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梅特涅正忙于实施他的复杂计划时，对抗拿破仑最持久、最坚定的国家的那位政治家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焦虑等待。在卡斯尔雷看来，拿破仑的背信弃义似乎如此不言而喻，任何试图证明这点的行为都只是为了隐藏懦弱或是别有居心。他认为如果举办一场会议只是为了展示拿破仑不守信用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那只是毫无意义地回避问题。外交政策的防御性设想表达了非常专一的目的，旨在反抗一个具有威胁的国家，但是却无法说服那些仍未表态的国家。如果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提起它，在别人没有经历过危险之前，恳求共同行动都只会像是强求别人为他国而战，而因为这种请求往往自以为是，就更加令人恼怒。由于这个原因，当欧陆国家一个接一个陷入单独缔结协约的幻想或孤立无为时，英国却置身事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英国才冷眼旁观，即使拿破仑拒绝了甚至是最为温和的条件，因而证明他根本无法接受限制的观念。
梅特涅阻止盟军指挥部的英国代表参加有关和平条件的所有谈判，他的借口是因为英国拒绝奥地利的调停，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他害怕英国会坚持某些条款，从而导致他说服奥皇相信战争必要性的努力白费力气。也难怪被派往同盟国朝廷的英国代表，驻普鲁士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和驻俄国指挥部的卡斯卡特勋爵，对梅特涅表示出毫不掩饰的沮丧。[1]一个从未经历过灾难折磨的国家很难理解另一个国家带着灾祸的预感来实施的政策，如果一个弱势盟友设法避免风险，那在它看来，只不过是不求上进的精明人耍弄的花招。维森博格男爵是梅特涅派往伦敦的使节，他的角色最为悲惨，他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冷落，从未得到摄政王的正式接待，在新闻界的恶毒攻击之下，几乎无人肯容忍他，他曾经一度认真考虑过躲到乡下去避开民众的愤怒。[2]而斯图尔特自告奋勇要揭露卑劣的阴谋，从同盟军指挥部写信来说：“我难免认为……梅特涅正在企图进行某种家族联盟……如果事态发展，需要召开大会，请派一位非常能干的人来。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你肯定需要一位聪明过人的人物。”[3]
一八一三年春天及夏初，当卡斯尔雷思忖着欧洲局势时，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感到满意的理由。同盟军的确占据了欧洲的中心，但却似乎因为机会太多而不知所措。英国虽然不再孤立，却仍然未成为同盟力量的一员，部分是由于通讯困难，但主要是因为一个已绝对表态作出承诺的国家就没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格。它最有利的磋商武器是威胁停止给予同盟军资助，但这也无法阻止和平谈判，正如《赖兴巴赫条约》所示，因为该条约就是在签署有关资金赞助的条约仅仅三天之后达成的。[4]虽然梅特涅的措施遭到了很大的误解，然而却表明英国仍然没有完全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也表明了抛开英国的大陆和平至少是有可能的，而英国努力奋斗的目标绝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有可能促成纯粹欧洲大陆和平格局的国际秩序。
在对纯粹大陆和平的担忧背后是绝不再置身于孤立的决心。比起平衡者一直被排除在权力平衡之外，比起让大陆对手有能力实施针对岛国的政策这种潜在的威胁，几乎任何安排都是更可取的。必要时，英国宁愿同意一种远远低于其期望的和平，只要是同它的盟友们在一起缔结和平。卡斯尔雷写给卡斯卡特的信中说：“你必须防止一个将我们排除在外的大陆和平，而我们这边无所作为的话就会造成这种危险，即使有我们的条约……为此，必须公开声明我们准备与盟友进行磋商，使他们没有理由来谴责我们。”[5]只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西西里的独立，以及英国履行对瑞典的义务，当然还有海洋权利是无可商议的。[6]这个岛国必须保留一些对于大陆的影响力，即使不是在其中心，至少应该在守护海洋航路的外围。
