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与抵制性是理解“后极权时代宪制”的关键词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宪法的开放性实际上是不同民主力量政治妥协的产物，也可以将其视为对抗性程序的结果。开放性和对抗性的共同特征就是对极权主义的拒绝。基于对旧有的极权社会的拒绝和新社会的向往，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这类宪法带有强烈的纲领性特征。
部分的这类宪法提出了建构新的社会模式并充斥着原则性的宣言，反映了与旧社会脱离的愿望。在一些案例中，有些“革命性”[56]宪法条款仅仅具有文字效力。正如意大利立宪会议委员皮罗·克拉玛德雷（Piero Calamandrei）所说，完全落实意大利《宪法》条款还需要一段时间。[57]
这些编入宪法的纲领性价值不仅是国内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中建立国家间联系的导向。意大利《宪法》所反映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在社会工程方面的延续性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为宪法的开放性，从而有效地批判克里施的“宪制”定义。
意大利的立宪过程具有很多的独特性并且深刻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立宪程序。意大利《宪法》的产生是国内三大政治力量在立宪过程中妥协的结果：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同盟和左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盟。这些政党都参加了全国解放委员会，并且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意大利抵抗运动始于同美国签订的卡西比莱（Cassibile）停战协议，止于1945年4月25日的意大利“解放日”。该运动与参加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人员对后来的立宪委员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立宪模式中将宪法的开放性视为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产物。[58]法西斯的“父权主义理论”[59]在制定新宪法程序的过程中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与战后德国宪法不同，意大利立宪程序较少被外界了解，也较少受到外国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宪法》与外界绝缘[60]，只是代表着意大利立宪委员会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制订宪法。[61](www.xing528.com)
尽管立宪会议内部存在行政部门，但是政府从未向其提交任何的宪法草案或者具体的个别条款建议，仅帮助立宪委员会下设的小组委员会做一些重要的和非关键性的准备工作。[62]我们有必要提及一下立宪委员会产生的过程。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起草新的意大利《宪法》。依据1944年6月25日第151号立法令，立宪委员会需要在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之间做出选择。1946年3月16日第98号立法令将政体选择的方式交由全民公投。第99号立法令同时赋予意大利公民选举立宪委员会成员的权利。意大利人民在1946年6月2日的公投中选择了共和政体并且选举了556名立宪会议的成员。75名成员在梅卡奥·路易尼（Meuccio Ruini）的领导下负责起草宪法。[63]宪法起草委员会分为三个小组：翁贝托·图皮尼（Umberto Tupini）领导的“公民宪法权利和义务”小组，翁贝托·塔拉奇尼（Umberto Tarracini）领导的“国家机关”小组，以及古斯塔沃·吉迪尼（Gustavo Ghidini）领导的“经济与社会关系”小组。第四小组则负责依据三个小组委员会商议结果起草宪法。意大利《宪法》于1948年1月1日生效。立宪会议皆为社会贤达人士[64]：康斯坦蒂诺·莫尔塔蒂（Costantino Mortati）为代表的技术工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为代表的政治人士，以及以维托里奥·埃曼努尔·奥兰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为代表的公法学教授、总理和政治家。尽管他们的政治理念与社会背景不同，但是共同的历史遭遇使其具有抛弃旧有社会制度的共同理想。[65]
意大利共和国外交条款的制定是抛弃旧有政权的最好反映。意大利《宪法》第11条就明确地否定了“以战争方法奴役他国和解决争端”。《宪法》第11条同样承认“在国际平等基础上，意大利要限制自身的主权活动范围，以保证承担和平和公义世界秩序之必需”。
将和平原则写入意大利《宪法》有三点理由：由于意大利已不再是一个军事政权，因此应该放弃帝国主义外交政策[66]。其次，以唐·路易吉·斯特佐（Don Luigi Sterzo）为代表的道德主义者来说，战争乃是“不道德、非法和应该禁止的”[67]。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的政治秩序已经确立要建设一个“在国际领域中，提倡自由、平等和尊重个人”的国际秩序。[68]卡塞斯（Cassese）以比较法的方法在最后一种理由中追溯了意大利立宪的经验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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