可能会引起失去灵活性的危险，往往会将外交政策基于最终的危险，而不是当前的危险。卡斯尔雷提议与过去的敌人订约，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任何政策，无论如何成功，本身都不是目的。他在关键时刻的决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于政治家所负责任的概念：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选择采取措施的时间不能依赖是否得到指示，至少在十九世纪早期的那种条件下是如此。他甚至走得更远，认为有权违抗下达给自己的命令，这既表明他在国内的主导地位，也表明他相信他行事的理由在于内阁信任他的基本政策，而非在于他们对每一步的认可。
一月三日的联盟标志着梅特涅外交活动的又一个巅峰，他总是借普世理由而非某个国家的理由之名义，通过类似的活动来孤立对手。十月份与法国联盟对付普鲁士可能会使欧洲感到震惊，但是到了一月，同样的联盟却被誉为维护均势。十月份抵制普鲁士可能会被视为眼光短浅、自私自利的表现；而到了一月，同样的抵制却受到了欢迎，被当做维护合法性，反对武力诉求。如同在一八一三年春天那样，梅特涅以拖延战胜了对手，利用对手迫不及待的心情让他作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以此确立了自己的道义立场。鉴于普鲁士需要奥地利默认兼并萨克森，哈登贝格提出共同采取措施来对付沙皇，就这样，因为普鲁士的动议，萨克森问题从德意志问题转变为全欧洲的问题，它被如此巧妙地与波兰问题区分开，等到哈登贝格意识到这件事，为时已晚。因为沙皇现在急于要表现他的与人为善，他主动在波兰问题上让步，而在这一点上，卡斯尔雷过去动用威胁也无法达到目的。是卡斯尔雷而非梅特涅，在萨克森问题谈判上首当其冲；是他而非梅特涅，提议一月三日的联盟。梅特涅的政治手腕在于理解微妙之别的价值；知道完成一件事情的方式如同完成这一事实本身那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在梅特涅看来，在布拉格讨论的问题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起因；维也纳讨论的问题不是拯救均势，而是如何拯救均势。如果奥地利施展权力来拯救萨克森，那将会是无尽冲突的开始；而以欧洲的名义使它得到拯救则只会留下日后可以治愈的伤口。
[1] B.D.，p.210f.
[2] B.D.，p.220f.
[3] B.D.，p.229f.
[4] W.S.D.，Ⅸ，p.285，25 November，1814.
[5] B.D.，p.247f.
[6] B.D.，p.255，7 December，1814.
[7] N.P.，Ⅱ，p.503f.
[8] N.P.，Ⅱ，p.509f，19 December，1814.
[9] W.S.D.，Ⅸ，p.483，17 December，1814.
[10] B.D.，p.270，24 December，1814.
[11] B.D.，p.277f.，1 January，1815.
如果防御联盟造成了维也纳会议的危机，那它也为达成会议决议铺平了道路。在任何谈判中不言自明的是，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但外交的艺术就在于使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使其范围不确定，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会动用它。因为一旦真的动用武力，就不再有恰当的磋商余地。一旦威胁动武但其实并没有能力动武，谈判就无法再回到从前。这种威胁完全毁了讨价还价的立场，因为这等于承认无能为力，而非力量有限。普鲁士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结果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三个无疑决心已定的大国，尽管条约本身仍然保密，而沙皇则是半心半意的盟友。一系列的部分解决方案孤立了普鲁士，因为“得到满足的”国家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诉求而努力，如果有其他体面的出路可供选择的话。
