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

国家的记忆是对其政策正确性的检验。当一个国家以过去来诠释现在时，越是基本的经历，影响就越深远。有的国家甚至可能还会因为经历了太悲惨的经历而深陷过去的阴影中无法自拔。但一八一二年的英国却没有如此，它受到了冲击但挺了过来。虽然英国的道德体系并没有受到损伤，但经历了近十年孤立无援的磨难之后，它决心不再让自己被孤立在外。

如果可以任意指定一位能实现这一决心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会推举卡斯尔雷子爵。他在拿破仑大军集结到涅曼河的关键时刻成为了英国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生于爱尔兰一个虽然不显赫但却古老的家族，接受了典型的英国贵族地主教育，那时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甚少，外交事务仅限于组建反对革命大潮的临时联盟。卡斯尔雷的事业稳固但不引人注目。他最早参与的公共事务涉及镇压爱尔兰起义及废除爱尔兰议会，由此确立了他的名声——毁灭自由主义的魔鬼。他在皮特手下担任陆军大臣，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策略打下了基础。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受到更有影响力的坎宁所排挤。一八〇九年，在一场不幸的决斗之后，他们两人都被迫辞去了政府职务。卡斯尔雷于一八一二年重返政治舞台，在利物浦勋爵内阁担任外交部长兼下议院领袖，当时人们认为该内阁最多只能坚持几个月。鉴于坎宁在外交事务上拥有众人皆知的“专业能力”，卡斯尔雷主动提出将外交职务让给坎宁，但要留住下议院领袖的位置。但是利物浦内阁的前途似乎太过惨淡，所以坎宁拒绝接受——直到十年以后他才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卡斯尔雷几乎是以候选人的身份，就如他的个性一样不起眼，开始在历史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

然而不是别人，却是这样一个人物再次建立了英国与欧洲的联系，捍卫了同盟，他参与和谈制定的基本纲领维持了逾五十年之久。心理学家很可能要花许多时间来分析这样一位看似事业平平的爱尔兰贵族如何能成为最具有欧洲特征的英国政治家。卡斯尔雷与他最大的拥护者梅特涅性格差异极大。梅特涅是优雅、温和的理性主义者；卡斯尔雷却是一位可靠、沉闷的实用主义者。梅特涅机智、口才好，虽然有些学究气；卡斯尔雷则表达烦琐，虽然辩论起来很有效力。梅特涅喜欢引经据典，委婉含蓄；卡斯尔雷却实事求是，直截了当。很少有人会像他们这样留下如此少的个人回忆。卡斯尔雷始终孤独、冷淡、缄默、令人难以亲近，就如他的政策一样不被他绝大多数的同胞所理解。有人说他就像一座冰霜覆盖、绝美、与世隔绝的山峰，无人可及，也鲜有人问津。直到他悲剧性的死亡，世界才意识到孤独的代价。

但是，作为英国历史经验的象征，卡斯尔雷却再合适不过。因为英国参战的原因既不是反对某个革命学说，更不是以其他名义，而是为了反对征服世界的野心；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独立而战；不是为了社会秩序而是为了均势。这个出发点不断遭到欧洲大陆国家的误解，特别是奥地利。在大陆国家看来，这场战争不仅是为了独立，还为了恢复它们历史经验意义上的独立；而对大英帝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霸权的欧洲。对奥地利，这是一场挽救社会秩序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在大英帝国看来，是为了建立必要的“民众阵线”以牵制法国。^[1]一八二一年，当梅特涅构建国际联合干预理论以对抗他所谓世界革命的危险时，卡斯尔雷提醒他说，在拿破仑式战争中大英帝国参战是出于对财力物力的考虑，因为这明显涉及英国的利益，而不是因为对原则的含糊阐述。^[2]

