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梅特涅筹备同盟以及两大军队向德意志中部迈进之时，他谈论的是和平。此时梅特涅的政策到了转折点。“奥地利学派”的贵族不欢迎他的政策，他们更希望依照普鲁士的模式，进行一场解放战争。的确，梅特涅在三月份不得不镇压了一场由约翰大公领头的密谋，后者策划在蒂罗尔举行一次民族起义，以此向奥皇施加压力。但是奥皇支持梅特涅，即便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十年来的挫败使得奥皇逐渐养成了此后一百年哈布斯堡皇室所具备的首要品质，即忍耐和坚韧的毅力。但他只是为忍耐而忍耐，毅力坚韧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生存。奥皇为人迂腐呆板，以为停滞不前就是稳定，消极行动就是和平。在此之前，梅特涅采取的都是保守措施，例如撤退后备军，要不就是避免行动，例如拒绝拿破仑穿越奥地利领土的要求。但是能够说服奥皇采取积极行动吗？当梅特涅表明他的消极行动只是为全力以赴做铺垫时，他是否会退缩？
梅特涅谈论和平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在危机时刻不可能去抱怨这个国家的国内体制，何况梅特涅无论何时都不是会那么做的人。梅特涅的优势并不是创造，而是他有能力利用一切现有因素，将它们合理分配，实现看似随意但却最适合形势的安排。在梅特涅看来，奥皇的固执性格要比盟国的恼怒更难对付，因此，奥地利无法顺应这个时期的精神，而是要让这个时期顺从奥地利的精神。哈登贝格在五月二日的信件中写道：“梅特涅伯爵必须迎合奥皇非常独特的性情，奥皇会反对一切加速局势爆发的举动，但是现在他已经被一步步引导至局势爆发不可避免的时刻……然而，为了走到这一步，梅特涅必须隐藏所有雄心壮志的表现，甚至要隐藏想冒险一战的愿望。即便是如今，他成功地给奥皇灌输了战争必要性的思想，但也只是在拿破仑拒绝接受公正和平均势的情况下才能如此……”[1]梅特涅就像一位柔道高手，即使有时候看起来他在妥协，其实却牵着奥皇鼻子走，先是诱使奥皇组建军队维护中立立场，进而又利用这支军队来维护和平。
拿破仑对新形势的把握不力也帮了梅特涅的忙。一位因施展个人魅力或动用武力而合法化的统治者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从此以后他必须在自我限制中寻求安全，事情不再服从他的意志，和平不再取决于他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他对其他国家力量的认识。一位革命者只记得自己的对手曾经被禁锢在他们当时所谓的“正统”中，等到对手已经清楚了解到自己所面对的危险程度时，这位革命者却很难将他们的决心放在心上。因为他的对手在进行目的有限的战争时轻易地投降了，所以这位革命者深信再打一次胜仗会再一次暴露他们的怯懦。而且他也不相信会失去盟友，因为他不会承认自己的力量遭到削弱。这就是拿破仑在一八一三年四月准备动身去军营时的心理状态。他自信再打一次胜仗将瓦解同盟，也毫不怀疑奥地利最终将加入他的阵营。他忘记了——假设他曾经明白——他的伟大胜利既是因为他的军队打了胜仗，也是因为他的对手轻易地就接受了失败。难怪相比同盟国军队的状态，梅特涅更关注同盟国的决心。
从拿破仑四月九日与施瓦岑贝格的会面中，他的误解之深可见一斑。[2]即使拿破仑怀疑奥地利的居心，从他提出的建议中也看不出来。提议包括要求在波希米亚聚集十万奥军，以及与在加利西亚的后备军协同行动。拿破仑的提议使梅特涅再一次实现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因为如今可以根据法国的要求在波希米亚建立一支军队，将用它来对付法国。施瓦岑贝格没有回应关于后备军的提议，因为他希望拖延至“更适合”的地点和时机才来作出解释。的确，要让后备军的指挥官来解释后备军已经不存在，那有些不太合适。
梅特涅已经决定，随着反法同盟军接近易北河，奥军的位置应该在波希米亚，这是唯一仍暴露在危险之下的省份，也是威慑法国进攻部队侧翼的最佳位置。梅特涅收到勒布泽尔腾关于沙皇部署意向的第一封报告之后，就立刻开始清除阻挡俄国进军的最后障碍：来自加利西亚侧面进攻行动的威胁。这一切仍是以现行协议的名义实现的，若有可能，还会获得拿破仑本人的许可。三月二十五日梅特涅致信勒布泽尔腾，建议俄国废除休战协议，从两侧向奥地利后备军进军，奥军随后将迫于形势投降。[3]四月十一日梅特涅又发出了一封信，气愤地抗议俄国没有进军波兰：“我们作为法军盟友的身份结束了；我们正准备以一个主要国家的角色登场……因此无法理解为何我们至今未收到废除休战协议的消息。”[4]梅特涅最终实现了他的期望，却起草了一封义愤填膺的抗议信给沙皇，我们可以想象此时他脸上一定挂着邪恶的笑容。他在信头上写下“清晨两点”的字样，强调他感到非常不安和惊讶，而此信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表明他对盟友法国的持久忠心而已。
梅特涅有充分的理由要表明他的忠诚，因为此时与法国的关系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四月七日，法国大使纳尔博纳转达了拿破仑的一项命令，要求奥地利增加军队数量并与拿破仑军队协同行动。梅特涅对哈登贝格说：“拿破仑再次证明了自己执著于一个空想政策，”他开始利用对手的错误。拿破仑要求奥地利成为完全的合作伙伴，因此等于承认前一年的有限联盟已经不再适用。倘若即使以重获奥地利领土为由也无法说服奥皇改变现状，那他必定也会抵制任何让他为女婿出力的企图。但是虽然他不会同意为了加强均势和平而调动军队，或许他会为了抗议“无理”的援助要求而答应这么做。梅特涅对奥皇说：“从此，一切都看我们的了。我们必须自寻出路，为这个最尴尬的时刻找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5]