要由梅特涅来确保可以有这种选择。他在十二月十日的备忘录中就提出了一个计划，使普鲁士能够通过获得莱茵兰地区以及萨克森的一部分领土，恢复到一八〇五年的领土规模。当意识到普鲁士显然不会将威胁付诸实践时，卡斯尔雷也采纳了这个计划。到了一月三日，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宣布如果没有塔列朗的参与，他们不会举行谈判，于是哈登贝格为了挽回颜面，自己出头推荐塔列朗参加进来。[1]一月五日，卡斯尔雷终于可以报告说“战争警报解除了”[2]。从此萨克森问题可以由现在的“五国”来正式讨论，其中卡斯尔雷起到了在梅特涅和塔列朗与沙皇和哈登贝格之间进行调停的作用。
导致达成最后协议的磋商再次从最有利的角度显示出卡斯尔雷的特殊素质，框架再次得到确定；显然没有哪个国家，尤其是俄国，愿意再次卷入战争。剩下的只是实际操作问题，包括如何以耐心、耐力和善意来调整相互冲突的观点。根茨报告说卡斯尔雷日夜孜孜不倦地工作，想尽早解决问题。这是有特殊理由的。议会即将召开会议，像前一年那样，利物浦请求他回国，唯恐届时很难驾驭议会下院，但是卡斯尔雷再次拒绝了，坚持说他会尽快回国，然而“在各方争夺有眉目之前……就要我退出，就像去年要我逃离莱比锡（假如我在那里的话）那样是不可能的……如果您认为非要我在场不可，那我觉得您对自己的支持者太不公平，对我又过于恭维了”。[3]
卡斯尔雷竭力要达成最后协议，既要阻止普鲁士将萨克森国王挪到莱茵河左岸的新企图，又要阻止奥地利将易北河岸的托尔高要塞留给萨克森。但是在沙皇的帮助下，他说服普鲁士，为了欧洲均势的利益，普鲁士应该承担起莱茵兰地区的防御任务，他向奥地利表明，防御联盟只不过是为了对付颠覆欧洲均势的企图，而不会干涉德意志内部格局的安排[4]。战争的危险也使得沙皇更好说话。当卡斯尔雷建议在波兰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以使萨克森的安排让普鲁士更容易接受时，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将托伦归还给普鲁士。梅特涅立刻抓住这个时机，试图诱使亚历山大一世同意一系列其他调整，将解决普鲁士对领土不满的责任推卸给他。他提议将捷尔诺波尔地区归还给俄国，换取在普鲁士问题上更多的让步。[5]尽管沙皇拒绝了，但是萨克森问题还是成为限制俄国在波兰野心的手段。因为欧洲普遍均势的缘故而无法得到的，现在通过一系列使得进行局部安排有可能的让步而得到了。
二月十一日达成了最后协议。奥地利保留了加利西亚和捷尔诺波尔地区，克拉科夫成为自由城。普鲁士保留了波兹南，并控制了维斯瓦河上游的托伦。华沙公国剩余的领土及其三百二十万人口成为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在德意志，普鲁士得到了五分之二萨克森领土、瑞典的波美拉尼亚、莱茵河左岸大部分地区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公国。奥地利已经得到允诺，获得北意大利作为补偿，并且通过在帕尔马和托斯卡纳建立附属王国，取得对意大利的控制权。就这样，拥有少许和谐的欧洲均势终于得以建立。建立过程并非像卡斯尔雷所想象的那样出于数学原理式的必要性，因为在旁观者看来，国家或许是安全格局中的因素，它们却自视为历史力量的表达。它们关心的不是以均势作为目的——这是一个岛国的观念——而是作为手段，用以实现其对相对安全的历史愿望。因此，理所当然地，以对力量均衡的抽象考虑为名对波兰进行的争夺结果仍然尚无定论，但是有关萨克森的争议涉及德意志历史问题，为达成协议提供了一条途径。
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欧洲各国举行会议，通过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这是维也纳会议举行的唯一一次会议。
[1] B.D.，p.280.
[2] B.D.，p.282，5 January，1815.
[3] C.C.，Ⅹ，p.247，30 January，1815.
[4] B.D.，p.295，29 January，1815.
[5] D'Angeberg，Ⅰ. p. 676.