卡斯尔雷甚至更进了一步。七月十三日，他听从了普鲁士和俄国大使的请求，接受奥地利的调停，尽管态度有些粗鲁。[7]但他立刻对此做了解释，指出和平可能太不完善，无法让大英帝国放弃任何殖民地。[8]这就相当于保留否决和平解决的权利，因为只有归还法国失去的殖民地才能诱使拿破仑接受奥地利的条件。在另一封信中，卡斯尔雷甚至对初步和平都增添了许多障碍，最后还提出了劝告，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梅特涅令人费解的政策的极度怀疑：“波拿巴接受了一次严重的教训，但当他还有这样一支严阵以待的军队，他就不会屈从于任何安排，即使是那些连梅特涅伯爵也会厚颜无耻地签上他的名字（强调语气为我所加）的协约，这是基于欧洲安宁所需要的牢固的原则。”[9]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与梅特涅对形势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如何，英国不可能独自奋斗了十年，到头来会让别人说服自己不去享受胜利的果实。[10]
等到英国接受调停的消息传来时，事情已成定局，实际上直到奥地利宣战之后消息才传到了奥地利朝廷，而且也只不过是作为诚信的象征。[11]此后，卡斯尔雷致力于将同盟这一事实转化成对其必要性的认识。他向卡斯卡特承认，布拉格会议虽然不太可能成功，却让他无比焦虑。[12]他在九月至十月期间的信中不断地陈述共同行动的必要性，强调面临共同的威胁，表现出在其迂腐的文风中很少见的滔滔雄辩。他在写给卡斯卡特的信中说：“欧洲的君主们陆续发现，无论如何顺从都无法让他们获得安全或安宁，一旦他们自己不再是战争的对象，就不得不成为法国手中的工具，用于……征服其他无辜的国家……正是这种共同威胁（强调语气为我所加）应当始终被视为同盟的真正基础……相对法国而言，通过协同而最终达成的和平，虽然在和平条款上好处不多，但也好过以磋商为代价从敌人手中讨来的最大限度的让步……单凭这点就能将敌人军队的规模降至正常水平，以免欧洲被自己的猎物一步步征服。”[13]
唯独奥地利看起来仍然犹豫不决，难怪卡斯尔雷继续不断地怀疑梅特涅缺乏决心。因为比起获胜，梅特涅对平衡更感兴趣，比起摧毁法国，依然更在意限制法国的实力。梅特涅努力避免任何一方占有优势，试图阻止产生可能会进一步激发俄国野心的权力真空。卡斯尔雷唯独担心法国占据优势，想要促使同盟发挥最大作用。他非常担心奥地利缺乏决心，所以提出了一箩筐的建议要将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而非国家之间的战争，以此唤起民众的热情，总之，试图做到所有那些梅特涅费尽心思想要避免去做的事情。他写信给卡斯卡特说：“要我颠倒是非我真的做不到，奥地利大臣越快对此下定决心……他所冒的风险越少……这已经成为一场民族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政治家的游戏。若他按照任何其他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将会使波拿巴有机可乘。”[14]因为担心奥地利倒戈，卡斯尔雷甚至主张为国际秩序建立一个社会基础，他在寄给阿伯丁的信中说：“看来（梅特涅的）耳朵还是听不得半点战争的声音，他更愿意窃窃私语，不希望大声传到国人的耳朵里……整个大革命的军事史教会我们担忧怪物一旦在法国土壤上诞生，就可能会逃到其他地方寻觅它的食物……如今，人民是唯一的屏障，他们反对法国，而这是一个国家为了保卫本国最应当决定使用的盾牌，尤其是对像奥地利这样缺乏一道防御边界的国家来说。”[15]因此，卡斯尔雷难得一次涉猎社会哲学领域，为坚持不懈地反法提供了更多的论据。
卡斯尔雷对奥地利的劝诫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误解。奥地利貌似犹豫不决，并不是因为缺乏对法国威胁的认识，而是因为梅特涅操心着另一个卡斯尔雷尚未注意到的危险。当卡斯尔雷仍然期望“无私的”大英帝国和俄国协同行动来制定欧洲均势的条件时，沙皇正在进一步完善有可能将中欧置于其支配之下的计划。当卡斯尔雷劝诫梅特涅注意欧洲霸权的危险时，他并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梅特涅早就了然于心。他只知道梅特涅一边瞅着拿破仑，一边盯着沙皇和波兰。
[1] 例如参见C.C.，Ⅸ，p.13，18 May，1813。
[2] 关于维森博格在伦敦扮演的角色，参见Luckwaldt，p.122f.。
[3] C.C.，Ⅸ，p.23，6 June，1813.
[4] 当然，梅特涅的磋商遭到了完全的误解。我们看到英国只是在初步和平时被晾在一边，英国将参与实现普遍和平，而且俄国和普鲁士也特地保留了这项权利。韦伯斯特在这点上有所误导。究竟如何，请参见B.D.，p.78（哈登贝格写给斯图尔特的信）。
[5] C.C.，Ⅸ，p.30，6 July，1813.
[6] B.D.，p.6f.
[7] B.D.，p.12.
[8] C.C.，Ⅸ，p.36，14 July，1813.
[9] C.C.，Ⅸ，p.40，7 August，1813.
[10] 参见B.D.，p.79f.。
[11] C.C.，Ⅸ，p.45，1 September，1813.
[12] 例如参见B.D.，p.103，15 October，1813。
[13] B.D.，p.20，18 September，1813.
[14] B.D.，p.34，14 October，1813.
[15] B.D.，p.105，15 October，1813.