随后，梅特涅与纳尔博纳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不顾一切、尔虞我诈的交锋，虽然不失微妙优雅，却依然你死我活。但是这一次梅特涅在心理上占据了优势。拿破仑早期的胜利是由于他的对手未能明白他的巨大野心，拿破仑也正是抓住了对手眼光的局限性。梅特涅现在的优势就在于他已经十分清楚拿破仑实力的局限性，而他的对手却依旧自以为无所不能。一八〇五年至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取得胜利是因为他的对手采取了针对有限目标的外交政策，而一八一三年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还像具备无限实力时那样行动，因此现在梅特涅与拿破仑的处境互换了。拿破仑一直自诩拥有高度灵活性，其实那只反映了他的对手不懂得见机行事，而如今梅特涅却真正具备了这种灵活性。然而拿破仑的灵活性表现在战场上，梅特涅却施展在秘密外交上。正如拿破仑行动之迅速使得仍循规蹈矩认为这样的行动“不可能”的对手措手不及，梅特涅行动之机敏却让这位对规则不屑一顾的对手孤立无援。拿破仑将一切都押注在他的实力上，而梅特涅则全凭假象迷惑人心。在一个变革时期，仅仅依靠外交努力或许会招致灾难，但依靠不充足的力量则相当于自杀。
因此，梅特涅采取的措施不只需要依赖迂回周旋——虽然他非常喜欢施展计谋——更重要的是慎重选择武器。策略越是迂回曲折，就越能肯定交锋将摆脱爱国热情，转向秘密外交。梅特涅与纳尔博纳之间的交锋实际上是战争缘由的转变，从道义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从民族自由转变为国家均势。商议从四月七日开始，纳尔博纳首先要求奥军展开行动反抗同盟军，梅特涅的答复是建议取消法奥《联盟条约》中关于限制奥军实力的条款。他还态度暧昧地补充道，如果奥皇“合理的”和平提议不被采纳，他就不会认为自己还会再受到协议条款对后备军规模的约束。[6]这是梅特涅首次表明自己正在计划“武装调停”，实际上也等于宣布奥法联盟已经终结；但是四月二十日纳尔博纳仍然继续坚持要求奥军全力支持法国。此刻梅特涅告诉他后备军已经从加利西亚撤退，并告知兵力支援已是不可能，因为奥皇不可能既当调停者又当参战者。纳尔博纳回复说这等同于宣战，但是拿破仑的武力威胁已经不再有效。梅特涅坚持说，奥地利的目的是和平不是战争，但会时刻准备着为了和平而战。会面最后的交谈内容突出体现了幻想拥有实力与施展狡诈能力之间的冲突本质。纳尔博纳坚持说：“但你们没有准备好，我的任务就是看清楚这一点。”梅特涅回答说：“而我的任务则是隐藏这一点，让我们试试看谁能做得更好。”[7]
但是纳尔博纳并没有气馁。就像人无法想象自己的死亡，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即使是以武力得来，也很难相信自己会崩溃。对永恒的幻想或许是我们最重要的神话，至少，它能使生命支撑下去。纳尔博纳不相信面对法国的威胁，梅特涅能保持“真正的”冷静，正如十年前拿破仑的对手无法相信十八世纪的体制已经土崩瓦解。但是四月二十三日同奥皇的会面让纳尔博纳犹豫了。法国的坚持使得奥皇不得不采取唯一能让他扮演英勇角色的立场，那就是固执地不采取任何行动。梅特涅关于与纳尔博纳会谈的报告令奥皇感到惊讶，他下令将波希米亚的军队增加至八万五千。[8]如今他告诉纳尔博纳，既然参与调停，他就不可能去攻击俄国，并且总而言之，与法国的有限联盟不再适用于新形势。如果拿破仑将此次拒绝视为违背协议，那么关系破裂错在拿破仑自己。他再次强调自己有二十万士兵做后盾，准备将其政策坚持到底。[9]
纳尔博纳再度发起进攻，但是此时幻想时期已经即将结束。四月二十九日，他与梅特涅再次会面，通知他拿破仑已经与其军队会合，这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争。这会影响奥地利的部署吗？梅特涅冷静地回答说，奥地利采取的行动不是基于对同盟军获胜的考虑，而是基于对同盟军战败的考虑，而战败将激励奥地利付出双倍的努力。五月一日，梅特涅对法国的要求作了最终的回复，宣布了奥地利主张均势的立场：“奥地利皇帝已经采取了最高尚的态度……担任调停者。一旦（奥皇）渴望实现一个目的，他也同样看重方式方法。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完全保持公正以及发展强大的力量。……奥皇希望得到和平，仅此而已。奥皇不会在缺乏战斗力的前提下提出他的和平主张以及对抗法国利益的敌人（强调语气为我所加），而法国的利益也同他本国的利益密不可分。”[10]通过这些具有威胁性的和平言论，梅特涅完成了将奥地利从盟友转变为武装调停者的过程。尽管言辞模棱两可，但梅特涅给纳尔博纳的回复无疑清晰地表明了他的真实目的：奥地利的调停用意并非反对法国，因为法国是欧洲均势的必要组成部分。欧洲真正的利益——因此也同样是法国和奥地利的真正利益——的敌人是拿破仑。梅特涅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证明这个观点。
[1] Text，Oncken，Ⅱ，221f.
[2] Text，Oncken，Ⅱ，p.618f.
[3] Text，Oncken，Ⅱ，p.201f.
[4] Oncken，Ⅱ，p.205.
[5] Luckwaldt，p.173.
[6] Luckwaldt，p.75f.
