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其名著《国家论》（The State）中曾说：“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一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并包孕人民政治的和社会的判断。”[10]杨鸿烈先生亦曾指出：“中国的法律是中国民族固有的产物，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至于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维新以前法律惟一的典型。”[11]
中国古代的审判方式乃是典型的纠问模式。纠问制的本质特征是法官主动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分清是非责任。这一审判模式注重实质真实的发现，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被极端忽视了。即使是在审理户婚、继承、田土、债务等事项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都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是只承担诉讼义务的被追究的客体，当事人两造在庭审中的对抗更是无从谈起，一切皆需听从主审官吏的查究。从历代一些听诉断狱的案例中便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光绪年间湘乡魏息园辑的《不用刑审判书·卷五》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件：
有控窃鸡者，某令唤左右邻讯之，均不认，环跪案下，佯为不理，另审别案。久之，又佯作倦容曰：“汝等且回去。”众皆起。令忽勃然拍案大叫曰：“窃鸡贼亦敢起去耶？”其人不觉，悚然屈膝，一讯而服。[12]
故事虽小，体现出来的意韵却极为深长。首先，本案没有明确的被告。某人丢鸡之后，无法确定是谁所偷，便径直诉到官府，这种相对人不明的单方面起诉也能获得受理，然后由审判者确定被诉对象。其次，原告提起诉讼，只是口头陈述了受到损害的事实，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加以支持，全指望官府调查事实、为其作主。再次，除了原告的告诉引发诉讼开始之外，主审法官包办了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传唤左邻右舍到堂讯问，以确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负责查清案件事实，最后是理所当然地作出裁判。诉讼的进程完全依靠审判者依职权来推动。最后，重视实质正义的实现，极端忽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例如任意拘索民众到案查究；所有当事人均“环跪案下”，成为被审讯的客体；不依赖客观证据定案，而依靠审讯（包括刑讯）和口供，等等。(www.xing528.com)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薄弱，历代官府也一贯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而束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由于封建宗法家长制，家法族规对家庭的民事法律关系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而人身依附关系长期存在，不能广泛提供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私人平等”。[13]因此，中国古代社会难以产生高度抽象化、体系化的民事法律规范，从而也不可能发展出基于“私法自治”理念的民事诉讼规则。尽管从西周开始已经有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初步划分，但是三千多年来二者往往交缠在一起，民事诉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其表现是同一个法庭，同一个法官，基本上按照同一种程序，既审理刑事案件，也审理民事案件。这种诉讼模式不以控、辩双方相互对抗为基本框架，而是由审问者和被审问者构成，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活动主要是形成供状（陈述情节）和招状（表示认罪）。在观念上，平民必须顺从官府，重视官府必不能忍受对抗。
与英美法国家的诉讼竞技观念不同，数千年来，中国的民事诉讼中不可能出现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自我负责意识，法官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仲裁者，而必须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父母官”，正义和公理全靠他去主持，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查明事实的真相，作出公正的裁断。尤其是，“两造具备、师听五辞”是自西周起便流传下来的审判方式，未经“过堂”“听供”便遽下判决，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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