因此，英国的目的更容易用否定而非肯定的语言来表述。这些目标体现了一个岛国的政策，对它来说一旦欧洲大陆被一方霸权统一，则意味着致命的威胁；体现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政策，它意识到自己是如此的独特——而且这种意识要比独特性本身更为重要——以至于只有外国的国内转型涉及强力对外扩张时，它才会感到对自己构成威胁。将英国视为欧洲均势的平衡者，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概念。而且，既然均势被设定为政治性而非社会性的，因此就被认为是取决于基本实力均等的国家间的平衡，而不是合法性的原则。英国曾经对抗过法国革命的对外投射，要为建立一个禁止对外扩张的欧洲格局而参战。奥地利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则被法国大革命这一事实逼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且迫于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不可能单独抗衡，要为这样一个其“合法性”概念使得一方独霸世界不可想象的欧洲而参战。除非其他大国间的差异大于它们集体与扮演平衡角色的国家间的差异，扮演平衡角色的国家就无法发挥它的功能，因此一个将英国排除在外的大陆和平对英国来说是噩梦；而欧洲的噩梦则是永久的革命，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必须一直抵御攻击其传统信念的势力，这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3]

这并不代表英国政治家对国内体制没有倾向性，但是他们的倾向性是基于这些政府更能够维持欧洲均势。利物浦内阁在反对拿破仑继续统治时，甚至比奥地利政府更坚定不移，但这与波旁皇族的“合法性”无关，而是源于确信只要有拿破仑在就没有长久的和平。卡斯尔雷在获知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之后说：“谁会说如果（拿破仑）再次掌握法国的命运，欧洲会获得宁静、安全保障或独立？我认为现在法国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欧洲是否能够恢复以前的道德体系，以便据此……维护人类的利益，或我们是否应当继续保持近二十年来的状态，必须维持一个军事政策体系；欧洲未来将呈现的景象是自由的还是武装的国家的集合。”^[4]

卡斯尔雷反对革命的原因与梅特涅不同，不是因为革命“不正常”，而是因为革命令人不安。自由主义者对卡斯尔雷的辱骂是误解了他的意图。即便他从未主张“自由主义的”做法，他每次有把握时，也主张采取温和怀柔的措施。^[5]但欧洲休养生息才是最重要的，政府的信条必须让步于国际和平稳定。“我们想要的不是在意大利引发暴乱，而是在我们信任的君主统治下建立纪律严明的军队。”^[6]这是一八一八年卡斯尔雷在致威廉·本廷克勋爵的信中所说的话，威廉·本廷克当时正在策划将英国宪法的好处推行到不怎么情愿的西西里。卡斯尔雷还在信中提到了外交政策要比国内政策更重要，实力均衡要比社会结构均衡更重要，他写道：“……欧洲已经在治理国家的学问上进行大范围的实验，我不希望立刻以相似的方式在意大利推广。人们不可能看不到欧洲正在发生巨大的道德转变，自由主义原则正在全面落实。危险在于转变可能太过突然……以至于无法使世界更美好或者更幸福。我们在法国、西班牙、荷兰和西西里颁布了新的宪法，让我们先看看效果如何再进行下一步尝试……如果我们希望与奥地利和撒丁王国保持一致，对意大利我们就更必须三思而行。”这段话表达了英国保守党对突然转变或原则性转变的担忧，也表明了这位英国政治家相信同盟具有控制力。