[7] Oncken，Ⅱ，p.215.至少梅特涅对哈登贝格是这么说的，他希望如此，即使这不是真的。
[8] Luckwaldt，p.199f.（20 April，1813）
[9] Oncken，Ⅱ，p.217f. （Report of Hardenberg）
[10] Text，Oncken，Ⅱ，p.224f，p.630f.
战争是导致和平不可能实现的元凶，梅特涅的计划就如这个命题一样既简单又复杂。俄国和普鲁士即将开战的对象是一位仍旧被昔日的胜利光环围绕着的人物，所以不可能期望他能够领会梅特涅政策中的深思熟虑与错综复杂。在当前的局势取代了所有的策略时，人们就很难理解策略的重要性。善意的中立立场总是很微妙，因为它要求准确把握伪装的尺度，这会导致盟友不安，却又不足以让敌人安心。过于成功可能会失去盟友，过早失败又会引来突袭。失去反法同盟的信赖将使梅特涅陷于完全孤立的处境；而如果确信奥地利的背叛，拿破仑将会把愤怒全都宣泄在奥地利身上。因为奥皇回避他提出的私下会面的要求，沙皇已经感到不快，正不怀好意地嘀咕着希望得到奥地利的军事支持而不是外交帮助，他也同样不太满意梅特涅在后备军问题上采取的拐弯抹角的措施。[1]另一方面，梅特涅担心亚历山大一世脾气反复无常，可能会突然反悔，这将导致同盟尚未完全形成就瓦解。
为了克服同盟各国的猜疑，并让他们相信一定能获得奥地利的最终支持，四月二十九日梅特涅给沙皇写了封信，请求沙皇理解并保证提供协助，这是迄今为止奥地利对俄国最为坦率的表白，最终归结为一项简单的提议：这场战争只能依靠决心打赢，不能单凭一时的热情；有条不紊的进军要比激动人心的政策声明更为重要；奥地利将会站在同盟军一边，但必须是在合适的时候。[2]信中首先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一、一旦发生灾难，同盟国最大程度的坚守；二、奥地利与反法同盟彼此之间最充分的理解；三、最大限度地发展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奥地利打算毫无保留地宣布，同盟军如果失败只会使奥地利加倍努力，以牵制拿破仑的行动。但是，这封信接下来是一段专为博取沙皇信任的内容：奥地利内阁悲伤地注意到俄国朝廷对自己明显不信任，然而其措施只适合奥地利的特殊处境：“我们对抽象概念没有兴趣，只接受已经存在的事物，并且尽我们最大能力防止自己对现实产生幻想。”
梅特涅提醒说，奥地利决心已定，不会因为民众或是君主的激情洋溢而冲昏头脑，当“现实”摆在梅特涅面前时，他开始着手仔细审视现实。一八〇九年，奥地利军队已经处于完全解散的状态。到一八一一年，甚至无法调动六万士兵，但如今奥地利却以组建后备军和侦查部队为借口建立起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并且不断壮大的核心武装力量。奥地利的确向法国提出了调停，也拒绝加入俄普联盟，但是梅特涅坚持说，这些举措源于奥地利的固有本质。奥地利的存在本身就有赖于对协约关系神圣性的认可，不能只因为其盟友的不幸就改变立场，并且成功所需的财政措施也只能在和平条件下加以实施。何况，因为奥地利已预见到了决定性战役将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爆发，所以奥军集中在波希米亚，而且为了尽可能地打乱拿破仑的计划，奥军延迟了向拿破仑发布最终声明：“拿破仑自上一次战役起就产生了完全的错觉，有鉴于此，他指望……来自我们原先后备军的积极配合。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他自以为我们会让所有部队听从他的指挥。结果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后备军解散了……六万多士兵被安排在法军侧翼。即使拿破仑赢得此次战役，他也将毫无所获，因为奥军不会允许他利用他的成功；他若输掉此次战役，他的命运就将更快地决定，但也不至于更为确定……无论哪种情况，奥地利都将首当其冲。我们不惧怕这样的未来，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充分地证明了这点。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需要的军队数量上欺骗自己，而且没有在上战场之前就组建好军队，那样就不可原谅了……”[3]
这就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政策宣言，这个国家在热情多次被浇灭后变得睿智，在诸多梦想被证明脆弱不堪后变得更为谨慎，在经历了许多徒劳的战役后感到厌倦，现在不得不精打细算以弥补其薄弱的安全边际。奥地利处于常常会引来外国入侵的中央位置，但这也将成为保证最大行动自由的有利条件。梅特涅认为，最暴露的国家应当明知不得已也要假装甘愿为之，在危机时刻利用对它的需求实现暂时的独据一方，熟练的外交将创造出地理上的隔离为一些得天独厚的国家提供的优势。这是一种新颖的观点。当奥地利召集军队时，梅特涅正在以暧昧不明的态度施展外交手段，看似保留所有可能性，实则渐渐将奥地利推向同盟阵营。矛盾的是，在所有其他国家都着手行动之后这个中欧帝国才最后一个上场，但它却又是唯一在和平条件下调动军队的国家。
这项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对对手相对实力的正确估计以及外交行动的功效。梅特涅认为奥地利是关键国家，因为他确信没有奥地利的帮助双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他可以将这个判断付诸现实，因为奥地利是唯一能够开展外交的竞争国家。法国与同盟国的关系是“革命性的”；它们正在为合法化原则的性质而竞争，外交必然是无用的，但是奥地利却可以根据双方认可的“合法”基础来向它们提出要求：同盟军需要保障欧洲均势，而拿破仑则因为与之有联姻关系。当然，要不是拿破仑抱有幻想，梅特涅所有的巧妙计策都是无用的，而拿破仑最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一个父亲不可能向女婿开战。
[1] Luckwaldt，p.215.
[2] Text，Oncken，Ⅱ，p.630f.
[3] Oncken，Ⅱ，p.634.
