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尔雷爵士的背景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这位或许是英国政治家中最具有欧洲作派的人物如今将乘船前往欧洲大陆，因为迄今为止他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只是迫于外部事件。鉴于对付拿破仑的同盟是英国政策的最基本方针，外交大臣要对付的问题自然而然变成了最实质性的技术任务，即如何最好地实现它。控制斯海尔德河河口或者地中海上半岛的自由在皮特计划中已有详细描述，代表了英国政策的老生常谈。但是当卡斯尔雷准备前往欧洲大陆时，英国已经面临的关口或许比在困境中英勇坚守还更为困难，那就是国家必须拿出自己的目标。外面的世界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不再意味着所有的挑战；英国必须重新诠释现实。一个岛国应该从考虑安全的性质着手来从事这项任务，拿破仑也应该再次成为关注的重点。
当一个岛国处于事件的边缘时，会觉得很难承认战争也可能有内部起因。既然它参战通常出于自卫，是为了避免让别人主宰天下，那么它会认为对和平的需求本身就足以证明均势具有合法性。在和平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国家的看法——的世界里，战争的起因只能出自歹徒的邪恶念头。鉴于人们不理解力量均衡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战争往往成为消除动乱“起因”的讨伐战。任何一个国家，甚至那些被拿破仑占领过的国家都不像英国那样痛恨拿破仑；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它那样不愿意议和，从而使拿破仑得以维持他的王朝。
甚至在卡斯尔雷离开英国之前，各地就捷报连连，拿破仑的命运似乎有赖于反法同盟的意志。同盟军途经瑞士，进攻法国；威灵顿带领的英国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威灵顿提出，现在是让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在法国现身的时候了。[1]将要搭载卡斯尔雷前往欧洲的船只受到大雾阻碍，尚停留在哈里奇港口，此时内阁将威灵顿的信件转交给了卡斯尔雷，并且没有掩饰其赞同意见。似乎没有人想到除了波旁王室的“合法”首领、前任法国国王的弟弟路易十八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取代拿破仑。内阁派遣卡斯尔雷去与拿破仑政府谈判，但实际上却是要求他去帮助推翻这个政府。
无疑内阁的态度反映了国人的意见，[2]但是卡斯尔雷并不准备把英国的安全与某个人的命运等同起来。他认为当下法国大众的表现给了英国背离同盟国的理由，因为它们会认为代表波旁王室的任何努力都会是一种破坏行为，意在完全摆脱谈判：“我们不应该忘记，别人一直怀疑我们对和平有什么秘而不宣的意图，因此我们才必须多加小心……如果波拿巴同意你的条件，你也不应该……在反对革命的迷宫里拿联盟冒险。”[3]这是卡斯尔雷第一次表明其政策的主要原则：除了英国最基本的利益之外，同盟的团结一致最重要；或者说，欧洲结成同盟本身就是英国的利益所在。
这并不意味着要忽略纯粹的英国利益，但必须在同盟团结一致的框架下寻求这种利益。卡斯尔雷抵达欧洲大陆后，在海牙停留，安排威尔士公主与奥朗日王储的婚姻。允诺将协助把比利时纳入荷兰。他出资修建针对法国的防御堡垒，换取割让好望角给英国。[4]在英国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之后，卡斯尔雷动身前往同盟总部。正是在这趟旅途中，他告诉同伴里彭伯爵，自己准备担任调停者，使各方开始无拘无束的交流，消除不满，丢弃虚饰。[5]如果战争是由缺乏诚信引起的，那善意将起到弥合作用。
的确急需善意。他的使节的信件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只是因为等待卡斯尔雷的到来，总部才没有爆发激烈的争执。阿伯丁一月六日写道：“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的情况好得不能再好，但我们内部彼此之间却正好相反。过去一直被压抑的情绪现在全都爆发出来，您的到来真是天赐良机。如果您不偏不倚……就无所不能；对您的功劳，语言难以表达感激之情。”[6]
卡斯尔雷抵达总部时，敌人的日益衰弱已经急剧地改变了盟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要敌人的力量超过同盟中任何一个成员国，对团结的需求就会压倒对个体利益的考虑，要求安宁的国家会侧重于定义战争的目标，而这目标就像所有条件一样，意味着限制。但是一旦敌人力量衰落，同盟各方有能力单独达到自身目标时，同盟的命运就掌握在其最有决心的成员手中。随着构成均势的国家之一完全垮台，所有其他国家都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唯恐被甩在背后。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当初反法同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进入了法国，大获全胜似乎只受它们的意志左右，甚至只在于每一位成员国的意志，然而一八一四年的同盟却因为沙皇和梅特涅之间的竞争而四分五裂。