有两种建立国际秩序的方式：坚持或放弃；征服或建立合法性。二十五年来，欧洲一直因为有人试图通过武力来建立秩序而动荡不安，在当时的人看来，教训所在并非其失败，而是接近成功。因此，在努力创造另一种选择时，在维也纳的政治家回顾了经历过稳定的岁月，并且将这种稳定与国内体制等同了起来，就一点也不奇怪了。维也纳会议上的政治家对改变人性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努力曾经造成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不断争斗的悲剧。在他们看来，通过意志行为来改变人类，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名义来超越法国民族主义，似乎就是通过革命来议和，在不可知领域寻求稳定，承认神话一旦被粉碎，就不再可能重塑。
因此，维也纳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是以改革来对付反动——这只是后代的诠释。相反，问题在于建立一种秩序，希望可以在此秩序中通过责任感，而非动用武力带来变化。革命的秩序与健康的合法秩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变化的可能性，而在于完成变化的方式。“合法的”秩序只要并非停滞不动，就会通过接纳来完成转变，这就要求对什么是公正安排的性质达成共识。但是革命的秩序已经摧毁了现存的责任结构，就必须通过强迫来实施其措施，因此任何革命的恐怖统治都必然是成功地扫除现有普遍合法性的反映。“合法的”秩序以公正来限制可能性；而革命的秩序则将公正与事实上的可能性等同起来。合法的秩序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使变化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体制，而革命的秩序所面临的困境则是变化可能成为目的本身，从而不可能建立任何体制。在这两种情况下，改革都不是一种突然觉悟的行为，那只是乌托邦的幻想；也不可能构建一种既不包含维持现状者也不包含改革者的秩序，如果尝试这样做的话，就会要么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狂热，要么导致停滞不前。一种健康的社会体制有能力将变化转化为接受，将变化的力量转化为保存的力量。维也纳会议上的政治家经历过以武力建立这种关系的尝试，难怪他们试图构建一种基于“合法性”的替代选择。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解决方案的道义内涵，该方案并没有将任何国家排除在欧洲协同之外，因此证明了不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协议并不仅仅有赖于诚信，那将会过分要求自我限制；也不仅仅依赖纯粹力量评估的功效，那将会使得谋划过于缺乏确定性。相反，必须建立一种体制，使力量形成足够平衡的格局，使得自我限制看上去并非自我否定，而是要考虑其构成部分的历史诉求，使得其存在转化为接受。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不再有国家深感不满，以至于倾向于颠覆维也纳协议，而非在其框架中寻求得到补偿。既然政治秩序中不包含“革命的”国家，对于灾难性动荡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日益坚定，其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具有自发性。
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得到一致认可，并非幸运的巧合。在整个战争期间，卡斯尔雷同梅特涅都坚持认为他们的努力是为了稳定，而非报复，其合理性不在于摧毁敌人，而在于使对方承认有限性。如果我们将维也纳协议大纲与皮特计划大纲相比，将维也纳协议的合法化理由与对施瓦岑贝格的指示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在政治中，如同在其他活动中一样，幸运只不过是精心谋划的残余。但是这并非说协议显示出了一种使所有事件与某种设想相符的先见之明。卡斯尔雷放弃了他的机械均势观念，在与其成员秘密交往的过程中转而相信历史平衡的观念，于是离他自己国家的精神越来越远。梅特涅试图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维持主导地位，被迫采取了力所不能及的政策。他为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僵化，表明他日渐意识到奥地利的资源基础不足以应付它为自己设定的欧洲任务。如果纯粹较量实力的政策对于地处欧陆中央的国家是自寻灭亡的话，那么依赖无以支撑的合法性则令人沮丧，并将导致停滞不前。当目标明确后，技巧可以替代实力，但是当挑战转向内部时，技巧则无法取代观念。普鲁士疑虑重重，犹豫不决，深感民族的羞辱，不情愿放弃，然而尽管不愿意，也还是被迫承担了德意志的使命。普鲁士的领土现在从维斯瓦河延伸至莱茵河，象征着对德意志统一的追求；其领土四散分布在中欧，对安全的需求——如果不是民族使命观的话——迫使它成为德意志政策的执行者，尽管它十分不愿意。普鲁士领土跨越主要的水路和陆路，它在实际上统一德意志之前，就已经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普鲁士在萨克森问题上遭到惨败，满怀怨恨，但是这一失败却成为它最后战胜奥地利的武器。
但这却是五十年之后的事情，而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奥地利要实施真正成功的政策或许是不可能的。悲剧可以是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是民族的命运，其意义可能在于不得不在一个人们已经不再熟悉的世界上继续存活下去。在此意义上，奥地利是十九世纪的堂吉诃德。或许要衡量梅特涅的政策，不应该看其最终的失败，而应该看它在多长时间内避免了最终灾难的来临。然而，随着维也纳会议的结束，灾难似乎被战胜了。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政治家可以开始考虑和平问题，而不再是准备战争。他们将会知道尽管这些问题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却可能更复杂棘手。但是他们至少构建了一种体制，或许能够应付这种调整过程。甚至在他们尚未着手此任务之前，他们就被迫意识到，无论彼此之间有何差异，他们都是更大统一体的一部分。此时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没有什么比各国对此消息的反应能更好地表明刚刚在会议上达成共识的秩序的合法性。
三月七日，人们获悉拿破仑逃离了厄尔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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