如今，当两支军队在中欧不断靠近时，梅特涅着手开展武力调停，这种武力调停将持续下去，直至奥地利加入反法同盟。他派了两位全权大使前往对战双方的总部，像是要表明对战双方之间的分歧已经大到无法直接沟通，似乎即将爆发的战争正是为了说明奥地利的不可或缺。被派往同盟军总部的施塔迪翁带去了一份奥地利有关和平条件的提议，这份提议极其温和，使得奥地利的动机遭到了更多的怀疑。[1]但是讨论和平条件还为时过早，因为五月二日同盟军在吕岑战败，五月十六日又在包岑战败。避免灾难要比争论战利品更为重要。
同盟军的战败使奥皇陷入恐慌。面对一个看似无敌的拿破仑，又受到一八〇五年和一八〇九年记忆的折磨，他担心法军随时可能大举南下入侵他的领土。作为梅特涅与大英帝国的联络人，哈登贝格汇报说：“若拿破仑此时要求明确解释（奥地利的意图），他必然会承诺无条件中立……我知道在关于奥地利实现其目标需要付出多少精力这个问题上，梅特涅已经与奥皇存在严重分歧。”[2]因此，梅特涅又再次谈论和平，派遣布勃纳前往拿破仑的总部。原本派遣布勃纳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实现“外交对称”，只给了他最含糊其辞的指示，但如今在奥皇的坚持下，他受命将施塔迪翁向同盟军提议的和平条件原封不动地传达给拿破仑。[3]另有一项补充指令催促布勃纳在言谈举止上要表现得像一位奥地利的使者，而不是调停者。[4]
而拿破仑则带着三个幻想参与战争。他指望通过致命一击瓦解同盟军，认为他随时都可以同俄国单独议和，相信他即使不依靠奥地利的援助，至少也能指望奥地利采取中立态度。但到五月底，拿破仑赢得了两场战役，胜利却依然遥不可及，一部分因为他缺少骑兵而无法实现近身追击，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场战争的“规则”不允许投降或单独媾和。五月十八日，拿破仑派使者前往俄军前哨提出与沙皇会面的要求，但是沙皇拒绝了，并坚持说所有的谈判都必须通过奥地利。[5]此时梅特涅准备利用拿破仑仍存有的幻想——他能够依赖奥地利的善意——来剥夺他战役胜利的果实。当同盟军撤离至西里西亚时，施塔迪翁奉命要求休战，好让奥地利有机会进行调停。
所有国家都需要休战：拿破仑想重整骑兵；俄国和普鲁士要重组军队；梅特涅要重整同盟军，并且完成奥地利的军队调动。拿破仑的胜利使奥地利不得不改变部署，原计划进攻北巴伐利亚的部队如今重新部署，用来保卫通往波希米亚的峡谷。此外，五月十六日施塔迪翁与同盟军共同制定了战略计划，按照奥地利总参谋部的要求，该计划需要三十七至五十七天的时间来实施。[6]但是，比奥地利尚未准备就绪更严重的是奥皇的情绪状态。正是在拿破仑看来虚弱时极力要求进行爱国战争的那批人，如今面对拿破仑表面上的战无不胜又坚持要议和。皇帝心急如焚、想方设法地试图恢复到过去完全消极行动的状态。梅特涅写给施塔迪翁的信中说：“皇帝、杜卡和军队现在全都强烈呼吁和平……休战乃是众望所归……这将让我们有机会相互了解，有机会与同盟军协同军事举措，巩固最受威胁的环节。”[7]
六月四日在帕拉格维特茨达成的休战将一直持续到七月二十日。就像一位进入战场发号施令的指挥官，梅特涅此刻正将他的总部推进至伊钦，那是一座波希米亚的城堡，位于作战双方总部的当中。一切都看奥地利的了。同盟军选择的撤退路线维持着与奥军的联系，如果奥地利继续保持中立，必然会发生灾难。同盟军的心情越来越焦急，驻普鲁士总部的英国全权大使斯图尔特在五月三十一日写给卡斯尔雷的信中无疑表达了这样的心情：“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意味着对奥地利抱有绝对的信任：我们寄希望于……一个领土狭窄的国家，那里……一支军队是否存在已经值得怀疑。我们放弃了布雷斯劳，失去了与卡利什的直接联络渠道，因此等于把波兰交予波拿巴控制，但是奥地利仍然不肯宣战……对于谈判磋商和战场上的进展，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满意。”[8]梅特涅政策的前提是同盟军允许他用自己的方式，即奥皇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如今他处境危险，因为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满怀善意，也不会为了另一个国家复杂的国内体制而甘冒灭顶的危险。
同盟军所有的疑虑都集中在施塔迪翁交给总部的和平方案上。奥地利建议将伊利里亚归还给奥地利，让普鲁士兼并华沙公国，扩大领土面积，建议法国交出它位于莱茵河右岸的领土，解散由法属德意志国家组成的莱茵联盟。同盟国五月十六日的反提案中增加了其他一些条件，例如西班牙独立，以及保证普鲁士将获得与一八〇六年之前相同面积的领土（但不是相同的地方）等。[9]但是争论涉及的是比和平条件更根本的问题。同盟国不愿与拿破仑达成和解，但它们希望自己的方案至少反映出它们对安全保障的要求。梅特涅认为不可能与拿破仑达成任何协议，他关心的是同盟国的提案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同盟军是在陈述和平的条件，而梅特涅却在费心琢磨一个战争的借口。同盟国担心拿破仑会接受奥地利的温和条款，梅特涅操心的却是若同盟军不让步，拿破仑将有机会重新召唤法国人民，并求助于奥地利皇帝。