匪夷所思的是，一个一七九五年就消失的国家和一个以其高尚原则而自豪的君主竟然会在同盟中引发不和的因素。在一七九五年被第三次瓜分的波兰仅仅存在于爱国人士的心目中；直到一八〇七年，拿破仑恢复了曾经为普鲁士拥有的波兰领土，成立了华沙公国，一八〇九年的战争之后再与奥地利拥有的波兰领土合并。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利用波兰爱国主义作为对俄行动的工具，他宣称这场战争是一场波兰战争，从而使他的士兵数量增加了八万，其余部在一八一三年仍跟随着法国军队。从莫斯科撤退后，波兰想要延伸至第聂伯河的愿望破灭了。随着俄国军队向西席卷而来，波兰的命运似乎只剩下回到从前各国瓜分占领的状态。
但是波兰爱国人士的狂热常常超过了他们选择获胜方的能力。当俄军向波兰逼近，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他的父亲曾在拿破仑的支持下负责全波兰联邦的公开声明，他本人当时也从俄军辞职——想起了他年轻时的朋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十二月六日他写了封信给沙皇，信中包括了这样一段话：“若您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我国，您是否会再次启动您从前关于波兰的计划？您能够征服它，同时也征服它的心吗？”
这封信的暧昧程度与那位收信人的反复无常不相上下。拿破仑认为沙皇很有能耐，但无论做什么事他总缺了点“什么”。既然无人能预知在某个既定情形下缺失具体哪一处，他实际上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梅特涅形容他是“一个男性优势与女性弱点的古怪结合体，他太软弱，无法施展真正的抱负；但是又太强硬，而不至于有纯粹的虚荣心”。[1]他既神秘又狡猾，既理想主义又处心积虑，呈现出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以普遍原则来为具体的俄国利益申辩，以崇高的动机来支撑在其他人那里会被视为自私的抱负。他可以做到大无畏地自我牺牲，正如他在神圣同盟时期多次证明的那样，但他又可以冷酷奸诈。塔列朗评论他：“他不愧是（疯子）沙皇保罗一世的儿子。”毋庸置疑，他相信自己的目标与普遍正义的诉求是一致的。如果说这些诉求大体上与俄国国家利益一致，至少在他早年统治时期，那就更不会受到质疑。他年轻时受其瑞士籍教师拉阿尔普的影响巨大，拉阿尔普力求将他培养成启蒙运动所希望的理想领袖，成为按照普遍信条治理国家、以宽宏大量造福人民的哲人王。当亚历山大一世还是大公时，他曾经答应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会为波兰的自由解放作出努力。那封信中提到的就是这个承诺。
亚历山大一世给恰尔托雷斯基的回信暴露出了他的双重本性。他写道：“我从来没有报复心。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以德报怨。”在声明了他关于波兰问题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之后，他谈到了他将遭遇来自俄国内部以及来自奥普两国的反对意见。一项仓促的声明可能会使奥普两国不再愿意加入同盟，也可能将它们推向法国的怀抱。然而他保证他的计划会随军事形势发展逐渐显露明白。[2]高尚的灵魂或许会为波兰独立提供动机，但奸诈将是其完成的方式。
亚历山大一世确实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卡利什条约》避开了任何将波兰领土归还给普鲁士的承诺，并且在谈判进程中提到可能把萨克森作为一种补偿。虽然沙皇小心翼翼避免完全暴露他的野心，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梅特涅却早就心中有数。奥地利既不可能无视俄国深入中欧的扩张，也不可能不在乎普鲁士从东欧国家转变为一个德意志主导的国家。如果俄国几乎扩张至奥得河，那将会使东部边境防守无力的普鲁士成为俄国的卫星国；但是，一个转变为德意志国家的普鲁士也可能与奥地利竞争主导位置。因此，梅特涅并不急于彻底打垮法国，不急于营造出一个只会增强俄国谈判筹码的权力真空状态，特别是在英国态度仍然不够明朗的时候。因为还不知道大英帝国会不会认为欧洲均势除了打败拿破仑之外还有其他内容，或者是否能让英国认识到在波兰防守安特卫普是最好的。
卡斯尔雷却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就算他知道，他也很可能会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梅特涅的诡计多端。对他来说，这场战争仍是一场国家间为了重建均势的交锋，这些国家深深领教过异国统治，因而将会适当抑制自己的野心。卡斯尔雷似乎无法想象除法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还有可能再次扰乱和平，因此在他这段时期诸多信件中都没有发现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方面的信息。相反，他倾向于遵循皮特计划制定的线路：与另一个“得到满足的”国家——俄国合作，建立欧洲均势；制止中欧国家之间的历史性敌对，推动同盟，保障欧洲和平协约。因此，正如皮特计划所规定的那样，关于战后安置的所有提议均首先递交给沙皇。在卡斯尔雷来到欧洲大陆之前，他并没有认识到英国的天然盟友是奥地利这个欧陆国家，没有认识到不管奥地利与英国的国内体制存在怎样的差异，它依然代表了对均势和安宁的诉求。