因为大获全胜表明梅特涅算计错了，他曾经坚信只有通过心理和军事压力，通过威胁不和平就开战，通过以和平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才能使拿破仑坐到谈判桌上来。因此他坚持冬季战役，既考虑到其心理影响也考虑到军事影响。他几乎是单凭自己的力量，通过瑞士进行了侧翼包抄行动，而不顾沙皇的激烈反对，因为沙皇不愿意冒犯他敬爱的老师拉阿尔普的祖国；还要令普鲁士国王克服犹豫不决，因为他想要谋取自己的利益。梅特涅这样做，是因为相信拿破仑仍很强大，足以在一次战役中击败同盟的任何一方，因此奥地利威胁退出就总是能表明冬季战役将会因此受到限制。
梅特涅试图在某种妥善权衡的解决方案中寻求这种限制，此方案对于十八世纪而言，意味着被誉为“伟大的钟表机械式”宇宙之合情合理。他抵制拿破仑的外交政策，因为拿破仑对国际秩序发起了革命性攻击，但是他钦佩拿破仑的国内政策，因为他有能力控制十年来的社会动荡。因此梅特涅试图消除拿破仑对国际均势的威胁，但是仍然想要保留他，以便维持社会均衡。但是没有什么政策能够面面俱到，拿破仑的本性使他成为国内独裁者，而正是这一本性使他在对外事务上成为一个革命者。正因为他不肯让步，才能摧毁国内的反抗力量，因此他也不可能及时与国外的敌人展开谈判。当同盟军穿越朗格勒高原后，通往巴黎之路似乎已经敞开；法国已经不再是均衡中的砝码；以均势名义进行的战争已经失去了必要的限制。
此后，同盟军每进一步都将更加削弱已经疲乏无力的敌人的力量，从而相对巩固俄国的地位。只有当拿破仑的力量被削弱至有限范畴之内，奥地利才能得到安全；但是等到俄国可以任意主宰中欧，而法国仍处于一个革命的政府掌控之中时，奥地利同样会不得安宁。每前进一步，梅特涅都更加担忧俄国始终会是——用卡斯尔雷的话来说——战后波兰问题的主人。何况，在当下开始的竞争中，所有的优势都在沙皇这一边。梅特涅最好的时期是当奥地利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处于轴心位置时。一八一三年六月，假如没有奥地利的帮助，反法同盟就不能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当时奥地利是唯一能够施展外交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双方都认可的“合法化原则”：与拿破仑的联姻以及由俄国和普鲁士来恢复均势。但是现在沙皇可以声称将独自前行，更加重要的是，是沙皇，而非梅特涅，“拥有”共同努力的“合法化原则”[7]。
因为战争也有其自身的合法性，那就是胜利，而非和平。在战争如火如荼时谈论和平的条件几乎像是各打小算盘那样大逆不道。当实力占了上风，任何条件似乎都束缚手脚，会威胁到共同行动的干劲。奥地利最得心应手的讨价还价手段是单独议和；沙皇的最后诉求是打败对手。沙皇告诉卡斯卡特，只有在大获全胜之后才能进行和平谈判[8]，从同盟的角度来看，他说得“合情合理”。当梅特涅要求再做一次努力与拿破仑达成和平时，从同样的角度来看，他表现得“很胆怯”。在凯旋时刻表现出温和态度只有后代才能理解，极少能在当时得到理解，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投降。梅特涅写信给他的首席顾问胡德里斯特说：“现在主要的罪恶仍然是过度丰盛，只有我的温和……才能帮助大家抵御……毋庸赘言，现在的空前成功与此前的灾难深重都让我感到非常难堪。”[9]
因此，沙皇与梅特涅之间的争议尽管通常是就周边问题展开，实际上是有关稳定的国际体系本质的一场竞争。亚历山大一世寻求将新的国际秩序与他个人的意志等同起来；创建一个主要由其准则的纯粹性来维护的架构。梅特涅则努力寻求不至于过度强调自我限制的力量均衡。沙皇提议通过将战争转化为道义象征来使战后时期神圣化；梅特涅则试图通过将战争的目的定义为实现均势来维护和平。亚历山大一世往往无法将个人积怨和国家利益、道义诉求和民族雄心区分开来，但是既然这些动机总是会彼此巩固，将它们区分开来或许也并非那么重要。分歧起因于对瑞士的侵略，沙皇曾经威胁说要将其视为对俄国宣战，但是梅特涅认为哪怕让一个帝国不高兴，也要与意大利直接交流，再次施展了迂回变通的手腕，使得瑞士人邀请奥地利军队来保护他们的中立。梅特涅告诉阿伯丁说，他以既成事实来反抗沙皇，直到在施展手段到达目的之后才将手段的原则转交给沙皇。[10]尽管他多次重申友谊，但如此造成的裂痕好几个月后仍未愈合。
但是很快出现了更为根本的分歧。梅特涅试图避免使这场战争成为一次讨伐，但是他讨价还价的地位却随着法国越来越明显地衰弱而变得不利，因此他试图以拖延军事行动来替代法国的抵抗，于一月八日命令施瓦岑贝格“谨慎”进军，“通过避免战争行为来利用法国普通百姓希望和平的愿望”。[11]亚历山大一世出于同样的理由，试图保持局势不稳定，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诚意，认为与拿破仑议和是不可能的，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直到获取胜利之后才详细协商战后的边界划分。[12]如果不从实体上消灭法国的力量，沙皇提出了两个方法来确保自己的利益：反法同盟签订条约，将法国排除在任何涉及法国境外事务的决定之外[13]；如果推翻拿破仑的话，则让瑞典王子、拿破仑的前元帅贝纳多特成为法兰西国王。沙皇此举证明他为人狡猾而难以猜测。解除法国对欧洲事务的发言权意味着法国不能参与以外交手段来维持的均势；而使贝纳多特成为法兰西国王实际上是巩固了以俄国为主导的法俄联盟。