于是真正的问题围绕着即将举行的会议的目的展开。如果会议旨在达成共识，与会者的方案就必须反映出他们的最高要求，但如果会议是为了表明不可能达成共识，就只需要能反映最低要求的方案。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只要提出了要求就可以进行协商，而在革命时期，要求一旦提出就会变成纲领。在稳定的秩序中，外交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协调竞争国之间的差异，而在革命形势之下，会议的目的就是心理战术，试图确定一个行动动机，而且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尚未表态的国家。在稳定的秩序中提出最低要求，就是在谈判中放弃灵活性的优势，而向必然会拒绝的对手提出过高的要求，则是要解决变革时期主要的难题：说服未表态的国家相信革命者就是革命者，任何革命者的目的都是没有限度的。这就将主张温和策略的优势让给对手，而又不至于危及温和策略的实行。一八一三年五月，未表态的原因就在奥地利内部，梅特涅期望召开会议来把拿破仑的目的告知自己的皇帝。
因此，一切全看梅特涅是否准确判断了局势。倘若拿破仑的政策是完全灵活机动的，他就会接受梅特涅的最低要求，从而使梅特涅无计可施。但外交中的完全灵活性只是外行人的幻想，如果假设所有偶然因素都具有相同的可能性并据此制定政策，就等于是将治国之道与数学混为一谈。既然不可能为所有的可能性做准备，那么如果假设敌人具有完全的灵活性，就会导致行动瘫痪。但是，理解无形因素的人知道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自己关于“合法性”的设想，也没有人会放弃他的存在理由，不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而是因为心理上不可能。如果要拿破仑在知道自己可以获得海上和平前就先实现大陆和平，放弃他在莱茵河与伊利里亚的所有战果，那拿破仑就不是拿破仑了。梅特涅要求的是比割让领土更为根本的事情：终结革命的政策。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或许可以认为他的政策旨在从拿破仑手中拯救拿破仑自己。
因此，当反法同盟的全权大使们于六月十日同施塔迪翁商讨奥地利的和平条款时，他们坚持其最高要求的方案，而施塔迪翁则极力主张他们将此推迟至最后的和平会议。[10]单凭这点就能看出梅特涅对商讨方案没兴趣，而是另有所图，但是梅特涅唯恐别人还存有任何怀疑，于六月十四日写信给施塔迪翁，重申了他的立场。[11]梅特涅表示奥地利的建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已经召集和平大会并且已经证明拿破仑连这些要求都不会接受，否则皇帝不会采取行动”。提出过多的要求就会照拿破仑的游戏规则办事，会使拿破仑有机会召唤法国人民，有理由为民族荣誉而进行战争。总之，问题在于不是要证明安全的和平不可能，而是要证明任何和平都不可能。梅特涅唯恐拿破仑接受奥地利的最低条件，从而打乱他的全盘计划，他还补充了附加条款：即使同意这些条件，也不排除和平会议上同盟国还会提出其他要求。
这些大概就是六月十九日梅特涅在奥波奇诺与沙皇会面时所表达的主张，沙皇是以探望妹妹为借口前往那里的。无论梅特涅说了什么，同盟国与奥地利之间的谈判在沙皇返回总部后成为了一件急迫之事，并于六月二十七日达成了《赖兴巴赫条约》，这是一份意义如此含混不清的文件，以至于历史学家今天仍用它来阐明拿破仑是如何固执。实际上，这份文件声明奥地利邀请了俄普两国朝廷接受其调停，以实现初步和平，如果拿破仑拒绝在七月二十日前接受以下四项条件，奥地利就将加入对抗拿破仑的战争：解散华沙公国；扩大普鲁士面积；将伊利里亚归还给奥地利；汉堡和吕贝克恢复为自由城市。[12]这些“温和”的条件看似对这位征服者“手下留情”，但这都无关紧要，在这些政策的柔性表面背后实际上隐藏着非凡的重要性。经过七个月无比暧昧的外交活动，奥地利已经承诺将在一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条件下参战。
《赖兴巴赫条约》代表了梅特涅这半年来曲折迂回活动的至高点。他的行动如此循序渐进，以至于短短几个月前还似乎是一项极其大胆的措施，现在已经被视为是对客观形势的必然反应。他的外交手段如此精湛，以至于正是《赖兴巴赫条约》中的提议之温和隐藏了其实际毫无意义的真相，因为条约中只提到了奥地利的承诺而没有关于同盟军的内容，提到了奥地利皇帝向普鲁士及俄国朝廷提出调停，但没有说在怎样的条件下同盟国接受调停。条约提出如果法国拒绝四项条件就开战，却没有提到如果法国同意接受条件，同盟军该怎么办。[13]梅特涅——即使不是奥皇本人——对和平的可能性不会抱任何幻想，因为普俄两国的大臣都在六月十九日的信中明确表示他们仅仅接受奥地利的条件作为调停的基础，而不是作为他们和平条款的内容。[14]
这种逻辑诡辩只不过是让本已不详的表述——拿破仑如果接受《赖兴巴赫条约》的条件，也只能得到初步的和平——更增添了一份暧昧不明，实际上是要求拿破仑以接受莱茵联盟的边界划分作为条件，不是为了实现和平，而是为了有协商和平的可能性。拿破仑一直将他的王朝的命运与其帝国完美无缺的存在等同起来，绝不会如此示弱，而梅特涅确信无疑拿破仑会是这个反应，这就是他认为必须开战的真正理由。拿破仑相信自己拥有力量上的优势，将一切都押注在这上面，因此在他明白力量的局限性之前不可能就范——结果等到他醒悟已为时太晚。奥地利皇帝则将一切都押注在求取生存上，除非证明拿破仑的诉求与均势体系不相容，无人能够说服他参战。《赖兴巴赫条约》使得这两个命题以数学等式那样的必然性结合起来。最终，梅特涅的外交策略依靠的是对奥皇与拿破仑这两位人物个性的准确把握，其外交策略的成功证明了无形因素所具有的实际意义。
[1] Instruction to Stadion，7 May，1813. Oncken，Ⅱ，p.640f.