这个误解导致了与亚历山大一世的一次对话，对话因为悬而未决的真正原因没有立刻显现而愈加令人恼火。在他第一次与沙皇交涉时，卡斯尔雷仅仅是提出了英国的条件，确保实现这些条件的前提或者是英国已取得的成就，例如西班牙、葡萄牙或西西里的独立，或者仍只是纸上谈兵，例如荷兰的独立或在任何和平会议中都避而不谈海洋权利等。无论卡斯尔雷如何关心同盟，他都以一种近乎狂热的执著追求着这些目标，在荷兰和海洋权利问题上尤其是如此。早在四月十日，他就写信给卡斯卡特，让他“将沙皇的急切意图引向荷兰。只有迫使法国跨过莱茵河并为那个国家提供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我们才能获得抵御法国的有效屏障，并且在欧洲大陆上与我们的盟友实现安全的交流”。[3]应该利用所有机会敦促荷兰独立，但是当同盟军还未逼近时，沙皇含糊的答复只能说是反映了当时的军事局势。
海洋问题也同样陷入僵局。尽管卡斯尔雷试图避免所有关于海洋权利的讨论，沙皇却主动提出为大英帝国和美国进行仲裁，从而将此事推至风口浪尖。由于英美进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英国是否“有权”搜查中立国船舶的问题，所以英国被触到了痛处，卡斯尔雷以尖锐的警告予以回应。他致信卡斯卡特说：“我不得不（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必须提醒皇帝注意，一定要将任何海洋问题排除在谈判之外。若他不这么做，就将冒……被一些国家误解的风险，而如今欧洲的安全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团结……”当在伦敦的俄国大使再次提到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卡斯尔雷回复了一封更长的信。他重申没有哪位英国大臣胆敢在海洋权利问题上妥协，他还阴郁地说，如果欧洲国家希望通过建立均势来对抗法国，那他们就不应该随便提出这个话题来讨论。[4]这确实是英国极为重要的利益，甚至超过了反法同盟。
正当卡斯尔雷准备实施皮特计划的基本构想——谈判建立将定义欧洲均势条件的普遍同盟——另一个难题出现了。在得知布拉格会议终止后的几天里，他向沙皇提出了请求：“如果有一个（国家）试图单独议和，就必然会导致法国掌控其他国家的命运。正是因为西班牙战争，俄国才得以保存，德意志可能会得到解救；正是由于在德意志的战争，西班牙才会有望摆脱压迫……决心生死与共是它们唯一的安全保障，要做到这一点，同盟就必须同意反映共同利益的某些固定原则。”[5]这场战争就此完全是因为需要抑制法国而获得合法性，提出的条件则反映了这个目标：呼吁荷兰、西西里、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独立，要求解除法国对意大利和莱茵联盟的控制，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帝国恢复它们在被拿破仑打败前享有的领土和影响力。
卡斯尔雷显然深信这些提议会被毫不犹豫地接受。他催促卡斯卡特向沙皇保证他的行为对英国政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建议英俄两国共同邀请其他国家加入同盟。如果还能想到会有什么困难，那必定是来自奥地利，虽然卡斯尔雷安慰自己说，要让一个谨慎的国家勇敢起来，最佳办法就是要说服它相信自己有着温和但却坚定不移的盟友。[6]但事实证明异常难对付的却是沙皇。当卡斯尔雷的信件抵达时，同盟军正追击在莱比锡战役中败退的敌军，而沙皇则以军事考虑为由数次避而不见。当卡斯卡特终于在十月二十六日见到沙皇时，沙皇对建立同盟的提议基本上表示了赞同，并建议与他的大臣涅谢尔罗迭商讨同盟条款。[7]然而在随后的会面中他却变得越来越缄默。他以自己的诚信为由来说明不需要订立什么正式约定；他再次提到了海洋权利问题，坚持要英国具体说明它打算归还哪些在战争时期征服的殖民地，并要求英国对未来的资助给出确定的承诺。沙皇含糊地说和平条件必须反映“真正的局势”，但却没有明确说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卡斯卡特在汇报中说，奇怪的是，原以为会制造最多麻烦的国家奥地利竟然似乎如此好说话，而沙皇却那样地顽固不化。[8]但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梅特涅如此好说话正是因为沙皇如此固执。
同盟实际上已经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申明目标可能反而会使所谓的和谐显得薄弱不堪。同盟的成员与共同敌人之间的差异比它们内部彼此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本来应该是同盟的本质。既然表面和谐是同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那它决不能承认某个成员可能会构成类似共同敌人那样巨大的威胁，而且当胜利改变了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时，该成员或许会成为愈发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所以，让维持现状的国家与迫切求取的国家结盟向来是一桩难事，并且通常是建立在一种误解或托辞之上。误解，是因为这样一个同盟往往会比较容易通过共同认可特定的诉求来解决次要问题，即那些只有一部分成员关心而且不影响基本国家关系的问题。托辞，则是因为关键问题在战争胜利期间悬而不决，拖得越久，迫切求取的国家的地位就在军事和心理上越发地强大。敌人的彻底战败至少会使平衡少去一个砝码，迫使维持现状的国家要么投降要么与昔日的盟友开战，而该盟友的相对地位已经因为敌人的溃败得到了提升。