但是梅特涅在一八一三年曾经冒着引起灾难的危险，务求使战争立足于王位的合法性原则，现在自然无意通过扶助一位本身就从革命中崛起的统治者来结束战争。任何取代拿破仑的选择都是无力的；任何软弱无力的政府必然力求获得民众支持；任何受民众欢迎的政府必然需要召唤雅各宾派。如果一定要推翻拿破仑的话，梅特涅不会接纳一位缺乏拿破仑的魅力却仍想倚靠他的力量因素的元帅，他只会接纳一位其合法性不以民众意志为转移的统治者。甚至哈布斯堡王朝由玛丽-路易丝摄政统治的前景也不能吸引梅特涅，他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印象深刻。他唯一承认的其他选择是现存或“合法的”王朝，即超越了社会革命的人物，或只能作为革命对立面存在的王朝。
如果战争胜利的结果反而导致法俄联盟的幽灵重新出现，那么梅特涅不准备袖手旁观。他再次诉诸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强大的中欧的观念，试图使普鲁士摆脱俄国的影响，提议如果普鲁士在波兰问题上反对沙皇的话，他会默认普鲁士对萨克森的兼并。[14]梅特涅也不会允许一位奥地利的司令官来督促彻底破坏均势。一月十六日，施瓦岑贝格接到命令，让同盟军停止前进，直到接到下一个命令。奥地利的生存有赖于承认国内和国际的限制，抵抗拿破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因此不可能提议通过一场讨伐来开启欧洲的新时代。梅特涅写信给胡德里斯特说：“我们践行了所有的承诺，不但达到而且超过了同盟所有的目标，我们现在应该再次申明自己的目标，因为同盟像所有友好往来一样，如果没有坚定的目标，就会变成一盘散沙。”[15]
当卡斯尔雷前往反法同盟总部时，拿破仑貌拟软弱无力，相比他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时期，他现在这种状况反而使反法同盟处于更大的解体危险。在巴塞尔居然有两所住处在等待着卡斯尔雷光临，这本身就暴露出同盟内部的争夺，一处位于靠近沙皇的俄国占领区，另一所位于总部的奥地利一侧，靠近梅特涅。[16]幸运的是，向巴黎的进军似乎莫名其妙受阻，沙皇急于进军，只好放下想尽早与卡斯尔雷会谈的念头。卡斯尔雷到达之前两天，亚历山大一世启程前往施瓦岑贝格的指挥部。显然卡斯尔雷的态度将决定同盟的命运和战争的结果。如果英国将其目标限于海峡地带的安全，波兰就完了，俄国将取代法国主宰该国。相反，如果卡斯尔雷明白英国的安全有赖于欧洲大陆的稳定，那还有可能建立均势和平。
卡斯尔雷来时不带什么成见，他认定反法同盟的团结高于局部的利益考虑，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当前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正是因为它本质上并非一个局部的问题。他于一月十八日抵达巴塞尔，立即遭遇了几乎使同盟解体的问题：是与拿破仑议和，还是继续向巴黎推进。科兰古一月九日已经抵达同盟军的前哨，请求护送他来总部议和。但是拿破仑在无法肯定是否会被接待的情况下，就派遣一位外交大臣前来，这被视作拿破仑力量衰弱的又一个表现，更使得沙皇急于进军。因为沙皇的催促，科兰古被告知等待卡斯尔雷到来，如果反法同盟准备议和，就会告诉他。[17]同盟国为拿破仑的命运激辩，似乎那完全由它们的意愿决定，科兰古则在吕内维尔等候。
一月十八日到二十日之间，卡斯尔雷与梅特涅就同盟的未来举行了几次会面，卡斯尔雷惊讶地了解到沙皇关于贝纳多特的打算，不出所料，他主要关心的并非这事对欧洲均势的影响，而是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即使该计划没有其他害处，它肯定也会使同盟军完全瘫痪。我有理由相信，在否决这种意图之前，奥地利军队不会向前进军多少……”[18]这里又遭遇到拿破仑的命运这个问题，但来自完全不同的方面。卡斯尔雷曾经为了同盟的团结一致，抵制了内阁想要推翻拿破仑的愿望。但是现在看来同盟似乎恰好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因此似乎使得英国能够自由追求自身的目标。
但是卡斯尔雷根据欧洲而非英国的观点作出了决定。梅特涅说：“再怎么赞扬卡斯尔雷都不过分，他的态度极好，他的工作方式也直截了当，我与他没有任何分歧，我可以肯定，他的态度是和平的，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和平。”[19]两位赞成稳定的杰出政治家已经会面，并且理解彼此。卡斯尔雷说：“人们对奥地利外交大臣的很多指责言过其实。但是他拥有了不起的才能，能使机制正常运作。”[20]卡斯尔雷更倾向于由波旁家族统治法国，以防止政治动荡，但为了同盟的统一也愿意与拿破仑谈判。梅特涅倾向于由拿破仑统治法国，以避免发生社会变革，防止法俄联盟，但他也愿意为了与英国的友谊而与波旁家族议和。他们同意拿破仑或波旁家族是仅有的两个选择，贝纳多特和玛丽-路易丝的摄政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21]应该让法国人民自己作出选择，但同时也应该考虑与拿破仑议和的可能性。卡斯尔雷写信给利物浦说：“我们不能背上这样的包袱，弄得好像这件事（推翻拿破仑）是我们起头。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自己的要求，我们同时还牵扯在一个问题中，这个问题只要与法国现任政府相关，就先于所有其他条件。”[22]梅特涅说：“法国将决定与谁议和。我们左右试探究竟应该同谁打交道，这是明智的吗？如果我无拘无束，能够独立行动，就不会这样做。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下，团结的要求超过了所有其他考虑。”[23]