[2] Oncken，Ⅱ，p.311.并参见Luckwaldt，p.224。
[3] Instructions to Bubna，11 May，1813，Oncken，Ⅱ，p.314f； 645f. （French）(www.xing528.com)
[4] Luckwaldt，p.233f.
[5] Luckwaldt，p.283.
[6] 有关军事计划的协议参见Oncken，Ⅱ，p.320f. and 341f.。
[7] Oncken，Ⅱ，p.336。在七月底施塔迪翁写给奥皇的信中，以及对比他此刻春风得意的处境与仅六个月前的绝望处境，也能看出奥皇的心态：“（包岑战役后）奥皇对同盟事业感到绝望。他认为战争的目标失败了，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只能议和，即使和平的条件完全不符合陛下在派遣我出使时构想的伟大目标。” Oncken，Ⅱ，p.443.
[8] C.C.，Ⅸ，p.21，31 May，1815.
[9] Text，Oncken，Ⅱ，p.318f.
[10] Oncken，Ⅱ，p.340，Report of Stadion.
[11] 参见Oncken，Ⅱ，p.667f.。 并参见B.D.，p.71.，Stewart's report。
[12] 参见Martins，Recueil de Traités，p.106f.。上述这段话是这样的：“奥地利皇帝已经邀请俄普两国与法国谈判，以实现初步和平，最终实现普遍和平，奥地利同意若法国在7月20日前拒绝接受以下条件，即向法国宣战。”
[13] Text，Oncken，Ⅱ，p.365.
[14] Oncken，Ⅱ，p.359f. 并参见B.D.，p.78f.。
现在奥地利距离加入同盟仅剩下最后一小步。六月十六日斯图尔特致信卡斯尔雷说：“如今看来梅特涅是勇士，而弗兰茨皇帝才是胆怯之人。给他适当的刺激让他振奋起来……坚决要求他作出承诺是我们目前要实现的目标……弗兰茨皇帝陛下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他看不到事物有利可图之处；人们向他指出在波拿巴后方采取行动……可以歼灭他的女婿，他却宁愿指望那些和平协议可能带来的有限支配权。”[1]梅特涅外交的最后一步就是要展示和平约定不可能对拿破仑施加限制。
拿破仑自己也因为一次鲁莽行动而使事态激化，这再一次证明了他对奥地利的态度仍继续抱有幻想。当得知梅特涅在奥波奇诺与沙皇会面后，拿破仑还邀请梅特涅到他在德累斯顿的总部交换意见。梅特涅致信施塔迪翁说：“你瞧，我的厄运又在召唤我去德累斯顿……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认为此行将使我能够以最明确的方式澄清问题的关键。”[2]
梅特涅在晚年生动描写了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他与拿破仑在德累斯顿的会面：大臣挤满了会客厅，视他为和平的最后希望；一边是神气十足的拿破仑，另一边是泰然自若的梅特涅；一个把帽子扔在角落，另一个拒绝将其捡起；离别时的一句预言：“陛下您输了。”[3]即便没有叙述真正发生了什么，但却具有古人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具有心理上的真实性。在德累斯顿，一位自我意志坚强的人物与另一位凡事讲究分寸的人物最后一次面对面，而自我意志坚强者被打败了，因为他缺乏决定性的洞悉力：对有限性的认识。与拿破仑会面之后不久，梅特涅在致奥皇的信中简要地报告了会谈的实质，[4]其核心内容是拿破仑要求了解奥地利调停的条件以及梅特涅坚持拿破仑首先必须接受武力调停的原则；拿破仑拒绝割让任何领土，除了放弃一部分波兰领土给俄国，因为其他国家“不配”获得任何利益；梅特涅则借口说领土问题应当在和平会议上提出来。拿破仑的争辩就好像和平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但在盛气凌人之中又有其可怜之处，因为他已经不再有力量来实现他的意愿。梅特涅正在试图召集大会，把竞争摆到现在由他控制的层面上，即秘密外交，部分是因为其对手的愚蠢。拿破仑为了让难以捉摸的对手作出承诺，以及为了再次获得些许休战延期，同意了奥地利提出的武装调停和召开会议，因此他正一步步走入陷阱，因为现在和平已不再是关键所在，开战理由才是。
梅特涅与拿破仑在六月三十日签署的协议规定了法国接受奥地利的调停，延长休战至八月十日，七月五日前在布拉格召集会议。[5]另一项举措体现了奥地利新取得的独立，或许甚至比拿破仑接受奥地利军事调停更具有象征性：奥地利从与法国联盟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六月二十七日，梅特涅要求调停期间搁置联盟关系，因为与其目的不一致。六月二十九日，法国外交大臣解除了奥地利的所有义务，因为“法国不希望成为其朋友的累赘”。[6]于是，奥地利在一八一三年六月底实现了它的目标，它成为了反拿破仑同盟的主导成员，并且顺利召集了十五万士兵。无论发生什么，和平或战争，奥地利的国内体制都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它的合法性将得之于这个中欧帝国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保障：欧洲均势和协约关系的神圣性。难怪梅特涅从德累斯顿写信给奥皇，不无讽刺地说道：“倘若我们只是一味采取折中手段，奥地利今将何在？”[7]
但是梅特涅仍必须说服同盟国认识到延长休战协定的必要性。奥地利的第一个举措就违反了《赖兴巴赫条约》，而同盟国本来就是非常勉强地认可，这对奥地利的调停来说不是个吉利的开头。虽然同盟国的大臣不至于像斯图尔特那样写信给卡斯尔雷，说奥法之间存在着秘密协议，[8]不过他们仍然指出了奥地利反复拖延不肯作出承诺，先是从六月一日拖到七月二十日，现在又延迟到八月十日，谁知道奥地利究竟会不会采取行动呢？但是梅特涅很坚决：他无法阻止同盟国于七月二十日再次采取战争行动，但那样的话奥皇或许会宣布奥地利无条件中立。他还提醒道，奥地利实际上已经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战略上成为了同盟的关键。他坚持认为中立将阻碍同盟军穿过波希米亚，而如果不穿过波希米亚，就无法逆转拿破仑在易北河上的形势。总之，梅特涅首先要在国内使其政策合法化，战争只能等待。