因此，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必须要尽早地在冲突初期促使明确战争的目标，实际上，通过增加敌手的分量，或者是增加对敌人的担忧，使目标倾向于自己的利益。只要迫切求取的盟友与共同敌人之间的分歧足够大，对胜利的渴望或对复仇的惧怕就有助于做出决定。这就是梅特涅设计的最终让奥地利加入同盟的外交策略。这场战争自始至终，他的这种策略都将保持不变。
相比之下，迫切求取的国家将尽力拖延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它会占尽所有优势。如果它坚持最后的安排必须取决于军事形势，就会想要引发一场全面的战争，通过彻底摧毁敌人来制造权力真空。真空越大，扰乱均势的因素也越大，“自然的”无限度诉求也会越多。只有单独媾和才能预防其发生，但维持现状的国家，即使不是实际上，那么在心理上也总是很难通过违反现行条约来终结战争，因为它们真正的战争目的是稳定，而稳定取决于对条约关系神圣性的认可。如果迫切求取的国家声称它们的目标的确是“有限度的”，并以其诚信作为担保，就会将同盟破裂的责任转嫁给那些本来能够因其盟友的忠诚而获得最大利益的国家。在盟友暴露真相前，它们无法确定盟友宣称的诚信其实是虚假的，而盟友将努力避免暴露这一点，直至为时已晚。当同盟军向西大举进发时，沙皇大肆宣扬要实现一种基于军事形势、以他的诚信为保障的和平。
但是卡斯尔雷的提议却使亚历山大一世陷入了困境。这些提议意在遏制法国，但也间接地限制了俄国，因为如果沙皇同意联合，其他国家的主要目标将得到保障，即使沙皇还未挑明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他明确波兰计划，就可能会促使法奥单独议和。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获得了它们的利益，再将波兰问题拖到最后和谈就很危险了，因为那时它们有可能团结起来反抗俄国的要求。然而，如果他打算把波兰问题纳入同盟的目标，那就不需要进行最终和谈了。而梅特涅同样不愿意表态。沙皇放心不下，唯恐如果他同意盟友的目标，会使盟友不再有同意对俄补偿的动机，而梅特涅则害怕一旦英国的特别条件得到满足就会从大陆撤兵。尚不清楚英国认为其安全保障是与斯海尔德河河口相关还是与欧洲均势相关。直到英国更清楚地表明态度，梅特涅才提出利用英国对荷兰问题的执著来挫败沙皇的波兰计划。
当时沙皇和梅特涅都在逃避同盟，即使是出于截然相反的理由。梅涅特认为所提议的条约是促使英国承诺防卫欧洲的又一种手段；沙皇则视其为提出诉求的手段。但是梅特涅知道沙皇的意图，因此利用他来作掩护。他反复声明自己愿意签约加入同盟，但催促说如果俄国不加入，就会毫无意义。[9]其他时候，他又主动提出为俄国最终同意加入同盟作担保。梅特涅曾对轻信他人的英国驻奥地利新大使阿伯丁说：“我亲爱的阿伯丁，请代我向卡斯尔雷勋爵问好，问问他接下来还需要我们怎样证明我们的忠诚和热情。”[10]最后，当已经很清楚得不到俄国的同意时，梅特涅提议阿伯丁签署一份协议，以表明他愿意签署协议，[11]但不出梅特涅所料，阿伯丁拒绝了。
卡斯尔雷就是这样向他注定会与之抗衡的国家寻求支持，甚至甘冒战争的风险，而他同时又不信任这个将成为他最大支持者的国家。除非消除这个误会，不然英国的政策没法切中要害。在写给卡斯卡特的一封信中，卡斯尔雷总结了他日益增长的疑虑。这封信的语气带着细心斟酌的通情达理和诚实正直者的义愤填膺，表明是皮特遗留的影响使得不可能将俄国视为一个急于进取的国家。[12]信件首先谈论沙皇对诚信的表白以及他所提到的军事形势的发展：说什么提出结盟就意味着不相信沙皇，这种指责是不合理的。因为大英帝国最先就选择信任俄国，将措施的成功主要寄托在它“扩展的设想”上。沙皇对军事形势发展的看法也令人费解。同盟的成功使共同目标更容易实现，因此也应该是消除而不是增加全面建立同盟的障碍。沙皇建议英国列出打算归还的殖民地，对此卡斯尔雷愤怒地拒绝了。归还殖民地曾经是英国主动提出来的，但除非大陆国家对和平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否则就不可能具体谈论归还哪些殖民地。总之，殖民地的作用就是用来确保任何协议都能保障英国的根本利益。最后，卡斯尔雷反复强调，再次呼吁，表达了他对沙皇依然犹豫不决所感到的惊讶和怀疑，仿佛达成一致的障碍是因为沟通有问题，只要有一位耐心的老师反复说几遍就能够消除一般。他再次强调，英国首先与俄国取得联系，不是因为不信任俄国，而是因为英俄是两个最不需要此同盟的国家：“……在各国政策跌宕起伏之际……我认为英俄借此庄严联手的机会……从此一同阻止法国的压迫，既是明智的举措，也是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这个）决定……将给予欧洲一个最有利、或许是唯一的持久和平的保障……英国政府根据原则，必须通过大陆的普遍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强调语气为我所加）。……但若不如此，英格兰（将不会是）第一个因为孤立政策而遭受磨难的国家。”
结果，这封骄傲的信件并没有寄出。发生了一件事，让卡斯尔雷决定亲自前往大陆参与同盟国的商议。必定是有重大变故才会使得一位英国外交大臣史无前例地前往大陆。同盟确实正经受着考验，因为梅特涅不愿看到苦心谋划的均势被彻底颠覆，所以以同盟的名义向拿破仑提出了议和。
[1] N.P.，Ⅰ，p.316f.
[2] Text，Oncken，Ⅰ，p.226.
[3] C.C.，Ⅷ，p.359，10 April，1813.(www.xing528.com)
[4] B.D.，p.32.
[5] B.D.，p.19f.，18 September，1813.
[6] B.D.，p.30.
[7] B.D.，p.35，30 October，1813.
[8] B.D.，p.37，11 November，1813.
[9] B.D.，p.119，9 December，1813.
[10] Webster，Ⅰ，p.175.
[11] C.C.，Ⅸ，p.105，19 December，1813.
[12] B.D.，p.56f.，18 December，1813.