就这样，带着犹豫不决和疑虑，两人开始合作，直到卡斯尔雷去世。卡斯尔雷认为同盟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很适合成为调解内部分歧的人；而梅特涅认为同盟是合法化原则的成果，则很适合充当其发言人。卡斯尔雷和梅特涅一同去朗格勒会见沙皇，两人都有理由感到满意：卡斯尔雷感到满意，因为他得知奥地利尽管不赞成，但也不会反对推翻拿破仑，如果这是唯一获得和平的方式；还因为梅特涅赞成在低地国家里为荷兰设置一个屏障；梅特涅感到满意，因为关于贝纳多特一事，他得到了保证，还因为即使最后无法挽救拿破仑，奥地利在欧洲也不会孤立。
[1] Wellington，Duke of，Dispatches，13 Vols. Edited by Gurwood. （London，1837）. Vol. Ⅺ，p.306，21 November，1813.
[2] 参见C.C.，Ⅸ，p.137，5 January，1813 and Webster，Ⅰ，p.514 （Appendix），12 January，1813。
[3] C.C.，Ⅸ. p.124，10 December，1813.
[4] C.C.，Ⅸ，p. 153，8 January，1814.
[5] C.C.，Ⅰ，p.128（原文请参见第三章）。
[6] C.C.，Ⅸ，p.142，6 January，1814.
[7] C.C.，Ⅸ，p.148，8 January，1814.
[8] C.C.，Ⅸ，p.112，24 December，1813.
[9] Fournier，Congress， p.48，9 January，1813 and p.251，20 January，1813.
[10] C.C.，Ⅸ，p.111，24 December，1813.
[11] Fournier，Congress，p.51.
[12] 例如参见以下：C.C.，Ⅸ，p.112，24 December，1813； p.149，8 January，1814。
[13] C.C.，Ⅸ，p.170，15 January，1814.
[14] Fournier，Congress，p.361 （Hardenberg diary）； C.C.，Ⅸ，p.171，15 January，1814.
[15] Fournier，Congress （Appendix），p.250，17 January，1814.
[16] C.C.，Ⅸ，p.164，14 January，1814.
[17] Fournier，p.61.
[18] B.D.，p.133f.，22 January，1814.
[19] Fournier，p.61.
[20] B.D.，p.160，26 February，1814.
[21] B.D.，p.137，22 January 1814.
[22] C.C.，Ⅸ，p.185，22 January，1814.
[23] Fournier，Congress （Appendix），p.256.
但是在朗格勒的会谈开始之前，梅特涅再次尝试定义战争的目标，使其符合欧洲的均势。他得到了一个机会：统帅施瓦岑贝格在给奥皇的备忘录中表达了奥地利的不安，因为战争似乎已经演变为一场完全不符合奥地利精神的全面的战事。他以平庸者那种俗常被称为“客观的”方式，将责任转向自己倾向的观点，收集了是否继续战役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这表面看来是征求奥皇的意见，其实无疑表明了他自己的担忧。[1]他承认继续进军的好处，但也强调了暴露在外的两翼固有的危险，部队中越来越多人患病，供给也有困难。施瓦岑贝格主要担心的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他的备忘录记载，即将举行的谈判迫使他指出，朗格勒是巴黎前的最后一站，也是与拿破仑议和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以军人精于对政治事务假装无知的技巧，强调此后的战斗将具有内战的特点，因此以皇帝的高瞻远瞩，应该能做出决定：“我们将要采取的步骤太重要了，我觉得……事关本人荣誉，必须请求陛下明示：我是否应该继续按兵不动，让我的部队好好休整一下，等待供给，让我的侧翼能够追赶上来。或者我是否应该下到平原里去，开始一场前途未卜的战斗……”施瓦岑贝格如此指出军事上和政治上在稳定与混乱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清楚地表明了奥地利的两难境地：过了朗格勒就胜利在望，然而胜利却毫无意义，因为它必定猛烈动摇均势，以至于威胁到现存局面，而维持此局面则完全有赖于拒绝全面转变。(www.xing528.com)