因此，布拉格会议的意义不在于全权大使间的谈判，却在于它对旁观者所产生的影响，而最重要的旁观者就是奥地利皇帝。梅特涅与奥皇间的一次对话表明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七月十二日，梅特涅向奥皇递交了一项请求，请求下达命令，称如今胜利看似触手可及，恳请奥皇坚定不移。[9]信一开头就断言——这一贯令奥皇感到不悦——不能继续逃避做决定了。梅特涅认为国家的实力取决于两个方面，国家的财力物力以及统治者的个性。奥地利通过当前的政策，已经达到了有可能达到的至高点，但即使是至高点也必然会导致需要下决定。只有当梅特涅能够仰仗奥皇的伟大毅力和坚定不移时，君主政体才能得救。对于任何熟悉奥皇心思的人来说，这项请求尽管语气谦卑，也仍旧显得胆大包天。它实际上指出了失败不是因为物质匮乏，而是因为丧失了意志；作出承诺的时候到了：“我们不能执著于现在的做法，当帝国暂时处于弱势时只得如此，因为那时示弱是我们聚集力量的唯一机会……当然……我们仍不如以前强大，但是在平衡权重中……（奥地利）占了主导地位。如此考虑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我们似乎没有足够地放在心上。”
如此先提醒了盘算绝对实力会导致行动瘫痪，以及实力取决于国家的相对立场，梅特涅转而审视奥地利将在布拉格会议上面对的可能情况。他声称，奥地利政策的一贯原则是，调停只能在对反法同盟有利时才能进行，以及只有当法国拒绝《赖兴巴赫条约》的基本条件时奥地利才会宣战。即使同盟国拒绝奥地利提出的四项条件，那也难以想象奥地利会加入拿破仑阵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梅特涅保留在适当时候提交建议的权利。但是梅特涅实际上并不担心同盟国，他以下面这个疑问来概括他的担忧：“若拿破仑拒绝奥地利提出的条件，我能仰仗陛下您的坚定意志吗？在那种情况下，陛下您是否……决定……以武力来捍卫正义的事业……？”梅特涅太清楚如果奥地利再次犹豫不决，同盟军的恼怒和拿破仑不断加剧的不满将合在一起，足以击垮背信弃义的奥地利。或许暧昧的态度可以迫使他人作出承诺，但是无论如何延迟，这种承诺却代表了一种诉求。梅特涅总结说：“（若我们再次拖延，）我们既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对我们有利的战争……而很可能落得个帝国崩溃的下场……而我尽管本着最好的愿望，也将成为摧毁所有政治考虑和道德本质，以及解散国家机制的工具。”梅特涅所有拐弯抹角的表述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的命运取决于一个人的决心。
此人对其大臣的答复最突出地表明了他的心思。他固执地渴望安全，畏惧所有的危险，这对那些企图让奥地利以普鲁士的模式参与讨伐的人是最好的答复，他写道：“……和平，持久的和平是每一位值得尊敬的人最渴望达到的目标……我的臣民如此奉公守法，疆土如此美丽，经受的磨难……令我心情沉重……因此我更加渴望和平。这绝对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可被一时之利所欺骗……”[10]此人将奥地利帝国视为个人财产，认为应该勤俭持家，不会出于对欧洲均势的考虑，更不会因为民族自由而受到鼓舞。为了证明他愿意促进和平，他甚至提出放弃《赖兴巴赫条约》中“奥地利的”条件，即收回伊利里亚的诉求。但他坚称，如果拿破仑拒绝接受这些“合理的”要求，那么战争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奥皇弗兰茨投入了日后被称为“解放战争”的战争，像一位打定主意要抵抗竞争者的店主，因为没人能让这个竞争者意识到平分市场是彼此和谐关系的最佳保障。
而梅特涅成功在即。在卡利什，他成功地使俄国接受了奥地利的调停；在德累斯顿，拿破仑也同意了。如今奥皇也受到了他自己政策的影响，而这可算是梅特涅的出色成就。各方接受梅特涅的政策有各自的理由，例如沙皇为了确保奥地利成为盟友，拿破仑为了使奥地利瘫痪，奥皇为了逃避作出承诺，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沙皇视奥地利的调停为胜利的武器，拿破仑视其为征服的工具，奥皇视其为和平的手段，这又有什么区别？如今，所有的线都捏在梅特涅手中，只等系上最后一个结。
布拉格会议从未真正召开。或是为了表现不屑，或是为了赢得时间，拿破仑直到七月二十五日才派出他的全权大使。沙皇派了一位阿尔萨斯人，安斯泰德，有意侮辱拿破仑。英国使节斯图尔特和卡斯卡特严阵以待，准备通过承诺给予资金赞助来鼓舞那些摇摆不定的国家，或通过声称取消资助来威胁它们。然而，已经没有机会来摇摆不定。拿破仑深信奥地利优柔寡断，因而感到放心，他离开指挥部外出视察。他的全权代表科兰古必须向拿破仑汇报所有提议，让他做最后决定，因此根本就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即使只是程序上的。梅特涅在七月三十日写给施塔迪翁的信中说：“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无疑表明了八月十日将成为我们与法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最后一日……科兰古证实了我在德累斯顿就认识到的情况：有关当前的真正形势，拿破仑是自欺欺人。他所有的打算早就落空了，如今他还一心执著于那些迎合其预想的观念。就像当初他在莫斯科时认为亚历山大一世会同意谈判一样，他现在似乎也以为奥地利永远不会武装起来反抗他。”[11]
于是，拿破仑当年为了使王朝地久天长而作出的和平努力——与玛丽-路易丝的婚姻——反而成为了加速其垮台的工具。甚至科兰古也要求奥地利坚定不移，至少梅特涅向奥皇是如此汇报的。[12]梅特涅引用他的话说：“带领我们回法国，无论是通过战争或是休战，三千万法国人会感谢您。”八月八日，梅特涅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他转达了奥地利的条件。他对形势了如指掌，以至于他竟能让科兰古承诺对他们的谈话内容保密，从而使得拿破仑不可能借此来召唤法国人民。科兰古没能说服拿破仑“以和平来瓦解敌方同盟”，拿破仑认为即使不能信任其岳父的忠诚，至少也可以相信他的懦弱。八月十日已过，拿破仑仍没有消息。八月十一日，一名信使带来了拿破仑的反提案，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合适，梅特涅只是回答说：“昨天我们是调停者，但今天不是了。从此，法国如有提议，将同三个同盟国朝廷对话。”
[1] Alison，Sir Archibald，The Lives of Lord Castlereagh and Sir Charles Stewart，3 Vols.（London，1861）. Vol. Ⅰ，p.667.