由战争产生的同盟正是卡斯尔雷视为均势的永久表现。既然他在战争中看到了对付霸权的防御力量，他自然会认为结盟是防止未来入侵的方式。由于拿破仑独霸欧洲的野心破坏了所有的信任，大革命战争已呈现了如此的规模，恢复国际关系的诚信就成为实现长久和平的前提条件。一八一四年卡斯尔雷写给他的“问题儿童”威廉·本廷克勋爵说：“若不压制猜疑……那我们要做的就不是协调军队而是准备内战。除非各方友好相处互信互让，不然就将招致他们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灾难。”^[7]总之，英国对欧洲大陆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稳定，应当起到调停竞争的作用。英国相对而言不在乎大陆国家地区范围的诉求，所以能够提倡实现整体安定的解决方法。但是英国只有在不被怀疑有自私动机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因此，卡斯尔雷一直坚持要有节制，坚持建立基于均势而不是霸权的和平，以和谐而不是复仇为目的。当卡斯尔雷访问位于巴塞尔的同盟军总部时，他与同伴里彭说：“他预料在下一步谈判中会遇到的难题之一将会是这些大国作为一个整体，却缺乏彼此之间的信任交流。通过引导各方自由交流，包括参与对所有重大突出问题互信互任的洽谈，或许能够减少许多矫饰。”^[8]他时不时与总是对牵涉大陆的问题表示怀疑的内阁进行争辩，有一次他写道：“我们在大陆的名声标志着我们的国力、军力和信心，比其他任何成就都更重要。”^[9]

一个岛国唯一不可让步的就是海洋权利。因为制海权使英国在孤立的十年中得以生存，所以海洋权利就显得格外重要，超过了其真正的重要性。但谁会去反驳一个民族对其过去历史的阐释呢？这是它面对未来的唯一方式，“真正”发生了什么常常不那么重要，认为发生了什么才更重要。封锁权和搜索中立国船舶的权利被认为是终结拿破仑霸权的主要因素，而卡斯尔雷在写给英国驻俄国特使卡斯卡特的信中只是陈述了英国政策的常理：“大英帝国或许可能被赶出某场欧洲会议，但不可能放弃海洋权利，若大陆国家明白它们自身利益就不会冒此风险。”^[10]

至此，卡斯尔雷在外交事务上的观点与英国国内的观点还是一致的，或至少是可以被后者接受的，但是当卡斯尔雷开始将反对拿破仑的同盟转变为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他就不仅疏离了国家和内阁，而且还疏离了盟友。因为合作的基础实际上只限于法国入侵时的承诺，这对于大陆国家来说远远不够，对于英国国内体制来说又太过分了。大陆国家没法满足于一个如此有限的合作，因为它们可获得的安全保障太少了。卡斯尔雷尽可以警告梅特涅不要实施基于预防理由的外交政策，^[11]但梅特涅的国家没有英吉利海峡，不能躲在海峡彼岸估量事态的发展，也不能在最佳时机跨越海峡实行干预。他的安全保障取决于第一战，而不是最后一战，因此预防是其唯一的政策。无论如何受承诺所限，欧洲政府对于英国国内体制来说都太过分了。坎宁，而非卡斯尔雷，警告说承诺定期参加欧洲会议将使英国陷入一种陌生且可疑的政治策略，他代表的是国家的看法：“（英国）将深深陷入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但我们真正的政策一直是保持不干涉，除非有特别紧急的状况，而且必须有一支优势兵力。”^[12]

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的信条，是坚信英国制度独特性的另一面。它表述了这样的信念：外国政府的变革不可能影响英国的制度，对英国安全的威胁是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谁占据了斯海尔德河入海口对英国来说很重要，因为对海峡绝对的控制权就取决于此。谁拥有了那不勒斯的宝座并不重要，至少在缪拉被推翻之后是如此。结果是英国社会的政治信念转化成了国际信念。各国对本国政体都有自主权，这是下议院双方均认可的公理。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极端必要情况下或许会被认为是正当举动，虽然从未得到过准许；或许会得到容忍，但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项普遍权利。正是议会和民意为卡斯尔雷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限制条件：“我们行事一贯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得如果提交议会讨论，也能证明我们的谨慎是必要的。”^[13]卡斯尔雷即使不为他自己，也是代表议会回答了沙皇提出的让欧洲干预西班牙国内革命的建议：“当欧洲的领土平衡被打破时，（英国）可以有效介入，但对任何一个绝对性的问题，英国政府会是欧洲国家中最不能指望或最不肯随意作出承诺的……当真正危险（强调语气为我所加）威胁欧洲体系时，我们会尽到我们的责任，但这个国家不可能，也不会按照防患于未然的抽象原则而行动，现在的同盟在其建立初衷中并无此目的，也从未向议会如此解释过，若曾解释，议会也必然不会批准。”^[14]