施瓦岑贝格的观点绝非没有人支持，普鲁士国王与他身边的人也相当同意他的观点，尽管不包括他的将军们，如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等人。斯图尔特交给卡斯尔雷一份备忘录，基于差不多相似的观点。[2]梅特涅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求他的君主指引方向，请求他的盟友定义战争的目的，并且重申奥地利关于安全是均势、和平是平衡的观念。他那份备忘录的开头提到奥地利参战前的时期，[3]他认为，反法同盟最大的成就是心理上的，撕去了拿破仑谦和的伪装。难道现在反法同盟自己准备倒过来展开一场征服之战吗？将法国拘囿于与欧洲均势相符的限度之内，以及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恢复至一八〇五年的规模，除此之外，这场战争难道还有其他目的吗？梅特涅只字不提俄国的获益，这意味深长，因为均势显然只会受到其干扰。至于是否要与拿破仑议和，只需与科兰古会谈几次就能了解拿破仑是否真诚，无论如何，拿破仑的最终命运只能由法国人民，而非同盟国来决定。但是如果拿破仑拒绝同盟的条件呢？梅特涅回答说，在那种情况下，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进，诉诸法国人民，公开同盟提出的议和条件。
无论梅特涅考虑到了什么偶然因素，他都全部转化为请求定义有限性，因为显然他希望同盟国共同表态，既作为一种要求沙皇作出承诺的手段，也为了对法国人民施加影响。他最后以一系列询问概括了这些问题，再一次力求诱使亚历山大一世明确他的目标，趁着此时战场上仍然还有一支法国军队。他询问同盟国是否仍然准备与法国议和；是准备为法国安排一位统治者，还是将王朝的事宜留给法国人民自己去解决；最后的关键问题是，同盟国是否准备互相告知，除了恢复一八〇五年的局势之外，彼此还有什么其他要求。
但是在同盟逐渐占优势的情况下，很难强迫一个迫切求取的国家，因为在没有达成共识时，每一天都会增强其相对优势的地位。亚历山大一世狡猾的回答回避了任何有关战争目标的讨论，解释说这种讨论只会干扰现存的和谐，尤其是因为和平的条件有赖于军事形势。[4]对战争目标的定义在巴塞尔不同于在法兰克福，在朗格勒不同于在巴塞尔，而且随着形势的改变，还会重新定义。只要继续进军，他就准备与拿破仑谈判。就这样，沙皇的提议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两难境界，最终将导致拿破仑的崩溃。他同意讨论欧洲均势，但必须在与法国了结之后。他准备与拿破仑谈判，但将使谈判条件有赖于军事行动。既然这些情况每天都在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不断变化，沙皇保留了不断提高价码的权利。总而言之，奥地利只有协助消灭法国的力量，才能了解亚历山大一世的议和条件。如果说拿破仑曾经企图通过征服莫斯科来达到征服英国的目的，那么亚历山大一世也试图通过在巴黎取胜来赢得华沙，这并非没有道理。
关于沙皇的波兰计划，卡斯尔雷得到的消息有误，[5]而且无论如何，他还没有准备好承认除了拿破仑之外，还有其他对和平的威胁，他也要求继续军事行动。结果是达成徒有其表的妥协，让反法同盟维持统一的外表，掩饰同盟内部的力量平衡已经出现转移这样的事实。与拿破仑议和的决定已经做出，但同时也继续进军。卡斯尔雷拒绝了沙皇关于甚至不允许法国过问欧洲和平协议的提议，但是他的替代方案也只不过是象征性地有所改善：把和平协议的条件告知法国，但只是为了征求同意，而非为了谈判磋商。[6]法国被暂时排除在均势之外。当同盟国的大臣准备商讨将要转达给拿破仑的条件时，越来越清楚的是，战争只会在巴黎结束；为均势而战正在制造出一个权力真空；欧洲必须从混乱的威胁中恢复平衡，如果可能的话。
但是在朗格勒的会面同时还表明，无论以何种方式达成新的协议，英国都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朗格勒标志着卡斯尔雷转变成一位欧洲政治家的重要一步。他成为同盟的协调人，这使他获得了同盟国的首肯来进一步在低地国家中设置一个障碍，将比利时置于荷兰的暂时管辖之下。二月一日，他指示驻荷兰朝廷的英国大使克朗卡迪，奥朗日王储如果想要提议将直至默兹河一带并入低地国家，他不会遭到英国的反对。[7]最后，同盟国放弃了法兰克福达成的一致，同意将法国限制在其旧时的疆界之内。卡斯尔雷获得了奥地利对这些问题的认可，因为越来越清楚的是他想要通过欧洲大陆的稳定来保障英国的安全，即使他仍然将稳定与限制法国等同起来。他对待殖民地问题的态度意味深长。他提出了能使英国交出部分战利品的条件，除了此前关于法国旧时疆界以及在低地国家中为荷兰设置屏障的要求之外，还要求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达成睦邻友好协议，“使得……既然通过团结一致削弱了法国的力量，就不大可能因为内部的分歧而让法国重振威风”。[8]梅特涅打定主意要保证任何友好协议都不能让沙皇占有波兰。
尽管梅特涅在朗格勒没有能使沙皇承认其野心，但他做到了或许更为重要的事情。当同盟军着手准备施瓦岑贝格所说的下到平原里去时，梅特涅知道穿越平原，他就有可能争取卡斯尔雷站到他这一边。
[1] Text，Klinkowström，Alfons，Oesterreich's Theilname an den Befreiungskriegen，（Vienna，1887），p.810f.
[2] C.C.，Ⅸ，p.525f.，27 January，1814.
[3] Fournier，Congress，p.62f.
[4] Fournier，Congress，p.67f.