当一八一三年八月十一日奥地利向拿破仑宣战时，它在反法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已是既成事实。同盟军的总指挥是一位奥地利陆军元帅，而且加倍讽刺的是，他居然就是拿破仑后备军的前任指挥官施瓦岑贝格亲王。实际上，梅特涅是反法同盟的首相，是他在和平谈判期间代表同盟国发言；是他与那些数量不断增多、努力想加入获胜方的拿破仑属国进行谈判。九月七日，他支持普鲁士与俄国通过《特普利采条约》结盟，此条约提出了解放北至莱茵河的德意志地区以及构成基于主权国家的德意志统一体。《特普利采条约》只不过再次体现了反法同盟认为这场战争不是以民族主义名义进行的战争。
梅特涅成为反法同盟发言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拿破仑始终不愿意相信奥地利会参战，如今又自以为是地认为奥地利的决心很薄弱，就像当初迟迟不肯参战一样。八月十八日，巴萨诺公爵已经提出重启和谈。九月二十六日，拿破仑的副官出现在奥地利的前哨基地，带着一封递交给奥皇的信件，请求和谈以避免更多的不幸。十月十七日，莱比锡战役的第一天，拿破仑又派出了一位使节——被俘的奥地利将军默费尔特——提出议和。没有什么比这些提议的命运能更好地表明，当两种合法性相遇时达成协议有多么困难。无论拿破仑如何急切如何真诚地想结束战争，同盟军却没有忘记他擅于利用和平提案瓦解同盟，因此拒绝与他交涉。直到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总之当他的力量被削弱到足以保障他有诚信时，梅特涅才开始考虑他的提议，并且那时也只是因为法国的衰弱增加了他对俄国的担心。
当法国残余部队试图以莱茵河为屏障时，梅特涅面临着似乎是他能防止战争全面爆发的最后机会。所有明确的目标都已实现。拿破仑如果再次失败，这场战争就会进入另一种境地，届时任何协议都无法限制诉求，欧洲均势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在谈判期间停止进军可能会导致同盟破裂，使得拿破仑有机可乘重整他的兵力。拿破仑是一位强者，除非等到他相信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否则不可能逼迫他就范。但是如果他能力削弱过于明显，就失去了一个能与俄国抗衡的最重要的国家。如何与一心要自我毁灭的对手较量，实现均衡的和平？当敌人认为承认有限性就是让王朝自取灭亡，如何在面对这样的敌人时，防止产生权力真空？梅特涅回答说，通过提出适度的和平提议以及继续进军。他曾在一八〇九年的灾难性战争期间写过：“让我们始终一手握剑一手拿着橄榄枝，时刻准备进行谈判，但只在进军时才谈判。”是将这些信条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一个适度的和平提议会对俄国的诉求有所限制，与此同时唤起法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从而削弱拿破仑的国内地位。梅特涅说，这将是“借用（法国）人民来铸造同盟军的武器”。[1]
但是怎样才能让同盟国，尤其是俄国和英国于胜利在望的时刻进行和谈呢？对梅特涅而言幸运的是，除了卡斯尔雷，其他主要人物都聚集在同盟军指挥部：三位君王与他们的大臣及陪同的主要官员，尤其还有三位英国全权代表，恰好构成了能让像梅特涅这样能干的外交家进行活动的合适舞台。正如后来多次在类似情况下一样，梅特涅成功地掌控了所有的主要人物。他与向来爱听恭维话的沙皇建立起热火朝天的关系。卡斯卡特写道：“亚历山大一世皇帝本人就是自己的大臣，他平日那些大臣都在圣彼得堡，他在这里雇用的几个信得过的手下人无法行使大臣的权力……陛下完全清楚这位奥地利大臣的能力……梅特涅亲王随时可以接近他，陛下的确是满怀信心地听取他的意见……当然，梅特涅亲王事事谦恭有礼，才获得了这种优势，他坦诚……的举止给人留下了极大的好感。”[2]诉诸国家利益没能使得沙皇同意结盟；迎合他的理想主义却让他赞成了和平提议。
英国驻奥地利大使阿伯丁伯爵就更容易对付了。他年仅二十九岁，几乎说不来法语，根本就无法招架梅特涅这样的精明圆滑外交家。他倔强自信，却只是被梅特涅玩弄于股掌之上。卡斯卡特说：“梅特涅对阿伯丁伯爵非常殷勤。”结局即将揭晓。梅特涅曾经形容说外交官的任务就是装糊涂的艺术，在对付自视甚高的阿伯丁时，他将这门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阿伯丁在写给卡斯尔雷的信中说：“别把梅特涅当成那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我一直与他相处……还不了解他吗？若他真是异常狡猾之人，他必然要在那很少见过行骗的人面前试一试，但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再次强调，他不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好虚荣……但还是可以信任的……”[3]因为阿伯丁既自视甚高又轻信他人，他为自己赢得了梅特涅给他起的讽刺绰号“亲爱的傻瓜外交官”。[4]
十月二十九日，沙皇、梅特涅和阿伯丁举行会谈，决定答复拿破仑于十月十七日提出的建议。所选择的方式正是这位奥地利外交大臣最中意的那些微妙而具有象征性的举措之一。拿破仑通过一位被俘虏的奥地利军官提出议和，因此，同盟国也通过一名俘虏的法国军官予以回应，这才是恰如其分。在魏玛的法国代办圣艾尼昂，也是拿破仑在布拉格的全权大使科兰古的妻兄成为了承担此项任务的人选。涅谢尔罗迭、梅特涅和阿伯丁会面，决定提出法国的“自然”边界为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要求荷兰独立，虽然它与法国的边界可待谈判解决；恢复西班牙的古老王朝。[5]梅特涅坚持在谈判期间仍然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梅特涅完全掌控了阿伯丁，以至于阿伯丁在卡斯尔雷和想要推行更苛刻条款的涅谢尔罗迭面前都极力维护这些条件。[6]