卡斯尔雷政策的所有要素都集中反映在这封信件中：欧洲均势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英国将抵制任何试图破坏均势的企图，但必须是公然的威胁而不是单凭猜测；采取的行动必须是防御性的而不是预防性的。虽然革命非我们所愿，但也不是真正的威胁。当俄国企图动用同盟来镇压那不勒斯的革命时，卡斯尔雷对俄国大使列文说：“皇帝的政策是一种妄想，是美好的幻影，英格兰尤其不可能去追求它……现在提出来要去战胜革命，但是只要这场革命仍没有完全明显成型……英格兰就不准备与之对决。对于任何其他纯政治性的问题，英格兰将像其他国家的内阁一样，一如既往地深思熟虑，从容行事。”^[15]

“对于任何其他纯政治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深信其国内制度无懈可击的岛国所坚持的对外政策原则。这种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区别是梅特涅这位大陆政治家一直不予承认的。但这些区别在一八一二年还不明显。均势受到威胁是明摆着的，对同盟的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军事独裁面目出现的革命必须受到镇压，无论是以社会均势还是领土均势的名义。因此梅特涅当然要展开外交努力，提出和平以建立一个道德框架，而卡斯尔雷则着眼于推动领土解决方案以达到实际上的均势。

[1] Castlereagh，Viscount，Correspondence，Di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12 Vols. Edited by the Marquess of Londonderry. （London，1848-1852），Vol. Ⅷ，p.355. 后文缩写为 C.C.。

[2] Webster，Sir Charles，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2 Vols. （London，1931 and 1925）. Vol. Ⅱ，p.554 （Appendix）.

[3] 参见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的展开阐述。

[4] Hansard （Commons），20 March，1815.

[5] 例如可参见他对法国国王的建言，Webster Ⅱ，p.504 （Appendix） 或对西班牙国王的建言，C.C.，Ⅹ，p.26。

[6] C.C.，Ⅸ，p.434.

[7] C.C.，Ⅸ，p.431，3 April，1814.

[8] C.C.，Ⅰ，p.128.

[9] C.C.，Ⅸ，p.474，19 April，1814.(www.xing528.com)

[10] C.C.，Ⅸ，p.39，14 July，1813.

[11] Webster，Ⅱ，p.106.

[12] C.C.，Ⅻ，p. 56，20 October，1818.

[13] C.C.，Ⅻ，p. 90，7 December，1813.

[14] Webster，Ⅱ，p.240.

[15] Webster，Ⅱ，p.283.

当目标确定，同盟有待维持，和谈有待达成协议，纠纷有待解决时，卡斯尔雷最能发挥所长，而一八一三年的局势正是如此，他的目标是解放欧洲和恢复力量平衡。但是不打败拿破仑，欧洲就无法获得解放，这一点在卡斯尔雷看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梅特涅的精明狡猾似乎像是在寻找借口和托辞。这位“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以海峡带来的安全保障及十年相对孤立的背景来审视欧洲，不可能指望他对边议和边备战的政策产生共鸣，尤其是当这种政策成功与否取决于其表面忠诚度时，就更是如此。因此他尖锐地回应了梅特涅的提议，其法律条文般的措辞表明了他对那个表象即是唯一现实的外交关系的看法。它断然直指那种暧昧不明，而梅特涅的政策成功与否正取决于其含糊其辞。他认为，奥地利是法国的附属国，它只能以不可避免或正义为借口参加反对俄罗斯的战争。若是以前者为借口，当摆脱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后，奥地利就有义务退出战争，考虑自身的利益。若奥地利认为拿破仑战争是正义的，那实际上就要求大英帝国认同大陆体系。因而，在奥地利表明独立立场前，英国就无法配合实施奥地利的和平计划。^[1]