[5] 卡斯卡特一月十六日错误地报告说，沙皇仅仅要求以维斯瓦河为界，卡斯尔雷似乎相信了这种说法，因为他后来将这封信给沙皇看，以表示他对这个问题的了解程度。C.C.，Ⅸ，p.169.
[6] Castlereagh report，B.D.，p.141f.，28 January，1814.
[7] C.C.，Ⅸ，p.224.
[8] B.D.，p.146，6 February，1814.
二月三日召开的沙蒂永会议代表了想要确定是否能迫使拿破仑接受均势和平的最后努力，但只是进一步突出表明了很难弥合两种对立的合法性体系之间的鸿沟。谈判者甚至远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为同盟国关于安全的概念与拿破仑关于其王朝的需求的概念无法协调一致。拿破仑认为不能牺牲任何他征服所得的成果来换取和平，而同盟国则不准备议和，除非拿破仑被拘囿于他认为将使他失去皇位的范畴之内。因此，这个问题成为纯粹的实力较量问题，沙蒂永会议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达成自我限制。在此过程中，拿破仑只是在最初和最后关头愿意议和，因为最后他似乎已经完全战败，命运完全由同盟国来决定。当打胜仗恢复了一些平衡、和平部分有赖于他的意愿时，他就不愿意议和，而他恰好遭遇了同他一样情绪多变的沙皇，这使得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因此最后的阶段是军队犹豫不决地向巴黎推进，此期间尚无定局的和平会谈则一直在争辩议和条件，而似乎暂时获得胜利的那一方永远不肯接受这些条件。战争正在全面展开，因为双方永远不能就恰当的权力关系达成一致，而且，最主要是因为拿破仑不愿意接受独立于他意志之外的欧洲的合法性。因此沙蒂永会议阶段对于同盟国内部关系的意义超过了同盟与拿破仑谈判的意义。
当谈判代表于二月三日在沙蒂永会面时，拿破仑刚在拉罗蒂埃打了败仗，似乎同盟军肯定将在两周之内攻到巴黎。每个同盟国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尽管它们同意作为一个整体，让奥地利为全权代表，施塔迪翁为发言人。英国人都来了，包括卡斯卡特、斯图尔特和阿伯丁，由卡斯尔雷带队，但是他自己并非全权代表。然而，要求全体同意的规定使得会议注定徒劳，将它的命运置于能从拖延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掌握之中。在沙蒂永会议的第一阶段，这个国家是俄国，它的全权代表得到的指示是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的同意，就不能签署任何文件。
这导致一系列奇怪的会谈。同盟国不愿意建立一种和平来使之成为拿破仑重获权力的唯一希望，虽然其条款之有利超过了六个月前任何人最好的想象；而科兰古在没有得到拿破仑明确的首肯之前，也不敢接受“旧时的疆界”这样的条件。同时，卡斯尔雷的条件是归还殖民地必须视欧洲共同协议而定，而在与法国达成议和之前，沙皇又拒绝讨论共同协议。这再次导致来回兜圈子的争议：如果不归还殖民地，要法国接受“旧时的疆界”是不可能的；而归还殖民地的前提是与法国议和，这就要促使沙皇参与讨论欧洲协议。施塔迪翁写信给梅特涅说：“我们在上演一出喜剧，有趣之处仅在于是老生常谈……不值得按照外交惯例来玩这一套。”[1]无疑和平的关键不在沙蒂永会议，而在位于特鲁瓦的同盟国总部，无疑和平既有赖于拿破仑，也有赖于亚历山大一世。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二月九日，科兰古在给梅特涅的一封信中同意“旧时的疆界”，而就在同一天，法国全权代表离开沙蒂永，返回总部去听取“指示”。沙蒂永会议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亚历山大一世不再隐瞒他决心要向巴黎进军，推翻拿破仑，召开显贵会议来选举新的统治者。他坚持要取得全面胜利，使得梅特涅只好强烈要求摊牌，导致反法同盟几乎破裂。向巴黎进军，同时每前进一步又都表明和平不可能，因为继续谈判本身就意味着追求平衡和一个拥有具体目标的世界，这是一回事；但是盲目地奔向巴黎，则是向无限迈进，那又是另一回事。奥地利这个中欧帝国只能根据那种允许将胜利转变为精确政治条款的“规则”打仗。居于竞争势力之中的国家既不敢允许出现权力真空地带，也不敢允许出现无法弥补的鸿沟；而一个对其他国家国内变化如此敏感的国家也不可能用革命来结束一场战争。相比面对拿破仑的军队，奥地利更加害怕通往巴黎的道路四敞大开。
在特鲁瓦总部，梅特涅因此再次准备征求意见，想迫使各国申明目的，借此收集争执各方的意见。正如反对拿破仑的同盟是以调停的名义建立的，将俄国孤立——这是唯一能确定沙皇还准备走多远的途径——也发生在定义同盟的目标这个名义之下。梅特涅提出的问题针对以下几个方面，例如如何回应科兰古的建议；如何确定法兰西民族的意愿；如何与波旁家族打交道；如果攻陷巴黎的话，如何治理它。[2]不能像在朗格勒那样借口有军事行动的压力来回避这些问题，因为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假装同意沙皇想要向巴黎进军的愿望，以便迫使他申明自己的目的。