但是梅特涅在允许事态发展之前，又增加了最后一笔，表明了他想要结束战争的迫切愿望。十一月九日他安排了一次与涅谢尔罗迭和圣艾尼昂的会面，阿伯丁则貌似意外参加了会面，会上解释了英国对和平的渴望以及英国愿意给予法国那些“它能够拥有正当要求的”海洋权利。无论这句高深莫测的话是什么意思，尽管阿伯丁否认这句话意味着在海洋法中作出任何让步，但很显然阿伯丁遗漏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海洋权利对英国来说既具有象征性意义又有实质重要性。在此背景下谈论海洋权利，表明阿伯丁承认了海洋权利可以商榷，而这是英国政治家一直拒绝讨论的问题。阿伯丁急切地想赢得促成欧洲和平的荣誉，他忘记了没有哪个国家会同意就它视为本国生存条件的问题进行谈判。
条款内容要比军事形势所容许的更为温和，因为梅特涅最为关心的是法国在欧洲平衡中保留作为重要砝码的地位。把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留给法国，这是几代法国人曾经徒劳地想要获得的领土。为了强调这项慷慨的提议，十一月十日梅特涅寄给科兰古一封私信。他提醒道，法国不应该错失这次议和的机会。同盟军新的胜利将带来更多苛刻的要求，而法国即使胜利却无法减少这些要求。如果像他担忧的那样，拿破仑不肯让步，就将最终导致既无目的也无限度的动乱。[7]那样的话，关于莱茵河边界的提议就不再是一项对自我限制的请求，而是对拿破仑真正实力甚或是最大实力的明确定义。这封信呼吁拿破仑放弃他的幻想，实在不是因为梅特涅想挽救拿破仑，而是因为他想挽救萨克森和波兰。为了这个目的，梅特涅打算试试看法兰西皇帝是否可能成为——按照塔列朗的说法——法国国王。
但这些微妙之处在伦敦并不为人所知，在那里人们甚至没意识到在波兰问题上会有何争议。阿伯丁的信件不能消除疑虑。皮特计划想将法国限制在大革命前的“旧时”边界内，不包括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但是圣艾尼昂传达的信件却提出了基于“自然边界”的解决方案。没有在低地国家里为荷兰划定界线，而缺少这样的界线，荷兰将只不过是法国的附属国而已。对阿伯丁而言幸运的是，英国内阁还未完全意识到他在海洋权利问题上漫不经心的态度可能招致的后果。但是对于阿伯丁激情洋溢的报告，卡斯尔雷的第一反应说明了他对此缺乏热情。他谨慎地同意反法同盟的措施，将其视为既成事实，表明相比基于这些条款的和平，英国唯一更害怕的意外就是同盟的解散。卡斯尔雷写道：“得知这个国家可能不高兴看到任何没有将法国严格限制在旧时疆界中的和平……你不会感到惊讶……的确，以任何（强调语气为我所加）条款来与拿破仑议和都不会受欢迎……我们依然准备与我们的盟友一同面对和平可能引发的危机……但我很高兴我们不必鼓励盟友修补不完善的安排。”[8]
卡斯尔雷同样也不放心法兰克福计划中只字不提安特卫普问题。他在信中强调说：“我必须特别提请您关注安特卫普问题。摧毁那个火药库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让其落入法国之手就近乎强迫大英帝国照管一个永久的战争设施。鉴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为大陆做了那么多，他们应当为了我们也为了他们自己，消除这个对我们双方都造成威胁的巨大危险源。”[9]在另一封信中，卡斯尔雷警告说，在当前的形势下，英国如果放弃它的殖民地，那只能是为了让荷兰和意大利获得更好的边疆。[10]他的焦虑不安最终还表现在反对“自然边界”条款上。反法同盟的提议不是出自权利诉求，而是权宜的考虑，因此一旦遭到拒绝，就没有必要再坚持下去。[11]卡斯尔雷明确表示英国将很难接受这些和平条款，即使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年。
但是，拿破仑再次解除了所有的困窘。正如假使他接受《赖兴巴赫条约》的基本原则，本可以打乱梅特涅的所有算盘，如果他接受法兰克福提案，就可能解散同盟。但是这位征服者仍然无法相信其对手的决心。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人送来一封巴萨诺公爵的信，仅仅提议以曼海姆作为会议地点，除了谈到英国已经宣布愿为实现普遍和平而作出牺牲，对同盟国的条件只字不提。英国可能会为了与拿破仑结束战争而在海洋权利上作出让步，这种说法让英国内阁充满愤怒。卡斯尔雷给阿伯丁写了两封言辞尖锐的信，指示他致信反法同盟，对别人如此曲解他的话提出抗议。[12]然而，在阿伯丁履行这项任务前，梅特涅已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代表反法同盟做了答复：只有等到拿破仑接受法兰克福提案的基本原则，才可以开展谈判。
拿破仑错失了这一心理战的关键时机。他拖延接受法兰克福提案，以便争取时间来扩充军备。但是他将问题摆上实力竞争的层面，只不过是让反法同盟有机会充分认识它们的相对实力。当同盟军向南开进，穿过瑞士从侧面行动，梅特涅起草了一份给法国人民的声明，表示万分愿意和解，以至于科兰古后来称这份声明比一场败仗的破坏力更大。声明中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法国，而是为了反抗法国霸权。因此，同盟国首先会利用胜利来提出和平。但是拿破仑的回应却是又一轮征兵。同盟国希望看到法国强大昌盛，实际上希望比以前所有国王统治下的法国更强大，但它们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并且将坚持不懈直到实现合理的力量均势。[13]当梅特涅撰写声明的时候，他的确打算不让这场战争成为一场讨伐。如果维持法国的均衡作用无法阻止沙皇的计划，梅特涅希望通过让他也作出温和的声明来牵制他。
倘若如梅特涅所言，这项声明意在激起法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因此甚至能在法国国内对拿破仑施加压力，那它几乎是没有必要的。有鉴于民众的不满，拿破仑任命以倡导和平出名的科兰古取代巴萨诺公爵出任外交大臣。但是当科兰古在十二月二日接受了法兰克福提案，已经为时太晚。同盟军正准备入侵法国，梅特涅只是将科兰古的信转发给伦敦，并且建议英国委派全权大使。
[1] Fournier，August，Der Congress von Chatillon（Vienna，1900），p.242（Appendix），9 November.