但是比起奥地利努力催促英国过早地参与和谈，卡斯尔雷更担心的是一个把英国排除在外的欧洲大陆和平。任何协议，不管多么不令人满意，都好过平衡者持续被排除在均势之外。因此理所当然，卡斯尔雷应当做的是通过将最兼收并蓄的构想纳入英国的目标来推动大陆国家，而且他应该借鉴其杰出导师皮特的做法。皮特在一八〇四年遇到的状况与卡斯尔雷在一八一三年的遭遇很相似。同一八一三年一样，当时欧洲正努力重建均势，抵抗一统欧洲的企图，虽然人们还未普遍认识到威胁的本质，依旧存在着认为尚且可以各自调停的幻想。梅特涅正试图说服摇摆不定的普鲁士：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和平共存的可能性为零，与此同时，俄国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派使者前往英国商议结盟和请求英国资金赞助。沙皇仍处于自由主义思想阶段，不满足于只为削弱或推翻拿破仑帝国而建立同盟，同盟将发展成为一场改革运动，最终目的是实现全欧洲的和平。

冷静的皮特对俄国公使提出的计划很是犹豫。亚历山大一世认为古老欧洲早已一去不返，一个全新欧洲必将诞生，除非推翻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制定自由主义宪法进行国家改革，才能使局势恢复稳定。甚至奥斯曼帝国也应当被拯救。为了避免任何势力扰乱宪政国家的和谐，亚历山大一世补充了若干保障措施：要求存在纠纷的国家服从第三国的调停；任何反对新欧洲的国家将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联合干预；由于地理优势，大英帝国和俄国将担任保障此协议的责任。^[2]还提到了一些关于领土安排的事项，尤其是关于撒丁王国和涉及组建德意志的一个不太明确的计划，但亚历山大一世对此并不真的感兴趣。和平需要社会和谐来保障，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才能避免战争。

但是皮特并没有打算开展关于宪政自由的改革运动，他也不愿考虑放弃英国的海洋权利，虽然沙皇建议英国为了国际友好往来应当作出这样的牺牲。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同盟因为政治哲学上的争论而摇摇欲坠。为了避免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说服沙皇将他改良社会的计划推迟到和平会议以后，皮特试图实现英国的首要目标：削弱法国实力。于是，一八〇五年夭折的皮特和平计划在一八一三年复活了，并形成了战后协议的基础。

皮特的计划首先将俄国的建议压缩到他同意的三点基本目的：“一、解救那些从革命开始就被法国征服，处于法国控制之下的国家，将法国削弱至它原先的规模；二、对从法国收复的领土做出安排，以便为其提供平静幸福的环境，同时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屏障防御未来可能来自法国的入侵；三、在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形成普遍共识，保障各国的彼此防御和安全，为欧洲重建一个普遍的公共法律体系。”^[3]

这些主张只是期望目标的抽象构想，因此，皮特开始着手勾画能够将其变为现实的蓝图。他认为，既然大英帝国和俄国都没有领土野心，也都具备了宏观视角，就应该由这两个国家来商定欧洲均势的性质，并确保其他国家接受它。既然法国霸权是通过将次强国削弱为卫星国来实现的，那么新的实力平衡就应当建立在控制强国影响力的基础上。当然，恢复民族独立是同盟的首要目标，但也有一些国家不是迅速崩溃就是对法国献媚奉承，因而证明了自己并不适合自治，其领土将被用来吸引大国参加同盟，以建立“民众阵线”来牵制法国。被认定将消亡的国家包括热那亚，位于莱茵河左岸属于教会的领土和位于意大利北部属于西班牙的地区。奥地利和普鲁士将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奥地利将获得意大利部分领土，普鲁士获得德意志部分领土。皮特希望通过诱使奥地利成为控制意大利领土的主要国家，消除奥地利与普鲁士对德意志的争夺，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冲突曾经给了法国太多介入干涉的借口。