卡斯尔雷的回答表明，最初他只是出于维护同盟的团结而反对推翻拿破仑，现在他已经改变了很多。[3]他当前主要关心的不再是同盟国的团结，而是均势。他将问题定义为一个选择——“是根据我们的条件接受和平还是通过推翻（拿破仑）来使得和平更为稳固”，因此在他看来，基本无疑战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认为，推翻拿破仑既不明智，也会破坏现有的关系；他说，进攻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要更换法国政权，而是要“获得不可能在莱茵河一带得到的和平”。既然战争的合法（强调语气为我所加）目的已经唾手可得，同盟国就不再能提出波旁的问题。卡斯尔雷几乎不为察觉地转而接受了奥地利关于战争目标的诠释，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与英国人的目标有多么大的差距。
二月十二日的部长级会议使同盟的分歧趋于明显，哈登贝格像卡斯尔雷那样回答了梅特涅的问题，接着涅谢尔罗迭传达了亚历山大一世的答复，听上去有点盛气凌人。沙皇坚持认为战役的目标是巴黎，在那里召开的显贵会议将决定谁是未来的统治者。波旁家族既不应该得到支持，也不应该受到劝阻。应该由一位俄国军事总督来统治巴黎并监督选举，以表示对反抗拿破仑最长久的国家的敬意。[4]沙皇要求的就是要担任欧洲命运的仲裁者。
但是梅特涅苦心使奥地利韬光养晦这么久，并非为了建立一种有赖于某一个人意志的国际秩序。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驳斥了沙皇关于反法同盟的道德依据就在于推翻拿破仑这样一种观点。[5]他认为进行战争是为了重建均势，而非为了改变法国国内局势；科兰古在沙蒂永接受的条件已经达到了在保持均势的前提下，法国实力能被削弱的极限，再有更多的要求只能颠覆同盟的道义原则。梅特涅继续说，但是如果拿破仑被迫退位的话，波旁家族的合法首脑路易十八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外国势力不可能在王朝问题上诉诸民众，而不至于损害所有王位的存亡。实际上梅特涅等于是在说，哈布斯堡王室——其生存依靠的是神圣性，因此也是所有合法统治的神圣性，而非依靠是否被接受——冒险参战，不是为了让民众有机会来表达意愿。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沙皇的决心和实力。如果沙皇强大到能够独自前进，如他所威胁的那样，梅特涅就只能通过改变立场来达到目的，这是卡斯尔雷绝不会同意的，也违背奥地利所有明智的政策。但是如果拿破仑尚有余力，他的力量实际上会给奥地利增加筹码，团结的需求就有可能使得亚历山大一世就范。因此，二月十二日拿破仑击败了布吕歇尔，这使梅特涅得以主宰局势，因为普鲁士军队的前进本来正是为了表明奥地利并非必不可少，而它的失败则证明，无论拿破仑的力量如何被削弱，也不可能在一次战役中被击败。奥地利是必不可少的，梅特涅决定尽可能利用他的关键地位。大敌当前时还要坚持明确战争目标，这或许不是什么勇敢的行为，而且从来就不得人心，但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制造出权力真空局势，则会导致永久的革命。
在二月十三日的部长级会议上，梅特涅强硬地宣布奥地利参战不是为了恢复专制统治，它最后将单独议和。[6]在成功指日可待之时，卡斯尔雷却发现他珍视的同盟即将解体，只好放弃了调解者的角色。他提议重启沙蒂永会议谈判，让梅特涅写信给科兰古，表示如果法国承认“旧时的疆界”，同盟国就准备停战，他还着手去获得沙皇对这一计划的首肯。卡斯尔雷六周前启程前往欧洲大陆，本来希望欧洲因为面临法国不言而喻的优势而团结一致，因为俄英的合作而局势稳定，现在他却为了均势站到了沙皇的对立面。
接下来卡斯尔雷与亚历山大一世进行了一连串争执激烈的会谈。亚历山大一世重申他决心要抵达巴黎，要在那里召开显贵会议，他不信任波旁家族，不满奥地利的胆怯。卡斯尔雷反对卷入一场法国内战，认为很难唤起民族意识，指出无目的的竞争具有危险性。但是沙皇固执己见，他已经知道英国公众舆论激烈地反对与拿破仑议和，他拿出了一封俄国驻伦敦大使的信件，表明利物浦勋爵也持有同样的意见。然而卡斯尔雷坚持不为所动，他告诉沙皇“既然我被委以重任，就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英国国内不了解我们目前受命决定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不会让自己受到他们可能会抱有的愿望的影响”。[7]这句话包含了卡斯尔雷的力量和失败：骄傲地强调责任，不是为了机械地实现民众的意愿，而是为了权衡对于民众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利益关系；拒绝或无力影响公众的感情。卡斯尔雷是一位政治家，有勇气拒绝容易的解决方案，也是一位孤立无援的悲剧性英雄，因为他无法与人交换想法，只能独自前行。
卡斯尔雷对沙皇展开的斡旋并没有立即达到目的，却使得俄国完全孤立。对梅特涅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导致实际上在反法同盟内形成了一个反俄联盟。梅特涅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优势，当他再次威胁要撤走奥地利军队时，普鲁士害怕单独留下来面对两个善变的邻国，于是也同意召开一次会议来保证达成奥地利的目的。这得到了卡斯尔雷的同意，虽然因为国内政策的问题，他没有正式参与其中。二月十四日的会议代表了又一次妥协，但表明了奥地利的关键立场：规定无论拿破仑如何一败涂地，也不能强求超出沙蒂永会议基础之外的条件；必须与拿破仑议和，除非他被自发的民众运动推翻；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将只与波旁家族和路易十八打交道，除非他自愿出局；如果巴黎被占领，将会接受一位俄国的军事总督，但实际的管辖权应该由一个代表各反法同盟成员国的顾问委员会掌握。[8]如果沙皇同意的话，就可以继续进军，否则奥地利将离开同盟。