[2] Text，Oncken，Ⅱ，p.362.
[3] N.P.，Ⅰ，p.151f.
[4] N.P.，Ⅱ，p.462f.
[5] Text，Fain Ⅱ，p.454.
[6] Text，Oncken，Ⅱ，p.392.
[7] Oncken，Ⅱ，p.395.
[8] Alison， Lives，Ⅰ，p.674.
[9] N.P.，Ⅱ，p.463f.
[10] N.P.，Ⅱ，p.467f.
[11] Oncken，Ⅱ，p.440. 并参见B.D.，p.79（Report by Stewart）。
[12] 梅特涅在逗留布拉格期间，递送了大量报告，其中科兰古和富歇的观点貌似与他自己的观点相同。例如可参见Oncken，Ⅱ，p.433f.。
八月十一日，波希米亚山坡上的篝火向奥地利的部队宣告战争已经爆发，也标志着一场非凡外交活动的终结。冷静从容的外交活动使得奥地利成为了同盟不可争辩的发言人。这种外交既没有提出过任何伟大的观点，也没有利用过急躁的一代人的高尚理想，其技巧不在于创造性而在于权衡轻重，在于将既定因素结合起来的能力。梅特涅首先认定奥地利因其中心位置以及特定的国内体制而具有特殊的需求，成功地根据条约神圣性和主权合法性建立起同盟。他使奥地利从法国盟友转变为法国的敌人，每一步骤都得到了拿破仑的许可。他使战争从民族解放战争转变成为了均势而在内阁之间进行的争夺，而且还是作为沙皇主动的提议。他在法国人的鼻子底下组建了一支军队，他带领奥地利加入战争，其参战的理由将确保最终的和平能符合奥地利的体制，即获得奥皇的认可。
哲学家或许会对这项政策的道德水准有所争议，但政治家却能通过对它进行研究而受益。一个仍未从两次灾难性战争中恢复的古老帝国不可能在它即将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进行改革，政治家不可能如此选择他的政策，好似所有的道路都对他开放，任由他挑选。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奥地利不可能进行民族战争；作为一个财政紧张的国家，它不能进行持久战。虽然这个“时代的精神”不利于一个多语种帝国延续下去，但是如果要求它的政治家将民族自杀上升为一项政策原则，那也太过分了。当然，即便奥地利的国内体制较为灵活，梅特涅也几乎不会考虑采用其他政策。他成功的原因在于其信念与奥地利形势的需求相一致，但这也只是说明了在事关他最深刻的价值观时，梅特涅并不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
他的政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代表了奥地利帝国的本质。奥地利不能加入一场征战，因为征战要求的是统治世界，而奥地利的存亡取决于对有限性、协约神圣性以及合法性的认识。深思熟虑的措施、冷静的盘算以及谨慎的战术都表明了对这样一个世界的追求：统治世界的诉求将消失，霸权也将成为不可能之事。既然奥地利的政策不能指望从民众的热情中获得力量，那就必须通过坚韧不拔和巧妙机智的外交手段来实现目标。很少有外交活动能如此清晰地展示政策就是权衡轻重，展示政策的智慧在于其相互举措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于个别行动是否“机智聪明”。每一项举措都模棱两可，每一步骤都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但结果却是形成了一个同盟，其道德框架经受了考验，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的内容，其成就就是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后重建了和平。
梅特涅后阶段政策的所有要素都已经在这个时期显露：细心的准备，强调尽可能达成道义共识，利用敌人的心理更坚决地摧毁他。其最高成就是成功地将奥地利的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难怪奥皇用他原汁原味的奥地利乡音告诉一位普鲁士来访者：“现在你看，难道我不比你们聪明吗？我不是有条不紊地办成了你们手忙脚乱地想做的事情吗？”[1]
然而有条不紊地办成事情并不是他的功绩，功劳属于他的外交大臣。避免了灾难，建立了同盟，奥地利再一次挺了过来。弗里德里希·冯·根茨这样总结了梅特涅的成就：“在一个健康强盛且资源无限的国家的光辉照耀下，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角色并不难……但要指引一艘风雨飘摇了二十年的船只穿过悬崖绝壁，绕过漩涡，克服千万障碍，战胜重重压力，回到开阔的大海，这就不是许多人能办到的了。”[2]
此后，梅特涅还将证明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判断方向要比在暴风雨中把握航线更为困难，因为在风暴中，恶劣的环境往往会激发更大的求生欲望，给人更多灵感。
[1] Springer，Anton，Geschichte Oesterreich's seit dem Wienen Frieden von 1809，2 Vols. （Leipzig，1863）. Vol. Ⅰ，p.222. “Schaun's war ich nicht gescheiter wie Sie？ Hab'ich nicht in Ordnung getan，was Sie in Unordnung tun wollten？”
[2] Srbik，Ⅰ，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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