于是，欧洲形成了以英、法、俄、奥、普这五个国家为主要势力的国际社会。法国被次强国团团包围，每个周边国都有一道防御堡垒抵御法国首次突袭，有一个强国作为后盾。由普鲁士支持的荷兰负责镇守北方，由奥地利做后盾的撒丁王国防守南方，奥普联盟则保卫中部地区。整体的布局由一项总协议和一项独立协议来保证，前者是所有主要国家间的协议，保障领土解决方案，后者是俄英两国间的协议，为保障提供保障。

寥寥数页纸上平凡的语言代表了英国承诺的实质内容。这应当是一场为安全保障而不是为教义而进行的战争，为了反抗霸权而不是反对革命，其目的在于削弱法国，增强中部国家实力，最终实现稳定的力量平衡。维护这种格局，是以领土保障作为均势的形式，“无私的”大国的特殊保证作为国际诚信的象征。只有在两点问题上，大英帝国是无法动摇的：海洋权利，皮特的计划对此闭口不谈；还有一点是不受大国控制的荷兰。

该计划的务实之处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它导致目的单一，使得英国能够在其他国家之前达到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该计划也牵涉到国际关系的机械式概念，其结果是不允许国家间的关系发生转变。想要达到的均势是基于一种防御概念：抵抗来自好战法国的威胁。只要这个威胁被各国普遍承认，就有足够理由将均势合法化。但当新问题和不同性质的威胁出现时，均势的实质就必须重新定义。在新的定义中，原先的一致意见很难再次达成，因为只有在革命时期威胁才具有普遍性，也只有此时防御性联盟才具有普遍意义。和平时期的稳定往往会瓦解战时形成的联盟，如果除了对共同威胁的记忆之外没有其他可以使其团结在一起的理由的话。

但这仍然是很遥远的事情。随着拿破仑大军的战败，英国似乎即将摆脱孤立状态，卡斯尔雷重启皮特的计划，将此计划与下面这封信一同寄给卡斯卡特：“或许这么早就要对欧洲政治做出安排是件更为艰难的事……我们赞同的主要观点有：需要广大民众才能维持法国；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应当……一如既往保持强大实力，而从属国家必须被动员起来协助我们，若反抗将付出代价……我寄给你这份文件作为据以作出判断的纲要……一八〇五年建立联盟就是以此为基础。或许俄皇在他的总部里都没有这份有趣的文件［……我清楚记得，在皮特撰写这份文件之前（强调语气为卡斯尔雷所加），我不止一次与他讨论其中的细节]。有些建议目前或许不太适用了，但这份文件非常巧妙地概述了如何重建欧洲，所以若阁下能够将其精简，拟成清晰的提议，并了解皇帝陛下对此内容的态度，我将感到非常高兴。”^[4]于是，皮特计划就成了卡斯尔雷的政策蓝图。后来卡斯尔雷如此成功地实现了其目标，以至于到了一八一五年，他竟然能把皮特计划提交下议院，作为《维也纳协定》的充分依据。

但是在一八一三年四月，时机仍未成熟。还不确定接下来的形势将会是和平还是战争，如果是战争，又会是怎样的战争。同盟仍有待形成，也尚不清楚拿破仑的新军队实力如何。奥地利依旧采取着暧昧的政策，谈论着调停，而卡斯尔雷几乎要失去耐心。只有等到同盟形成，同盟的伟大守护者才能有所作为，而建立同盟却是梅特涅的任务，在他完成之前，其他一切只能等待。

[1] C.C.，Ⅷ，p. 276f. 这是库克的一份草案，但无疑反映了卡斯尔雷的观点。

[2] Webster，Ⅰ，p.54f.

[3] Text in Webster，Sir Charles，British Diplomacy. 1813-1815. （London，1921），p.389f. 后文缩写为 B.D.。

[4] C.C.，Ⅷ，p. 356，8 April，1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