为了大获全胜，沙皇曾经拒绝在攻克巴黎之前申明自己的条件，企图借此利用奥地利希望稳定的愿望。现在梅特涅使局势反转，利用沙皇想占领巴黎的愿望来使他同意法国的领土疆界和国内格局。由于亚历山大一世对巴黎的执著超过了所有其他考虑，二月十五日，他同意了梅特涅的条约草案。此后无论发生什么，法国都将一直是均势中的一个因素，无论谁来统治，拿破仑还是波旁家族，法国都不大可能对沙皇过于友好。战役可以继续进行了。
但是纯粹基于军事考虑的政策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胜利时忘乎所以，在遭遇逆境时惊慌失措。二月十四日，布吕歇尔再次受挫，沙皇是第一个要求停战的人，施瓦岑贝格于二月十七日向法国指挥官提出停战要求，借口即将在沙蒂永签署初步和平协议。卡斯尔雷非常恼火，他曾经利用自己强有力的谈判地位来争取同盟成员国同意以比利时来充实荷兰，同意缔结和平之后不能将任何船只交给法国，同意甚至都不能在会议上讨论海洋权利。[9]在拿破仑似乎终于准备接受条件议和，所有“英国的”目标都将实现的关头，等待了许久、经过千辛万苦才缔结的同盟却似乎即将解体。难怪卡斯尔雷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梅特涅，这封信证明他还没有失去平衡意识：“战争中轻微的逆转很常见，您的议会遭遇的尴尬但愿已经结束，但是如果迫于这两种情况，您就要不顾一切地牺牲掉道义和政治考虑，那么和平的面貌就将被迫失去平衡……如果我们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谨慎行事，法国如何能抵制六十万战士要求的正义的和平？如果它胆敢抵制，那就让它试试，我们向法国人民宣布实情的那一天就是波拿巴真正被制服的一天。”[10]
这些豪言壮语并不能掩盖卡斯尔雷深感沮丧这个事实，他对同盟成员国非常不满：“一会儿过于骄傲不肯听任何话；一会儿又迫不及待地要避开我们的敌人，使得延长沙蒂永会议也显得有点可笑。”[11]他还气急败坏地给利物浦写了一封信，仅仅在两个月前他都不曾料到会写这样一封信。“奥地利与俄国反复相互指责，已经白热化，要对付双方，我的耐心差不多已经用尽了……我们不能乘着这样一艘船出海冒险。”同盟似乎的确没有了吸引力，连卡斯尔雷都威胁要单独进行战争：“没有大英帝国就不可能获得和平，只有这样的意识才使两个国家立场坚定……我已经明确告诉它们，如果它们不愿也不能根据权威的原则议和，那么为它们也为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坚持反对法国的立场。”[12]
但是特鲁瓦的危机起到了一个作用。信誓旦旦声称友谊永存曾被视为永久稳定的保障，这种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意识到和平的问题尽管不像战争的问题那样令人兴奋，却有自己的逻辑，本身就能说明各国为何遭受磨难。沙皇开始意识到，他能够征服领土，但却无权占有，他的疆界所在是比他的诚信更重要的保障。沙皇面对的是其他国家的共同战线，与拿破仑相反的是，他接受了共同战线。无论他如何狮子大开口，或许他还是会认为合法性比征服更为重要。同盟成员国的谈判者再次回到沙蒂永，欧洲协议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大纲终于开始浮现。同盟确定了其内在关系的性质；虽然很多危机依然可能出现，然而同盟成员国已经丢掉了幻想，这是人生，也是民族命运中最痛苦的危机，但同盟却存活了下来。反法同盟的意志更加坚强，意识到了自身趋向成熟，现在能够面对剩余的问题：拿破仑是否可能接受一个其格局独立于他的意志之外的欧洲。
[1] Fournier，Congress，p.93.
[2] Fournier，Congress，p.111.
[3] B.D.，p.155f.，13 February，1814.
[4] Fournier，Congress，p.121.
[5] Fournier，Congress，p.123f.
[6] Münster to the Prince Regent，14 February，1814，Fournier，Congress （Appendix），p.298f.
[7] Castlereagh's report of the conversation，B.D.，p.147f.，16 February，1814.
[8] Fournier，Congress，p.133f.
[9] Fournier，Congress，p.137.
[10] B.D.，p.158f.，18 February，1814.
[11] C.C.，Ⅸ，p.290，25 February，1814.
[12] B.D.，p.160，26 February，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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