[2] B.D.，p.43f.，28 November，1813.
[3] Webster，Ⅰ，p.174.
[4] Fournier，Congress，p.91.
[5] B.D.，p.110.
[6] B.D.，p.107.
[7] Fournier，Congress，p.32.
[8] C.C.，Ⅸ，p.74，13 November，1813.
[9] C.C.，Ⅸ，p.75.
[10] B.D.，p.115，30 November，1813.
[11] B.D.，p.117，7 December，1813.
[12] B.D.，p.116f.
[13] Fournier，Congress，p.23f.
这就是一八一三年十二月的局势：英国期待大联合的希望破灭了。同盟国或许会一致同意必须打败拿破仑，但英国却没有料想到，这并不意味着对欧洲新格局已经达成共识。法国霸权的威胁或许显而易见，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并不能为重建均势提供恰当的动力。正当科兰古接受法兰克福基本原则的关键时刻，想要就同盟条约达成一致意见的努力在同盟军总部却陷入了僵局，结果任务转交给了伦敦。但是由于同盟国大使们未被授予全权，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与圣艾尼昂的交涉表明，人们甚至对当前战争的目的也有着各式各样的理解，而且比起战败，有些同盟国对战胜的态度只是略微不那么害怕而已。大英帝国的影响力与它付出的牺牲并不相称，通讯困难导致梅特涅的信件总是比事件发生至少滞后十天，而且在大陆的英国代表之间的权力分散也降低了他们的效率。哈登贝格称斯图尔特、阿伯丁和卡斯卡特这三驾马车组成了“英国公会[1]”，他们也受到了内斗的困扰。阿伯丁不让他的同僚知晓圣艾尼昂谈判的消息，这样的轻慢险些导致斯图尔特辞职。没有一位英国代表真正能胜任自己的任务。阿伯丁太年轻，斯图尔特太好虚荣，卡斯卡特太迟钝。总而言之，斯图尔特和卡斯卡特始终会为了一点点小事而恼火争吵，阿伯丁则总是对拿破仑的不幸流露出一些同情。为了表现英国参与谈判者的权威，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悬而未决的谈判，十二月二十日英国内阁史无前例地派遣了外交大臣前往大陆执行使命。
卡斯尔雷携带的指示大部分由他自己起草，反映了英国对这场争斗的看法：同盟的重要性在于它象征着对大陆霸权的反抗，荷兰的重要性在于体现了岛国的安全保障，诚信的重要性在于使共同行动由充分的纽带维系。[2]他们一开场就恰如其分地谈到了海洋权利的问题：“之前收到（同盟）国大臣对海洋问题令人满意的保证，摄政王陛下很高兴……指派陛下的外交大臣立刻前往同盟军总部……”英国的最根本利益得到保证后，卡斯尔雷将与同盟国达成谅解，以便在与敌方谈判过程中能够陈述共同的利益。由于内阁依旧认为无法达成共识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其他国家误解了英国的动机，所以卡斯尔雷打算“表示愿意尽可能地认同大陆的普遍利益；给予同盟国最明确的保证，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它们签订一个有利的和平协约，避免任何可能造成对英国怀疑的事情，避免认为我们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帮助它们”。
但显然内阁首先要考虑的是英国的目的。因此，这些指示中未提的内容与提到的内容同样重要，暴露出英国仍然没有摆脱十年孤立所养成的习惯，依旧没有将孤立政策转变为欧洲政策。英国的确提到了共同利益，但这指的是在军事上打败法国；英国主张建立欧洲均势，但真正想的却是安特卫普。只是极其粗略地提到了对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安排，却长篇大论地谈论派遣大量同盟军队进入荷兰。没有提到波兰问题，却在关于海洋和平的专门备忘录中列举了如果低地国家得到妥善安置，英国将归还哪些殖民地。同盟将在战后继续保留下去，但是履行条约的前提是法国攻击协议各方的欧洲领土。英国全神贯注于对抗拿破仑的战争，竟然从未考虑过均势还可能遭受其他威胁这个问题。
当卡斯尔雷身负使命前往大陆时，法国霸权的威胁已成过往，但取而代之的其他选择尚未明显成形。反法同盟成立了，但仅仅依靠对共同威胁的意识勉强支撑。当敌人的力量被削弱，同盟中的离心因素则日渐显现。拿破仑有可能被打败，但不能肯定扫除了欧洲霸权，是否最终只能落得个各国纷争混乱不堪。英国的政策仍然基于双重幻想：“心满意足”的俄国与依靠诚信以及不言而喻的必要性得以维持的欧洲均势。尚不确定英国是否能摆脱其狭隘隔绝的世界观，也不确定能否让它看清荷兰的独立以及英国的安全保障只是欧洲均势的一部分。
这位正赶往同盟总部的人肩负重任。必须由他来决定安全保障有赖于选择孤立还是作出承诺；是否能够使对和平的需求起到像对法国的恐惧一样的团结作用；打败敌手之后，同盟能否形成自己的目标；能否摆脱外界压力实现自我限制。远离大陆国家间利益狭隘的争吵，他可以以欧洲仲裁者的形象出现。正是需要由他来将同盟从事实转变成现实。
[1] Sanhedrin，原指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正式机构，具有政治、宗教和司法职能。——译注。
[2] Text，B.D.，p.123f.，26 December，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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